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治安管理處罰法，將封存吸毒記錄，嫖娼記錄，是好事嗎？

一、政策善意：為 “改過者” 松綁的制度價值

破解 “終身污名化” 困局

新法第 136 條確立的全面封存原則（涵蓋吸毒、嫖娼等治安違法記錄），直指過往 “一次違法、終身受限” 的弊端。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2023 年全國年均查處治安案件 807 萬件，大量當事人因輕微違法在考研、求職中被 “一票否決”。封存制度通過限制常規背景調查的查詢權限，為其清除就業、升學障礙 —— 正如姜楨祥律師所言，這能避免輕微違法者因社會排斥滑向犯罪深淵。

彰顯法治精準溫度

該制度契合行政法 “比例原則”：治安違法的社會危害性低于犯罪，永久公開記錄的懲罰強度與過錯程度失衡。例如，因一時沖動嫖娼被處罰者，若終身背負記錄，可能喪失正常職業發展機會。封存并非 “銷賬”，而是在懲戒后給予 “信用修復” 空間，體現 “懲戒與教育結合” 的法治精神。

二、公眾顧慮：安全底線與執行漏洞的擔憂

公共安全的隱性風險

公眾對吸毒記錄封存的焦慮具有現實根基：吸毒行為存在復發性，且藝人等公眾人物若借機復出，可能傳遞 “吸毒無害” 的錯誤信號。盡管新法明確 “國家機關辦案可查詢”，但普通用人單位（如網約車平臺）無法獲知員工吸毒史，是否會埋下安全隱患仍存爭議。

特殊群體的監管空白

“吸毒藝人變相復出” 的討論最具代表性。雖有《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等特殊法構筑防線（如 1 年至永久從業限制），且文旅部門可依法查詢封存記錄，但實踐中資本運作、直播洗白等規避監管的手段屢見不鮮。若缺乏全國性涉毒藝人名錄及全鏈條問責機制，制度善意可能淪為 “特權后門”。

三、平衡之道：在 “救贖” 與 “底線” 間架起橋梁

明確邊界：封存≠豁免

需厘清三個關鍵認知：① 封存≠銷毀，記錄仍留存于公安系統，再犯將從重處罰；② 敏感崗位仍有限制，公務員、軍警等政審可查詢；③ 特殊法優先適用，涉毒藝人能否復出取決于廣電部門規定，與治安記錄封存無關。這三重邊界既保障了個人權利，又守住了公共安全底線。

堵上執行環節漏洞

化解焦慮的核心在細化操作細則：一是嚴格限定 “國家規定的查詢單位” 范圍，將其鎖定為司法機關、紀律檢查機關等法定機構，防止企業濫用查詢權；二是建立跨部門信息共享平臺，如全國涉毒藝人名錄，實現文旅、廣電、平臺的聯動監管；三是強化問責 —— 對違規邀請劣跡藝人的機構實施全鏈條處罰，激活公眾監督機制。

四、結論：好事能否辦好，關鍵在 “精準落地”

從立法價值看，記錄封存制度是法治進步的體現：它避免了社會將數百萬輕微違法者推向邊緣，通過 “去標簽化” 促進社會融合。但公眾的擔憂提示我們：制度善意需以剛性執行護航。只要能嚴格落實 “查詢例外條款”、筑牢行業監管防線、堵住資本尋租漏洞，這項制度就能在 “給悔改者機會” 與 “守社會底線” 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既包容又安全的善治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