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困惑：蘇聯解體僅30年，中國為何開始挑戰其地位

1991年圣誕夜，克里姆林宮的紅旗降下，華盛頓方面的政要舉杯慶祝，老布什在日記中書寫共產主義幽靈被埋葬，他們認為中國會是第二個蘇聯，畢竟中國也是舉紅旗的國家，似乎該隨柏林墻廢墟倒下。但是沒過三十年，白宮戰略報告里中國成為了唯一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對手，美國人疑惑同樣是紅旗卻飄出不一樣的命運

話說回來，誤判似為美國之老傳統。冷戰剛結束的時候，尼克松的《1999：不戰而勝》與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宣稱社會主義必將徹底失敗，福山還起勁地高呼“歷史終結”，言人類文明僅余西方自由民主一條路，但是他們未料及，歷史的編劇不愛提前透露，中國人便自行摸索著過河，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

倒覺得中美反差隱匿于細節之中，1992年深圳蛇口工業區拆除“時間就是金錢”標語牌的時候，美國正忙于運用北約東擴來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待華盛頓回過神來，中國借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積攢下家底，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500億美元急劇增長至2017年的12萬億美元，成為世界工廠，美國人疑惑自己推行“休克療法”致使俄羅斯元氣大傷，中國開展改革緣何能夠脫胎換骨。

或許答案存在于老北京胡同的菜市場里。2001年中美入世談判的時候，龍永圖曾講過一句實在的話語：農民售賣蔥需要繳納攤位費用，國家發展則需要繳納全球化學費。中國就老老實實地充當了十幾年“學徒”，用8億件襯衫去換取一架波音飛機，與此同時暗自將高鐵修筑至拉薩、把5G基站鋪設到漠河。而美國人沉溺于“反恐戰爭”，耗費5萬億美元的軍費，最終在阿富汗山溝里被拖得疲憊不堪。這邊在進行短板的補足，那邊在啃食老本

最讓美國感到發愁的，或許是中國并不按照以往的模式來行事。蘇聯那個時候進行軍備競賽，美國依靠“星球大戰”計劃就將其拖垮了；日本經濟發展起來，一紙《廣場協議》就遏制住它的發展勢頭。那中國？你發起貿易戰，它運用“一帶一路”開啟新的局面；你進行技術封鎖，它自己研制出北斗導航和空間站。2017年特朗普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里氣急敗壞地將中國確定為“頭號戰略對手”，反倒像是姍姍來遲的承認——當年被愛答不理的窮學生，如今竟然成為了擂臺上能夠與之掰手腕的對手。

話雖如此，中國這種打法是有歷史緣由的。中央財經大學的鄒東濤總結“中國模式”具有五大支柱，從毛澤東思想到和諧社會理論，本質是一種雜交體系，如同陜西農民種植雜交水稻一般，將蘇聯計劃經濟、美國市場經濟、自身傳統文化等相互摻和在一起，所長出的稻穗比親本還要茁壯。里根的經濟顧問拉特里奇曾嘲諷中國是“披著馬克思外衣的凱恩斯主義者”，但是當看到貴州大山修建起高速公路、海南自貿區開始運營時，他的后繼者們只能無奈干笑了。

美國人不太能夠接受自己的劇本被修改。二戰之后他們篤信“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連戈爾巴喬夫都受到這一影響，結果蘇聯解體的時候盧布貶值幾千倍。但是中國偏偏不順著這樣的情況來——你要進行民主輸出？那我就開展“精準扶貧”，十年內讓七億人實現脫貧；你想要進行顏色革命？那我運用淘寶京東將消費主義向各個地方滲透。最為諷刺的是，美國在國會山暴亂中出現分裂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超過九千五百萬，比德國的總人口數量還要多。

北京的底氣并非僅僅源自自身。2018年中美貿易戰起始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核算，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連續多年超過30%，與美日歐總和相近。東南亞的工廠主、非洲的礦老板、歐洲的奢侈品商，早已與中國形成利益共同體。美國試圖拉“民主同盟”來圍堵中國，但是德國總理率領商團訪問中國，嘴上宣稱“人權”，手中簽署的卻是新能源汽車的大額訂單。

從這來看，美國的自我懷疑致使中國產生了威脅感。冷戰結束至今已有三十年，美國更換了七任總統，從從中東撤軍到國會山騷亂，其戰略焦慮始終處于累積狀態；中國僅僅經歷了兩次權力交接，但是在五代戰機以及量子計算方面卻常常取得突破。拜登所說的“極端競爭”，似乎承認了游戲規則發生了變化——并非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喊話，而是在基建速度、供應鏈韌性以及科技創新方面的硬性對拼。

或許美國搞不清楚其霸權邏輯已經不再有效，他們用古羅馬征伐的那套方式來看待世界，而中國，運用大禹治水的智慧來進行發展，不爭奪任何一城一地，只期望江河能夠太平罷了

去年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報告中引用了中國一句古話“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但是寫報告的人或許沒有理解，這句話的關鍵在于“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從未想要成為第二個蘇聯，它要成為第一個屬于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