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北京城因為“非典”陷入緊張,許多人第一次聽到“吹哨人”一詞。可在河南周口,王淑平早在十年前就吹響過另一記尖銳的哨音,只是那時大部分人沒來得及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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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盛夏,周口防疫站的走廊悶得像蒸籠。王淑平剛把最后一份血液樣本送進冷藏柜,一名衣衫凌亂的男子推門闖進。他連句客套都省,“抽血,快!”沙啞聲里滿是急躁。王淑平注意到對方手臂布滿針孔,顏色深淺交錯,幾乎成了疙瘩。那一瞬,她腦子里閃過課本里關于血源性疾病的描述,汗意從背脊滑落。
體檢流程剛說兩句就被男人打斷:“給多少錢?”得知國家標準只有三十元,他發出不屑冷笑,抱怨私人血站能多出一倍。短暫僵持后對方匆匆離去,走廊只剩消毒水味。王淑平站在原地,心底隱隱發涼:一個頻繁賣血的人若真患上傳染病,后果難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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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她沒回家。燈關上又亮起,四百份近期血袋被重新編號,依次擺在顯微鏡旁。夜里悶熱,藥水味刺鼻,她不敢有一刻分神。天色發白時,數字定格在六十二——陽性。十五個百分點的感染率意味著危險已經潛入病房、產房,藏在每一支輸液管里。
報告送上去第三天,站長丟下一句“別聲張”,就把卷宗壓進抽屜。理由簡單:血源緊張,農村富余勞力多,風險“可控”。這番托詞在王淑平耳里像鈍刀子。她嘗試再溝通,被一句“沒證據別亂說”擋回。那天午后,走廊外的槐樹蟬聲刺耳,她突然意識到:要把哨聲吹得更響,勢必要離開周口。
1995年初春,她帶著六十二份血樣北上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檢測費七百元一份,合計四萬多。這個數字足以拖垮一位縣級醫生。王淑平咬牙挑了部分血袋先測,積蓄一下見底。恰在此時,傳染病學家曾毅路過實驗室。王淑平上前,幾乎是用連珠炮把情況講完。曾毅只回了四個字:“馬上復檢。”
深夜的實驗臺燈光慘白,十三份樣本再次呈現陽性。電話撥向衛生部,緊急指令下達:赴河南周口封停全部私人血站,并對獻血者展開流調。消息傳回周口,有人憤怒,有人恐慌。王淑平回到單位,卻發現辦公桌被挪進儲物間,門口貼著“外來人員禁入”。同事的眼神里,多了戒備。
一場更隱蔽的寒流隨之而來。醫務系統內部有人指責她“抹黑形象”,地方甚至傳出要“讓她好看”的風聲。丈夫受不了流言,遞上離婚協議。有朋友勸她放手:“圖啥?”王淑平只是搖頭。她記得那些排隊獻血的農民,也記得產房里剛出生的嬰兒。這些面孔讓退路變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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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被波及的不僅是她。周口一位民辦教師因透露艾滋感染情況被收走辦學執照;湖南老中醫曾澤勛聽聞后,獨自坐火車到河南鄉村免費診治。零散的微光彼此呼應,慢慢拼出一條阻斷血液傳播鏈的防線。
官方調查持續數月,非法血站被關停,成千上萬的獻血者接受篩查。河南“血禍”轟動全國,更促成了1998年《獻血法》的細則完善。從公共衛生角度看,這場風波使血液管理進入強監管時代;從個人命運看,王淑平的職業生涯卻戛然而止。1996年底,她被以“擅自泄密、造成不良影響”開除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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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編制,她轉去民營醫院,再后來離開國內。2010年,王淑平抵達美國繼續攻讀流行病學。白天做實驗,晚上翻閱資料,她堅持記錄河南病例追蹤數據。同行問她為何執著,她淡淡一句:“不能讓統計表上只剩數字。”
2019年7月,王淑平因心臟病突發在紐約去世,未滿六十歲。噩耗傳回國內,朋友圈里第一次大規模出現“吹哨人”一詞。一些當年獲救的患者在網絡留言,字數不多,卻沉甸甸——“要不是她,我早就不在了。”“孩子能健康上學,全靠當年的篩查。”這些聲音無法用獎章衡量,卻昭示著另一種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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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公共衛生史,法律與制度常因個體吶喊而改變。王淑平被迫脫下白大褂,卻拉響了一記足以改變政策的警報。她沒能等到道歉,也沒能見證全部受益人康復,但那道哨聲仍在后輩的醫護耳邊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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