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的“質子”外交，中泰關系邦交正常化的艱難20年！

我國古代常與中國保持朝貢體系下的友好交流，歷代統治者多通過遣使納貢等方式維系邦誼。泰國總理顧問乃汕·帕塔諾泰曾如是說

1955年萬隆會議后，泰國對新中國的看法大為改觀，開始考慮與新中國建交。然而，其與新中國的接觸遭到美國阻撓。泰國既不敢得罪美國，又不愿與中國關系惡化。時任總理鑾披汶的首席顧問乃汕·帕塔諾泰絞盡腦汁，從歷史交往中覓得靈感，古代中原王朝強盛時，暹羅常以遣使通好彰顯友好。他遂提議將子女送往中國學習，作為中泰建交前的溝通橋梁。

作出這一決定時，無論乃汕還是其子女，都以為僅是臨時舉措，未料中泰建交之路竟長達二十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泰國政府對其持敵視態度。一方面受美西方輿論影響，對共產主義中國存在極大誤解；更關鍵的是出于自身考量，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因戰亂衰弱，大量民眾迫于生計下南洋，泰國承接眾多華人移民。這些移民形成的勢力令泰國政府不安，尤其在20世紀初民族主義浪潮中，部分新移民拒絕泰國同化政策，轉而尋求中國保護。泰國政府擔憂建交后華人群體獲國家支持將影響政權穩定，故對建交心存抵觸。

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自1928年起便與暹羅商談建交，但屢遭失敗。二戰期間，泰國為避戰火與日本結盟；戰后擔心被視為戰敗國受制裁，急于擴大國際影響，于1946年與國民黨政權達成友好協定。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對泰國華人影響力大減，泰國順勢維持與國民黨的關系，既防范華人受新中國影響，又以拒不承認新中國迎合美國反共需求，換取其保護與支援。

但泰國政府深知無法永遠與中國這一鄰邦隔絕交往，因此一直暗中搜集資料了解新中國。當時泰國媒體多受美西方控制，充斥對新中國的污蔑之詞，加劇了泰方的顧慮。直至日內瓦會議期間，乃汕從當地報紙上看到我們總理的照片，見其溫文儒雅，與美國宣傳的殘暴形象截然不同，才意識到西方宣傳不可信。

得知萬隆會議邀請新中國參會后，乃汕極力推動泰國政府以旁聽身份參會打探情況。鑾披汶總理采納建議，派外長旺懷親王前往印尼旁聽。我們總理得知后，立即安排晚宴宴請旺懷親王，闡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旺懷親王本就折服于我們總理在萬隆會議的卓越表現，聽后更認定新中國值得接觸。回國后，他向鑾披汶匯報見聞，加之乃汕力促，鑾披汶同意秘密接觸中國，交由乃汕全權負責。

乃汕很快通過緬甸與新中國建立聯系，中泰非官方往來日益頻繁，卻引起美國警惕。當時西方陣營在朝鮮戰爭、法越戰爭中接連失利，將中國視為主要遏制目標，立刻大力阻撓中泰交往，幾乎堵死所有政治溝通渠道。

眼見正常渠道中斷，乃汕提議借鑒古代暹羅與中國的友好交往傳統，派子女赴華學習以表誠意。鑾披汶曾考慮派自己的子女，但因子女年齡偏大，最終決定以政府名義派乃汕的次子萬懷、女兒西琳赴華。1956年8月，兄妹倆經緬甸抵達中國。中方起初對這種類似“質子”的做法深感意外，我們總理曾回信表示不妥，但在乃汕多次懇請下最終同意接納。兄妹倆獲中國名字“常懷”“常媛”，由中聯部副部長廖承志負責照料，何香凝女士為其取名，我們總理也對他們關懷備至。

此后，泰國多次借探望兄妹之名與中國開展政府間交流，中泰關系穩步發展。但這引發美國不滿。1957年，泰國國防部長沙立·他那叻發動政變推翻鑾披汶政府，乃汕以親共親華罪名被捕。消息傳至中國，常懷、常媛惶惶不安，我們總理明確表示將繼續照顧他們，視如己出，由廖承志一家照料其生活與學習。

軍政府上臺后，泰國親華力量受挫，中泰關系陷入低谷。直至1969年美國提出關島主義顯露撤軍意向，泰國才重新考慮對華關系。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后，中國借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之機向泰國示好，邀請其參賽。泰國迅速響應，派財政經濟工業署副主任巴實·甘乍那越以代表團顧問身份赴京磋商建交事宜。

因中泰無直接聯絡渠道，泰國通過駐英使館轉達意愿，中方不到24小時便回復歡迎，并補送邀請函。代表團抵華后，我們總理連夜接見。常媛以唯一譯員身份參與交流，此次接觸十分順利。此后三年，泰國外交部門數十次往返中泰，說服軍方與安全部門同意建交，敲定各項細節。

1975年7月1日，我們總理與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在北京正式簽署《中泰建交聯合公報》，開創兩國邦交新紀元。從1955年萬隆會議初次接觸到1975年正式建交，中泰兩國歷經二十載波折，終實現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