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近代中國風云錄：文物西遷、顧維鈞駐美、上海大光明戲院

從1924年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莊嚴隊列，到1937年南京文物西遷的泥濘征途；從1935年上海靜安寺路的摩登街景，到1948年淮海戰役中士兵與小貓的短暫溫存；從張學良幽居歲月里的簡易圣誕樹，到孫中山與總統府衛隊的重整旗鼓合影，一組近代老照片串聯起中國從革命興起、戰亂頻仍到社會百態的多元圖景。

1946年，南京國統區，蔣介石身著軍裝站在車內，姿態正式地進行校閱復員的青年軍；車旁及道路一側，大批青年軍身著統一制服、列隊整齊站立。

蔣介石此次校閱，既是對青年軍 “抗戰貢獻” 的儀式性肯定，也暗含國民黨對這一 “知識青年兵員群體” 的掌控意圖（后續部分復員青年軍人員被納入國民黨內戰體系）。

這張照片記錄的是1937年南京珍貴文物西遷的真實場景，當年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相繼爆發后，南京岌岌可危，國民政府批準將存于南京的珍貴文物（主要是此前從北平南遷的故宮文物）分多批、多路線西遷避險。

畫面里的卡車正運送第三批文物木箱，郊外茅草屋、農田與水塘構成了簡陋的運輸現場，卡車停在泥濘的土坡旁，周圍聚集著護送人員與當地民眾，有人正協助搬運木箱。

這是一張記錄近代中國軍隊集結，畫面中是成百上千名身著統一軍裝、頭戴圓形鋼盔的士兵，他們整齊列隊，軍裝樣式簡潔樸素，肩頭背著行囊，神態嚴肅而專注，呈現出規模化軍事隊伍的紀律感，可能是在集結、訓練或開赴前線的場合。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名稱為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莊嚴時刻。中央人物為孫中山先生（蓄須、白西裝）及其他國民黨要員和蘇聯顧問（如鮑羅丁），這群身著白色西裝或軍裝的要員走在鋪設道路上，后面為裝飾有花環和旗幟的拱門，上書“陸軍軍官學校”。

這張照片是張學良幽居五峰清泉故居時，木質地板上落著門窗投下的細碎光影，房間陳設簡單——一側擺著鋪了素色床品的床，另一側的門框旁，一棵裝扮著鈴鐺、星星裝飾的圣誕樹立在木桶里，不算華麗卻透著淡淡的節日暖意。

張學良盤腿坐在圣誕樹旁的地板上，穿著寬松的休閑衣物，雙手輕搭在膝頭，神情平靜卻難掩幽居歲月里的淡淡悵惘。冷清的故居、簡易的節日裝飾，與他沉靜的姿態交織在一起，襯出軟禁生活里難得的生活氣息，也藏著亂世中被囿于一方天地的無奈。

1948年—1949的淮海戰役期間正值寒冬，國民黨軍前線士兵多為征召入伍的普通民眾，長期處于緊張的作戰狀態，精神高度緊繃，而與小貓逗玩的瞬間，是戰爭間隙極為罕見的放松時刻。

小貓可能是戰場附近村落遺留的家貓，或士兵偶然救助的流浪貓，在缺乏娛樂、充斥死亡的戰場上，小動物成為士兵情感寄托的稀缺載體。

1935年的上海靜安寺路街頭，大光明戲院的立面正漾著彼時遠東都市的摩登氣息。作為當時上海頂級的西式影院，它以裝飾藝術風格的利落線條勾勒出現代感——大面積玻璃幕墻搭配豎向構件，在街景里格外醒目。

戲院立面的核心區域，被《放蕩的女皇》的巨幅海報鋪滿：瑪連黛德麗的華麗造型對稱鋪展兩側，夸張的復古頭飾襯著她的側顏，中間豎排的“DIETRIC”字樣與下方重復的“The SCARLET EMPRESS”片名，將這位好萊塢巨星的氣場拉滿，影像里仍能透出海報的視覺沖擊力。

戲院門口的人行道上聚著不少行人，長衫與西裝錯落交織，有人駐足望向海報，有人往入口走去；街道上電車軌道隱約可見，早期汽車與自行車在路面穿梭，路邊的路燈與相鄰建筑的招牌，裹著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繁華煙火氣。

1915年，北洋政府面臨復雜的國際環境（如日本加緊對華侵略、列強在華利益博弈），急需具備國際法素養與國際視野的外交人才。

顧維鈞此前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與外交秘書，因精通外語、熟悉西方外交規則，成為北洋政府倚重的外交骨干，此次出任駐美兼駐古巴全權公使，核心任務是鞏固中、美、古三國關系，爭取美國對民國政府的承認與支持，同時應對列強在華權益糾紛。

這是中國近代首次在古巴設立全權公使級外交代表，反映了當時中國與拉美國家外交聯系的拓展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已有大量華人赴古巴謀生，顧維鈞的任職也包含保護旅古華僑權益、促進中古經貿往來的職責，是近代中國 “走向世界” 外交的重要嘗試。

這張拍攝于1923年12月廣州的合影，孫中山先生與夫人宋慶齡端坐畫面中央，周圍環繞著數十名身著制式軍裝的總統府衛隊官兵，前排就坐的葉挺、薛岳、張發奎等將領，更是后來中國軍事史上的重要人物。

畫面中，孫中山身著深色中山裝，神情莊重；宋慶齡身著傳統旗袍，姿態優雅，二人端坐于藤椅之上，成為整幅照片的視覺核心。他們身后和周圍，是整齊列隊的總統府衛隊官兵——士兵們身著統一的軍裝，頭戴制式軍帽，眼神堅毅，盡顯軍人的紀律與風貌。

這張照片的背景，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對抗陳炯明叛亂的關鍵時期。總統府衛隊官兵在平叛中立下功勛，此次合影既是對他們功績的表彰，也是孫中山領導下的革命力量在挫折后重整旗鼓的見證。

1948年，南京，中央的男子是案犯應金男，身形略顯蜷縮，神態透出頹喪與局促；兩側是兩名身著制服的執法人員，以扶握手臂的方式控制著他，應金男因在婚姻問題上與自己老爸意見有分歧，為了一個女人不惜將屠刀伸向了養育自己的老父親。最終經過法院審判，應金男以逆倫弒父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1943到1944年，成都，軍校士兵頭戴鋼盔，在開闊場地整齊列隊，這是當年德國協助仿制，曾是抗戰初期部隊的標配，可1938年中德合作因日本施壓中斷時，這些鋼盔已成了前線部隊的“家底”。哪怕此時中國已與美國結盟，遠渡重洋的美援裝備卻難以及時鋪滿每一支隊伍，加上戰時國防工業的窘迫，存量的鋼盔只能繼續頂在士兵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