83年接到舉報一老人總在晚上燒東西，公安調取檔案下令：立即抓捕

“1月23日凌晨兩點，這老頭又蹲在墻角點火。”監視小組的記錄員低聲向值班隊長匯報。時間是1983年，一場圍繞“李家琪”三個字的拉網收捕正在悄悄推進。

街坊們記得，這位拄拐的李老先生笑容和藹，遇見誰都先開口問好，還常常把自家那臺罕見的彩電擺到窗邊，邀請孩子們來“開開眼界”。看似普通的善舉，卻暗暗給他贏得了一層保護色——誰能想到，一個喜歡給鄰里送點點心的大爺，竟在深夜燒毀膠片與密碼紙？

事情的轉折始于1980年春節前后。大耳胡同36號的住戶寫了一封署名“鄰里”的舉報信，投往分局。信里提到：李家琪白天無固定工作，卻能出手闊綽；夜半燒紙燒物已成習慣；偶有口音明顯的外地人登門，逗留不足十分鐘即離去。最扎眼的一句是：“他燒的不是普通廢紙，有時能聞到膠卷糊味。”公安立即將此信歸入情報處涉外間諜線索檔案，編號“J83－07”。

檔案調取程序一啟動，辦案人員的眉頭就鎖住了。李家琪，男，一九二四年生，國民黨軍統舊編制人員。1947年潛入晉察冀邊區刺探情報被獲，1950年經人民法院判刑15年。1965年改判無期，1975年依據戰犯改造政策留場就業。1979年以“腿疾復診”為由返京。舊檔案攤開，簡歷幾乎是完整的諜報教程。分局不敢懈怠，報告很快直達市局，批示只五個字：立刻偵控。

偵控第一步是“摸底”。李家琪實際落腳在五叔家，擠一間不大的北屋。腿腳不便卻天天出門，其行蹤路線十分固定：上午兜到東交民巷政府大樓周邊，午后改道到西直門幾所涉軍單位外的公交站，“散步”一圈后才搖回胡同。特工們都清楚，固定路線往往意味著有人等著收貨或遞貨。

第二步是“切口”。切口來自他的繼女仇云妹。1970年代末，仇云妹從兵團回京，被分到中國農業銀行監察司。她負責文件收發、機密封存，正是情報人員最渴望結識的“黃金鑰匙”。李家琪與仇母相識不足半年便閃電結婚，接著就對這位繼女噓寒問暖：送藥、買衣、添家電，甚至把香港商場里挑好的英語磁帶托人帶回北京。鄰里以為這是稀罕的好繼父，公安則看得汗毛發直：這是老牌諜報員最常用的“人情飼料”。

1981年，第一份絕密試探性流出。中央特赦戰犯政策文件被拍成微縮膠片，通過一位代號“相材”的交通員帶往香港。交通員回港時捎來一封肉眼幾乎看不見字跡的密信——需用藥水顯影——上面寫明獎勵五千港幣。李家琪把錢送進繼女手中，口風很緊：“單位獎金，多攢著，買套房給你媽養老?！痹诔鹪泼眯睦?，這位繼父已和親生無異；在情報處的監控材料里，卻記下了“親情利用已經完成”。

1982年盛夏，突破口終于出現。仇云妹經手《中央絕密文件匯編》，李家琪再三暗示“拿回來幫我長見識”。她深夜夾帶帶出，一進家門就交在他手里。李家琪立刻關窗、拆下臺燈燈罩當臨時光源，用135相機逐頁拍攝，拍好后把膠卷塞進茶葉筒——那是他與敵臺約定的信號容器。論謹慎，他挑的茶葉味道都相同，只換標簽，為的就是萬一盤查能以“自己信奉喝同一款茶”為由蒙混。

然而再老練的特務也難躲全天候布控。1982年國慶前，交通員“相材”準備離境，被機場檢查扣下。他攜帶的膠卷直接暴露了李家琪的代號、密碼本、資金往來。線已斷，敵臺還沒來得及補位，市局決定提速收網。

1983年1月，香港方面換了女性交通員——蔡蘋——乘機來京。她的出現立刻進入公安的監控鏡頭。雙方接頭的當晚，偵控組確認地點、人物、錄像齊全。蔡蘋走后，李家琪把敵臺任命書燒成灰，又清點了新到手的五千元港幣和一摞人民幣，隨手記進小本。更具反諷意味的是，他在筆記上用毛筆工整寫下“北平站站長 承蒙厚愛”。

不到五日，蔡蘋在返程路上被控制。訊問剛開始，她還以為“只是違反出入境管理”，當審訊員攤開那卷暗格膠片，她整個人癱坐在椅子上，配合度瞬間滿格。根據蔡蘋口供，抓捕時間定在1月29日晚八點。行動隊蹲守在胡同口，燈還未亮，李家琪獨自拄拐回來，看到兩名民警迎面而立，他微怔一秒便明白一切，脫口而出：“文件在柜子里，鑰匙也在身上?！?/p>

審訊歷時三晝夜，李家琪交代：1979年至1983年間，通過繼女獲取82份絕密、55份機密文件，總字數逾二十萬，照片底片近百格。他對筆錄很少辯解，倒是反復強調一句：“做這一行，手段都得狠，不帶感情。”說這話時，他神情淡漠，仿佛談論旁人。

案發后，仇云妹因泄密被判刑；李家琪則以間諜罪、反革命罪并罰，被判無期徒刑。兩年后，依法減為二十年。至此，敵臺多次發出的無線電呼號再也無人應答，北京電波監測站在記錄本上畫了終止符號——一條沉默的橫線。

有意思的是，抓捕結束后，大耳胡同的街坊才恍然意識到，那臺常年播放《紅樓夢》的彩電其實是間諜經費里價值最小的一件物品。同在一條巷子里，白天的熱情寒暄，夜里的暗火膠片，只隔一堵薄墻。歷史有時就如此冰冷，刺骨卻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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