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冬,莫斯科河面結了厚冰。陳云訪蘇期間擠出半天時間,繞過一排排紅磚建筑,來到列寧山腳下的使館宿舍探望張聞天夫婦。火爐里劈啪作響,陳云端著熱茶脫口而出一句輕松話:“老張,氣溫低也擋不住你的腦子發熱。”張聞天笑了笑,順勢把長桌上的經濟計劃草稿推到對方面前。兩人一坐就是三個小時,從列寧格勒紡織機組談到沈陽重型裝備,誰也沒察覺窗外天色已暗。那場對話,埋下日后互相信任的種子,也讓陳云在許多年后堅持要參加友人的告別儀式。
時間拉到1976年7月1日。蘇州河畔的鐘聲剛過晨七點,無錫湯巷45號內氣氛凝滯。張聞天緩慢吸了一口氣,示意工作人員把收音機調小些音量。他聽完新聞,只淡淡一句:“黨的生日到了。”當天下午,心臟的劇痛突然襲來,藥片還未入口,呼吸已急促到難以維系。晚飯未上桌,這位在黨內昵稱“洛甫”的老同志停止了心跳,享年七十六歲。陪伴左右的妻子劉英忍住哭聲,先做的動作不是尋找手帕,而是掏出枕邊一疊紙:那是夫妻倆兩個月前共同簽名的約定——“身后全部存款,上交黨費”。
遺體火化后,劉英隨即把四萬元轉交江蘇省委組織部。當時她只說了一句話:“這是老張的心愿,數字不能差一分。”江蘇方面提議“至少保留存折影印件”,劉英搖頭拒絕。老一輩的行事風格,就是這么干脆。
1979年初夏,正當北京紫槐飄香之際,中央辦公廳電話打到劉英住處,通知決定為張聞天舉行正式追悼會。電話里只說一句“請家屬準備”,語氣鄭重。劉英掛下聽筒,臉上浮起罕見的欣慰——她明白,這意味著組織上為丈夫的歷史貢獻作出了明確評價。
追悼會籌備組隨即成立,流程很快卡在一個關鍵環節:誰來致悼詞?根據慣例,悼詞由主持人或與逝者關系最密切的領導發表。幾位工作人員征求劉英意見,她沉思片刻提出:“陳云同志和老張交情深,何不請陳云來念?”建議一出立刻獲普遍認同。消息很快通過電話傳到杭州療養的陳云耳中,他先是愣了一下,隨即擺手對身邊秘書說:“不,我主持就足夠。悼詞應由小平同志念,規格更高,也合適。”短短一句,把個人情誼讓位于黨內禮序。
陳云的想法并非客氣。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再次承擔中央工作,主持日常事務。由他致悼詞,既彰顯對張聞天的充分肯定,也能釋放體制內團結信號。籌備組將意見上報,鄧小平聽完只說兩個字:“可以。”隨即請秘書安排文稿起草。
8月25日上午十時許,人民大會堂北門前,深色轎車接連停靠。來自海內外的花圈在臺階下排成兩列,松柏之間若隱若現的挽聯寫著“革命一生”和“忠誠永存”。陳云步履穩健地走進大廳,先與劉英握手致意,輕聲調侃:“黑發依舊,可見心態好。”劉英強忍情緒,只用力點頭。隨后鄧小平到來,他的四川口音里帶著動情:“好多年沒聚了。”短短一句,把過去二十多年風風雨雨濃縮在一個眼神里。
追悼會正式開始。全場肅立,哀樂低回。陳云主持,他的語速不快,卻句句有力,先用兩分鐘概述張聞天從上海求學到瑞金中央蘇區的歷程,再提遼東省委、東北財經委以及駐蘇聯代表團的工作片段。主持詞結束,燈光聚焦講臺中央。鄧小平走上前,翻開早已準備好的稿紙。悼詞共兩千余字,重點落在三個評價:“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戰士”“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領導干部”。臺下很多與會者是同時代的老同志,聽到“修正錯誤”一語,目光不約而同移向靈前遺像。這份直白評價,既是對張聞天歷史遭遇的回應,也折射出新的政治氣象。
儀式結束,劉英遵照舊例向在場領導致謝。她的目光集中在兩位摯友身上,輕聲說:“老張生前最放心不下的是國家經濟,他常說大方向得靠你們掌舵。”鄧小平拍了拍她的肩膀:“放心,我們都會記得他的意見。”陳云在旁補充一句:“他寫給我的那些筆記,我一直留著。”
追悼會后,中央批準編輯《張聞天選集》,同時同意將部分未公開文稿編入《黨的歷史參考資料》。編輯組成員檢索各大檔案館,意外找到張聞天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課堂筆記,上面用俄文批注“這一段可與中國農村情況對照”。研究者據此還原他在土地政策上的早期思考,為學界帶來不小的信息增量。
1981年6月29日,劉英把余下四萬余元存款全部捐至少年兒童福利基金會。有人不解:“您年紀大了,也該留點養老備份。”劉英擺擺手:“我月工資夠用,這筆錢放在賬戶里沒意義,讓孩子們讀書總比存息好。”當晚,南京路一間舊式招待所里,她在筆記本上寫下六個字:“替聞天再盡心。”那頁紙沒有公開,卻讓身邊護工紅了眼眶。
隨后的十余年,《張聞天選集》《張聞天文集》相繼出版。西柏坡紀念館、延安革命紀念館也增設了他的生平展柜。研究政治路線變動的學者評價:洛甫的貢獻不止于1935年遵義會議,更體現在他對經濟規律與政治決策結合的執念。若將其生命線與共和國經濟曲線疊合,幾乎每個拐點上都能見到他的身影,哪怕有時只是被束之高閣的文字。
1997年8月,《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出版。九十二歲的劉英在序言中寫下這樣一句:“半生同行,總把個人置于組織之后,這大概就是革命者的共同特征。”書籍上市那周,北京圖書大廈補貨三次仍供不應求,讀者人群里既有研究者,也有普通工人。有人在留言簿上寫:“經濟建設離不開真話,更離不開愿意說真話的人。”這句話,被劉英貼在書房門后,直到晚年視力衰退也未取下。
至此,張聞天與劉英的故事并未結束。陳云生前常對秘書說,洛甫去世后自己再打乒乓球時,總覺得對面缺了一個善接弧圈球的搭檔;鄧小平退休后回憶起1979年的大會堂,也曾向客人提到那場悼詞:“我只是把真話寫在紙上。”這些零散的談資與紀錄共同構成了一個細節豐富的側影:在重大歷史關口,個體選擇與黨內規矩交織,便塑造了最終的時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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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8月那天,北京天空并不陰沉。追悼會散場后,劉英站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向西一望,長安街車流不息。幾位工作人員喊她上車,她點了點頭,轉身之前輕聲自語:“他聽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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