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拋涉臺謬論 亞洲人民須警鐘長鳴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對華發出挑釁言論，暗示武力介入臺海問題并拒絕撤回。面對中方嚴正交涉及國內外反對聲浪，高市繼而辯稱，日本根據“舊金山和約”放棄了關于臺灣的全部權利，因而并無認定臺灣法律地位的立場。高市謬論嚴重背離一個中國原則，沖擊戰后秩序與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折射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加速抬頭之勢，為亞洲國家及整個國際社會敲響了警鐘。

高市謬論公然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挑戰戰后國際秩序。臺灣回歸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是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均明確規定臺灣歸還中國，其歷史和法理事實不容置疑。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宣告“恢復對臺灣行使主權”，并在臺北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由此從法律和事實上收復了臺灣。1971年聯大第2758號決議從法律上徹底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明確臺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沒有也絕不可能加入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在中國這一國際法主體沒有發生變化情況下的政權更替，中國的主權和固有領土疆域沒有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理所當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國的主權，其中包括對臺灣的主權。目前，全世界有181個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一個中國原則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高市挑動臺灣議題，刻意強調非法的“舊金山和約”，卻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避而不談，承襲了戰后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對國際秩序法律基礎的錯誤認知和對相關國際法文件的一貫“默殺”態度。

高市謬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背棄中日有關政治文件原則精神及其政治承諾。日本在臺灣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嚴重歷史罪責，甲午戰爭后強占臺灣并進行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瘋狂掠奪寶島礦產資源、民生物資，制造了臺灣歷史最黑暗的一頁。在戰后中日關系發展中，臺灣問題始終是一個敏感焦點議題，日方曾就此作出鄭重承諾。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承諾“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最高法律文件形式對聲明內容予以確認。1998年《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就臺灣問題作出進一步規范，對日臺關系的定位更加清晰，即僅限于“民間和地區性往來”，排除了日本適用國內法插手中國內政、升級日臺關系的法律空間。日方首次將“中國只有一個”條文化，“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臺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2007年12月28日，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就臺灣問題作出完整表態：日方不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獨”，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也不支持臺灣當局搞“入聯公投”。對照這些，清晰可見，高市謬論及相關辯解意在突破上述文件確立的法理底線，將既有承諾視同無物，不僅損害中日互信基礎，也嚴重違背“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基本原則。

高市謬論是極右翼思想及政治立場的集中爆發，向世人展示了日本軍國主義遺毒之深。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起于明治時期，興于戰前昭和，對內專制統治，對外侵略擴張。其本質是為實施侵略而瘋狂擴軍備戰，將國家置于軍事控制之下的黷武思想、政治體制與制度安排的集大成，核心特征是軍事至上與霸權主義，將強化軍力置于國家建設核心地位，將對外擴張視為實現國家目標的最高手段。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通過制度設計牢牢控制國家權力中樞，戰后日本通過民主化改革、解除舊軍部武裝，在制度層面實施了“去軍國主義化”。然而在冷戰背景下，軍國主義遺毒未能得到徹底根除。在美國的包庇縱容下，大批戰犯、褫奪公職人員重返政界，重掌權柄，推動修正主義歷史敘事，打破專守防衛原則，加快重新武裝步伐。戰后日本政治對于戰前的高度承接性，不僅阻礙了日本對侵略歷史的深刻反省，也為軍國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面目復活埋下了伏筆。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具有特殊冒險性，警示亞洲人民切勿“馬放南山”。日本戰后改革鏟除了軍國主義賴以生存的制度基礎，但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卻從未消失。對照戰前軍國主義的概念，一種新型軍國主義傾向的抬頭已足以令人睜大雙眼。它也許不再是赤裸裸的軍事侵略擴張，但國家主義、軍事至上、極端排外主義與傳統軍國主義的思想內核高度契合。在實際政策操作中，戰前軍國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戰略短視的機會主義，試圖通過軍事冒險打破國際秩序，最終將國家命運押注于戰爭豪賭。這些思想特征及風格特質，在高市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高市及其背后的極右翼保守勢力，一貫秉持錯誤二戰史觀、頑固參拜靖國神社、主張修改“和平憲法”、要為自衛隊“正名”、延攬軍方背景人員參與決策，已引發歷史修正主義、軍事擴張和挑釁中國核心利益等多重風險。隨著日本政治光譜整體右移，挑起國際爭端、人為制造“威脅”，再以此凝聚國內支持、最終增加個人支持率，成為近年來日本政客穩定執政基礎的操作邏輯與流量密碼。這種“劇場型表演政治”自小泉純一郎起發揚光大，而至高市尤其帶有危險性。與自民黨內“老錢”相比，高市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沒有黨內派系支撐、沒有美國人脈的加持，所以她就更需要直接訴諸民粹、迎合民粹。

近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援引《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警告日本若武力干涉臺海將構成侵略行為，中國有權直接采取軍事行動。對此，日方就該條款法律效力提出質疑。誠然，1995年聯大會議曾通過第50/52號決議，認為“敵國條款”已經“過時”。2005年聯合國峰會《成果文件》也重申了這一點。然而法律事實是，作為意愿表達和道義呼吁的聯大會議決議并不等同于修改《聯合國憲章》的剛性法律程序，該條款在法律上從未被廢除，至今仍是完全有效的國際法條款。更重要的是，回望1995年，冷戰剛剛結束，改革與合作成為時代主流、各國共同愿望，而該決議恰恰就是在日本發表“村山談話”、反省侵略歷史的背景下產生的。時移勢易，日本政界的重大變化理應引起亞洲人民以及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的警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抬頭，也許正在為激活沉睡中的“敵國條款”鋪平道路。

（本報特約評論員 楊伯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