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濤:“巧妙”衍生出莫名其妙——漢英對照揭出什么問題?

2025年1月1日微信公眾號“東方出版中心”發布了一段推介信息:“《中國文學史》是中西文化的擺渡人張隆溪教授的文學史力作。作者力圖結合文學歷史與文學欣賞，描繪中國文學的恢弘畫卷，通過國際化的視角，重新定位中國文化對人類的貢獻，張隆溪巧妙地把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翻譯為英語韻文，令讀者能夠同時欣賞中文原作和外語翻譯，兩得其美。 ”（題為《在閱讀中，找到不被定義的自己》的文章）。

得到“令讀者能夠同時欣賞中文原作和外語翻譯”這樣的好評，大家對張隆溪教授《中國文學史》(2024年) 的譯文自然特別關注。

張隆溪著、黃湄譯《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2024年)是黃湄據張隆溪教授的英文著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中譯而成。

“東方出版中心”所說的“翻譯為英語韻文”，似乎成了中譯本的賣點，因為張教授2023年的英文原著沒有做到文學作品的漢英對照，而2024年的中譯本卻做到了。

在另一篇書介文章中，也有“翻譯為英語韻文”這句話：“作者不但借助優美的文字和巧妙的構思，把中國文學的名篇佳作翻譯為英語韻文，……”(https://www.sohu.com/a/887255102_121123709)。

這是由出版社提供的推介文章。

此外，豆瓣網的評論也提到《中國文學史》(2024年)的中英對照，署名“南南的書齋”的評論者這樣說：“本書還有許多的中英對照，把中國文學的佳作翻譯為英語韻文，可以進行對照閱讀，感受不同語言的魅力?！保╤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279050/）。

有趣的是，豆瓣網這篇評介文所說的“翻譯為英語韻文”和出版者的評價完全一致，差別只是有無“張隆溪巧妙地把……”七字褒語。

以上提到的三篇評論短文，都只說《中國文學史》(2024年)一書中的“韻文”如何如何，說得好像張隆溪教授這本文學史除“韻文”外，其他文體作品的翻譯都不值一提。

看過上述推介話語，讀者心里生出一個疑問：張教授這部《中國文學史》，只重視“韻文”嗎？韻文以外，其他文體的翻譯，也一樣“巧妙”嗎？

張隆溪教授譯筆下的韻文，真的都是“巧妙”的譯文嗎？

從張隆溪教授所譯杜甫《春望》和《月夜》看，張教授“翻譯為英語韻文”的工作，成績有限，對此筆者己經發表過文章（參看洪濤《被質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一文，載搜狐網“古代小說網”2025年5月23日）。拙文指出，張譯文沒有重現杜甫原詩的押韻效果和格律特征。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巧妙地把……翻譯為英語韻文”這評語引起了筆者的注意。筆者愿意探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的實際情況。為免文章寫得凌空蹈虛，本文選擇以謝靈運（385-433）的詩篇為討論焦點。

工整的聯句(neat parallelism)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第五章有一節題為“Xie Lingyun, Bao Zhao, and Innovations in Poetry”(p.75)，將謝靈運、鮑照放在一起討論。

《謝靈運鮑照集》，鳳凰出版社2020年版。

張隆溪教授表彰與陶潛同時期的謝靈運，直指謝靈運詩藝不凡。

張教授這樣說:

The pursuit of something new in language, in poetic form and vocabulary was clearly manifested in his poems. The following are his most famous and much-admired lines, in which he described the almost imperceptible seasonal changes, the effect of revitalizing spring, with carefully crafted imagesin neat parallelism:

Budding warmth drives off the lingering cold,

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

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張教授為讀者講解：以上四行是謝靈運傳誦千古的名句，以精工對仗(in neat parallelism)的意象，捕捉冬春交替之際細微的季候變遷。

詩句來自謝靈運的《登池上樓》(見于張兆勇箋釋《謝靈運詩集箋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20)：

張兆勇《謝靈運詩集箋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登池上樓》全詩二十二句(四十四行)，張教授只摘譯了其中的兩聯。全詩如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

薄霄愧云浮，棲川怍淵沉。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祿反窮海，臥疴對空林。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嵚。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

持操豈獨古，無悶征在今。

張教授只摘譯全詩的四行，原因是什么？張教授沒有說明。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被張教授評為carefully crafted images in neat parallelism。為什么？

《謝靈運集校注》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聯句，出句和應句有三層精準對應：詞性工整相對、語義對舉（近義呼應）、動作（語態）對應。下面我們分析一下。

詞性對：上聯和下聯所用詞語的詞性相同，語法功能也相同。也就是說，兩句同為“主語 + 動詞 + 賓語”的 SVO 結構，而且各成份的字數相同，形成嚴格 syntactic parallelism, 這就是句式對應。

語義呼應：“初景”“新陽”同指“新春陽光”；“緒風”“故陰”指“殘馀寒風、舊冬陰寒”，形成同義反復，加強“新舊更替”主題。

動態對：“革”與“改”為同義動詞的對文（另外，“初”與“新”、“故”與“緒”皆為近義形容詞的對舉）。

接下來的一聯“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我們可以從詞性對、動態對、意象對等方面來分析：

“池塘”對“園柳”——名詞相對。

“生”對“變”——動詞相對。

“春草”對“鳴禽”——名詞相對(大自然生命)。

何來勝書“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詞性對：兩句的首尾，皆用名詞。這點不必多談。詩句首尾之間是單字動詞。動態對：聯句中的“生”“變”表示春天生命力之勃發、萌發。

意象對：春草、鳴禽，都是大自然中春天常見的生命體。十個字暗寫了色彩，又恍如傳達了聲音。

總之，詞性、色彩、動態、意象，四重平行，不呆板，而且把“春天幾乎不可察覺的轉換”精準捕捉。這可以說是carefully crafted images in neat parallelism。

接下來，我們細讀張隆溪教授的譯文，看看他怎樣呈現詩篇中的對仗。

《三謝詩》(藏俄羅斯國立圖書館)

“巧妙地把……翻譯為英語韻文”?

張隆溪教授翻譯“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譯文也是聯句嗎？我們先看看張譯文：

Budding warmth drives off the lingering cold,

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

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上引四行的首兩行：Budding warmth drives off the lingering cold, / 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 有沒有做到結構對稱？

《謝靈運詩傳》

談到對仗，句法結構是重心，然而，張譯文前后兩句的主干結構差異明顯：

第一句：主語（Budding warmth）+ 謂語（及物動詞短語drives off）+ 賓語（the lingering cold）。

第二句：主語（Old shadows）+ 謂語（不及物動詞disappear）+ 狀語（in the new spring）。

兩句的關鍵句構差異是：第一句有賓語（動作的承受者: cold），第二句無賓語；第一句動詞是“及物動詞”，第二句是 “不及物動詞（不帶賓語）”，因此，上下句法框架不統一，不符合“結構對稱（對仗）”的要求。 ——關鍵在于賓語：上句有賓語而下句沒有。

換言之，第一句和第二句，句式略有相似之處，但是，顯然前一行的名詞片語 (the lingering cold) 和后一行的prepositional phrase（介詞 + 名詞片語＝介詞片語in the new spring）句式上不相應。

因此，在句構形式上，張譯本是inadequate的，因為張譯文沒有做到重現neat parallelism。

再看另一聯“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張譯文：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上一行，動詞用現在時主動語態（come up），而第二行中的動詞是“進行體 / progressive aspect”（are singing）……。最大的問題在于：上句以地點狀語（adverbial of place）作結，而下句則無狀語。

Michael A. Fuller,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2018)

總之，謝靈運所處時代近體詩尚未完全定型，但對偶特征已成熟?！俺蹙案锞w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都是聯句，而張隆溪教授的譯文說不上是carefully crafted imagesin neat parallelism。

譯成了“韻文”，犧牲了什么？

上面我們看過譯文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筆者心中浮現一個問題：為什么張隆教授不將 In the garden 后置呢？如果這樣做，上句的 in the clear pond 和下句的in the garden 就對得上了（皆為地點狀語）。這是“地點對”。

我們可以查看其他學者怎樣做翻譯。

Michael Fuller 嘗試在翻譯文之中呈現“地點相對應”，他將反映原詩的“位置對應”都安排在譯文的句首:

The poolbank grows spring grasses.

The gardenwillow changes its singing birds. (p.159)

此外，譯文的兩個動詞grows、 changes也保持位置對應（Michael Fuller 的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Canon of Poetry. Brill, 2020, p.159)。

早在2014年，Shuen-fu Lin 和 ?Stephen Owen主編的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一書中，孫康宜將這聯句的語法成份（尤其是動詞）和對仗關系“呈現”得很清楚：

這里所謂“語法成份”是指地點名詞the pond; the garden、兩個主語grass 和 willows (參看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28 )。

大概因為孫康宜教授特別關注謝靈運原句中的動詞，所以，譯文所附方括號 [sheng] 和 [pien] 特別提醒重點所在。

張隆溪教授沒有選擇做到“位置對稱”或者“地點對”，原因可能是為了使譯文有“韻”。為什么這樣說？

原詩中，“陰”和“禽”押韻，如果譯文要保留押韻這個修辭特征，最好兩行的句尾要有語音呼應。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讓 singing 殿后，就能和上面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中的spring 押韻，所以，不能用in the garden來殿后。

情況若真如此，譯者實是落入“兩難”之局：如果要對仗，就沒有押韻；如果要押韻，卻要犧牲 parallelism。

要破這兩難之局，得別想他法或者使用其他詞語，否則，僅有眼前這些“語言資源”是很難做到兩全其美的。

張教授有沒有在這問題上（使用-ing 來押韻）猶豫過？

我們不便自行揣測——譯者的翻譯過程（process）一般而言只有譯者自己才知道。上面的分析，只是我們擬想的process-oriented 翻譯研究。我們按目前的譯文推測：所謂“英語韻文”可以怎樣生成。

Researching and Modell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Cambridge UP, 2025)

無論如何，張譯文之中的兩個動詞形態不同 (come up和 are singing 不成對)、地點名詞位置不對應（pond在句末; garden在句首）。這情況可能都是因為受制于“兩句譯文須有 -ing來押尾韻”。

更嚴重的問題是：are singing 和原詩中的“變”是兩回事。也就是說，譯文未得原義（“變”的原義）。同時，譯文破壞了原詩“生”和“變”的語義平行（semantic parallelism）。

近代學者指出，“園柳變鳴禽”的句序，涉及句式倒裝。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關于唐詩中的動詞和動態意象的使用，高友工、梅祖麟《唐詩的句法、用字和意象》一文有討論，其中也談到句式倒裝（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一章第三節)。

下面，我們討論句式倒裝和張譯文是否語義準確(accurate)。

重點錯置：“變鳴禽”/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園柳變鳴禽”這句，張教授翻譯成：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這譯文的意思是：“園中柳樹叢中，不同的禽鳥正在鳴唱?！?/p>

原句“園柳變鳴禽”，照字面解，似乎就是：園中柳樹，變成了鳴叫的鳥兒。

但是，這樣“以原文字面意義為基礎”來闡釋，恐怕是不得要領的（參看：洪濤《“一切闡釋都必須以原文字面意義為基礎＂，稼軒同意否？(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七)》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年7月21日）。

J. D. Frodsham 和 Francis Westbrook 都按“園柳變鳴禽”的字面意義翻譯，其譯文引來Wendy Swartz的非議。

其實，“園柳變鳴禽”的意思不是園內柳樹“變成”鳥兒，而是：園柳上，鳥兒鳴叫聲變了……

鳥鳴聲有變化，實際上是指“園內的鳴禽因季節而換了種類?！?杜祖貽、劉殿爵主編《中國文學古典精華?中冊增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頁259)。

鳥的種類變了，舊鳥飛走了換來新鳥，新鳥的鳴聲自然也變得和舊鳥鳴聲不一樣。這是用上下聯intertextuality的觀念“共鳴而得”的語義——上聯“生”字表示“生發、生長、變革”，下聯“變”字語義也相近。

劉斐《中國傳統互文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原詩中，“園柳變鳴禽”此句的關鍵是：用了個“變”字。

“園柳變鳴禽”的“變”指“變換了”、“替換（一批）”。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芬舱f“變鳴禽，改變了鳴禽的種類?！?顧紹柏《謝靈運集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65)。請注意是:“改變了……種類”。

王國瓔指出：“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顛倒主語和謂語的倒裝句。其中“池塘”與“園柳”是處所詞，“生”與“變”兩個不及物動詞應該分別放在主語“春草”與“鳴禽”之后，其原來的“順裝”結構應該是：池塘春草生，園柳鳴禽變。（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頁266）。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

詩人從池塘春草、園柳和鳴禽中，感到春天的蓬勃生機，這里就暗暗透露出詩人喜悅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謝靈運沒有用“順裝”結構，可能是為了押韻（“陰”和“禽”押韻，所以，“禽”字須置于句末）。

我們可以再參考參考其他學者的譯法：Zong-qi CAI (蔡宗齊)主編的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第135頁載有Wendy Swartz的直譯：

從Wendy Swartz的譯文來看，她應該是想反映原詩句的句構，因此，譯文的動詞（grow 和have transformed 也像原句動詞那樣置于句子的正中間。 ）

比較諸家之說，筆者發現：“變鳴禽”的“變”（表示“替換另一批禽鳥”）對譯者而言是甚為棘手的。

Zong-qi CAI ed.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

在蕓蕓英譯者之中，也有人致力于保持詩句的長短相近、保留句子首尾皆名詞的格局，例如，David Hinton 給我們這樣的譯法：

注意：

上引四詩行的句長差不多。此外，A warm sun…winter winds, new yang...old yin 和 Lakeshores...spring grasses, garden willows...caroling birds 完全依照原位放置。這是“以原有句式為中心”的譯法——把原句式看得比押韻更重。

翻譯韻文的名篇，到底應該更重視保留原詩句構還是更重視原詩韻腳，翻譯者各自有主張。只是，不論主張如何，翻譯的結果皆可受公議。

David Hinton, The Mountain Poems Of Hsieh Ling-Yün

語義平行（semantic parallelism）的喪失

“園柳變鳴禽”，張隆溪教授的譯文是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譯文以sing（唱）為動詞。

但是，sing和“變”(原詩的動詞)是兩回事。也就是說，譯文的sing, 沒有“改換、替換”的意思。

從表面看，different birds 似乎也可以指“不同種類”。可是，原詩的“變”有“改變、變換”義，是指季節更替而帶來的（鳥類）改動，而張譯文此句“季節更替感”不強，所以，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讀起來比較像是“(同一時間內) 不同類的鳥在柳樹上鳴叫”。

此外，原詩中“鳴禽”的“鳴”是修飾語，然而張譯文改“鳴”為finite verb（限定動詞）：are singing。這樣一來，原句中的重點（季節推移帶來的鳥兒之“變”）就消失了。

于是，張譯文此句的動詞重心，落在鳥兒的sing, 而不是“春季到來使（鳥兒種類）換了一批”。

在“語義平行”方面，張教授詩文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和上一句中的“生”也沒有明顯的語義呼應，沒能形成同義反復，也沒有形成intertextuality的作用（上下聯互文見義）。

換言之，張譯文連原詩句本有的語義平行（semantic parallelism）也喪失了。

翻譯詩篇，重視譯文押韻的譯家，大有人在。從事漢英翻譯幾十年的許淵沖教授（1921-2021）就十分注意譯文的“音美”，譯詩力求押韻。

《劉英凱學術研究文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許教授有自己的道理和主張，絕無不可。但是，早在1986年，劉英凱教授就指出許淵沖教授的英譯實踐中出現了過份強調形式、犧牲內容的傾向（劉英凱《許淵沖教授“音美”理論與實踐質疑》一文，收入《劉英凱學術研究文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0年頁11-25）。

“因韻損義”是押韻派翻譯者的通病。當然，押韻不是有弊無利：手段較高明的押韻派譯者有時候能做到只有微損、縱使有損但效果尚可，甚至“效果甚佳”。筆者認為，“一刀切”的翻譯主張難有很大的意義，音美問題只能逐案（每一個翻譯案例）具體分析。

做不到parallelism，結果是不能貫通(not coherent)

上文分析過，張隆溪教授翻譯謝靈運詩句，兩行分別用了 singing和spring 作結，令譯文成為“英語韻文”，可是，原詩的in neat parallelism在譯文中有反映出來嗎？

張教授為讀者介紹，謝靈運的詩句是in neat parallelism, 然后，緊接著的作品實例卻是：沒有in neat parallelism。這就迫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對仗在張譯文中不獲呈現？(對仗也是韻文的藝術特征之一)。

對仗不獲呈現，譯文也就沒法印證張教授本人的解說。

解說辭和作品實例不能配合，這種情況不止本文所論這一處。其他案例，我們在往后的文章中再細加剖析（本文只集中討論“謝靈運案例”）。

為免“論據不足、唐突前賢”之譏，請有興趣的讀者參看本系列討論江西詩派的文章（系列的第二十五篇）——具體而言，就是：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版。

張教授提供的《蟻蝶圖》譯文Returning victorious, in a bad dream they all lie，其實無法為域外讀者說明黃庭堅作詩使用了典故。此外，“蝴蝶夢”和“南柯夢”也不是張教授所說的 phrases from less known or even obscure sources, 而是熟典。

關于此案例，請參看：洪濤《“點鐵成金”可以變成“化為烏有”？——談“影響的焦慮”和文學成就超邁前人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五)》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4年9月18日。

簡言之，張譯文的語義淺明，但是，我們讀者就是讀不通上下文。那是因為相關的段落寫得文義不能連貫。就算是懂得漢語的讀者，也得靠“（作品的）中英對照”才能明白問題出在哪里。

前言不對后語、文義不能連貫(not coherent)，這樣，怎么會是“巧妙”呢？外國讀者如果不懂漢語（沒有原詩可參考），只會覺得莫名其妙。

Text Linguistics ：The How and Why of Meaning

獨厚韻文，必然造成偏頗、詳略不均

本文開頭提到那些書評只談及張教授“巧妙”譯韻文，這一點令讀者生出好奇心：韻文之外的文體呢？張隆溪教授是怎樣翻譯其他文體作品的？翻得也很巧妙，還是不夠巧妙呢？

事實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中，小說、戲曲作品的翻譯甚少（駢文作品的翻譯同樣稀缺），例如：書中有一節題為Narrative Ficti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Water Margin, 就是討論《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但是，這部分就連一小段小說內文都沒有摘譯。

同樣，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頁333-335談論《西游記》，此外，頁336-338談論《金瓶梅》，這兩部分也完全沒有小說選段。

張隆溪教授是不是偏重詩詞，卻漠視長篇小說？如果厚彼（韻文）薄此，原因何在？這是個懸案。難道說，“四大奇書”沒有譯介的價值？

中國小說的文學地位和價值，比不上詩詞嗎？不譯“四大奇書”的選段，純粹因篇幅所限嗎？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文學史》(2024年)中文版的評介文章聲稱：“……張隆溪巧妙地把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翻譯為英語韻文”，這句話令人注意到“偏重韻文”這情況（小說段落大多數是無“韻”可談的）?！p重之間，反映了怎樣的文學觀？

評介者褒揚《中國文學史》 (2024年)“漢英對照”的韻文可令讀者“兩得其美”。其實“漢英對照”有利有弊——對照，有利于學習和鑒賞，另一方面，對照之下，有些譯文弊端也愈顯豁，讀者更容易發現某些譯文偏離了原義、原詩的體式。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Yuan Drama. Columbia UP, 2014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還有 Late Qing Novels一節 (p.379-381），第十九章有The Last Two Great Works i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一節(p.368-370)，同樣都是講述小說史，可是，這兩個小節也完全沒有小說作品的選譯。

即使我們按下翻譯的問題不談，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論述小說的部分，也是十分單薄的，例如，討論《三國演義》的部分，只以赤壁之戰為代表；討論《水滸傳》 的部分，只提及武松、林沖 (Narrative Ficti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Water Margin一節, 在p.306-309)﹔討論《金瓶梅》部分，只略談了西門慶和潘金蓮。

簡言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一書中，古代小說得到的關注和論述都偏少。這里做個“文體的篇幅”比較：四大奇書（四本都是數十萬字的大書）得到的敘述篇幅還不如蘇軾一人得到的篇幅 (p.217-p.228)。

歷史敘述，如果純由史家的個人喜好來主宰其內文的詳略繁簡，豈是讀者之福？

浦安迪《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三聯書店2015年版。

結 論

史學上對史書的偏頗有論述。歷史著作的偏頗，主要的成因是：編纂者的主觀性（個人價值觀、偏好等）、資料的片面選擇與遺漏、時代背景對史識的影響、編纂目的有較強的導向性……

張隆溪教授本人是不是刻意偏重“韻文的翻譯”和“翻譯成韻文”，我們不知道。但是，中譯本的評介文章、推介文章幾乎一致褒揚張書的韻文翻譯。

中國重要的文學作品不是只限于韻文。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文學史也討論唐宋古文、明清小說戲劇，那么，這些古文、小說戲曲在張教授的書中，有何地位？

從上文所論，張教授《中國文學史》（2024年）厚詩詞而薄小說的傾向，從譯文之有無多寡，也可見一斑。

“中國文明網”有文章推許張隆溪教授的《中國文學史》，提到：“作者不但借助優美的文字和巧妙的構思，把中國文學的名篇佳作翻譯為英語韻文，而且把中外文學交流互動視為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議題，……中文版保留了張隆溪教授翻譯的中國文學名篇佳作的英譯文，令讀者能夠同時品讀中文原作及英譯，兩全其美。”（供稿：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這篇文章，又見于2025年4月21日的搜狐網）。

所謂“巧妙的構思，把……翻譯為英語韻文”和本文開頭所引錄的“巧妙地……翻譯成……”沒有什么不同。

事實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之中詩詞的韻腳時有時無，這類情況占多數。此外，“韻文譯例未能印證parallelism”的情況，域外英語讀者看了，勢必如丈八金剛摸不著腦袋。

因此，行文不貫通的案例（讀不通），恐怕不是“巧妙的”，而是相反：不妙。

R. de Beaugrande, W. Dressler,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Routledge, 1981)

總之，譯文因韻害義、解說辭和作品范例脫鉤（闡釋和譯文相矛盾），這些缺憾如果都被說成“巧妙”，實是匪夷所思。

世人寫書評，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評語偏多泛泛稱美，這原是不足為奇的，況且有些評者的滿意標準不甚高。無論如何，作品有韻還是無韻是有客觀標準的（應計入年代和地域因素），不怎麼因個人喜好而轉移。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之中，原作品押韻而張譯文做不到押韻的案例有多少個？譯文不貼近原義的案例又有多少個？評者落筆之前，有讀過全書嗎？如果評者有讀過全書還說出的“貼金話”，那么，評者的水平豈能免受質疑？從事虛假陳述的評者不用對消費者負責嗎？

附記一：原文若有韻，譯文也必有韻？

論詩篇的翻譯，“詩韻能否保留”是個重要的討論環節。

原詩若有韻則譯詩也須押韻，這個“譯者(自許)的任務”在一些學院派中人眼中，是很重要的，例如許淵沖教授（1921-2021）就醉心于譯詩用韻。

從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一書，我們也能感受到張隆溪教授為押韻而付出的努力，然而，上文的分析顯示：所謂“巧妙地……翻譯”所炮制出來的“英語韻文”效果有利有弊。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這本書中，凡遇到漢語原作有韻，不見得張隆溪教授的譯文也就有韻。

蘇東坡的《赤壁賦》有押韻之處，而張教授的譯文根本沒有押韻（參看洪濤《“無韻之離騷”之外,又有無韻之文賦——猛批不可譯論,結果如何?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九)》）。這種情況，完全不必談“巧妙”與否。

金圣華、黃國彬主編《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年版。

中國舊詩詞之美，押韻之外還有勻稱美、節奏感等等。這些美文的特征，也常常令譯者束手無策。

附記二：翻譯名家Herbert Giles (翟里斯)與因韻害義

詩歌一般被認為是最不可譯的文體。

漢詩的獨特形式美往往難以用另一種語言重新呈現（翻譯），以七言律詩的英譯為例，哪位譯家可以用英語重建七言詩句的節奏？

就算是本文所談的漢詩韻腳，在翻譯上，也是老大難的問題。本文提及的“因韻害義”就是常常為識者所詬病。即使是翻譯名家，也不免因為譯文押韻而受到掣肘，例如，二十世紀的翻譯名家Herbert Giles (1845-1935) 也受到抨擊:

以上是朱炳蓀的評語，摘自《中國翻譯》編輯部編《詩詞翻譯的藝術》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版頁211。

上面那段“Giles 這首譯詩……未免有點敷陳”之言，談的是常建五言律詩《題破山寺后禪院》(被選入《唐詩三百首》)的英譯，原詩是: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但余鐘磬音。

Dhyana’s Hall

At dawn I come to the convent old

While the rising sun tips its tall trees with gold, —

As, darkly, by a winding path I reach

Dhyana’s hall, hidden midst fir and beech.

Around these hills sweet birds their pleasure take,

Man’s heart as free from shadows as this lake;

Here worldly sounds are hushed, as by a spell,Save for the booming of the altar bell. (Giles 1898:92)

Herbert Giles 譯文的第二行之末 with gold 屬于“為押韻而增添的元素”。

我們相信，譯者用 gold 是為了和上一句句尾的 old 押韻。日光常被稱為金光，所以，說成 tips its tall trees with gold大概是讀者可以接受的。

譯文首行的那個old后置（At dawn I come to the convent old），也屬于譯者刻意的調動，其詞序是異乎尋常的。較常見的詞序應為the old convent?！爱惡鯇こ！笔荊iles力求押韻帶來的負作用。

H. A. Giles,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B. Quaritch, 1898)

簡言之，H. A. Giles就是為了押韻而“出事”——他在譯文中增添了原詩所無的“元素”和“異常”。

平心而論，譯者為了達到他的翻譯目的，有權在譯文中略作增減，但是，增減的限度不易拿捏——過度的調整，易偏離原義。

精通雙語的讀者未必接受譯者的“增減”、“調整”。

附記三：詩詞以外，還有小說

張隆溪教授在不少場合都說到，外國人（平民百姓）不大認識中國的文學大家，所以，他撰寫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目的是希望英語世界的人增加對中國文學家的認識。

不過，外國人就算不大認識中國的詩詞大名家，也不代表外國人對中國文學完全不懂，例如，東亞人對古代的通俗小說的接受情況就值得一書。

今人對中國小說的域外傳播頗有研究，例如：趙瑩撰有《〈三國演義〉在日本的譯介與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此書主要探討《三國演義》自江戶時代傳入日本以來的翻譯、再創作與學術研究歷程，揭示《三國演義》在日本文學、文化與社會中的深遠影響。日本視覺系作品（如漫畫、游戲）再現三國人物和故事也說明《三國演義》在日本社會大受歡迎。

《〈西游記〉與東亞大眾文化：以中國、韓國、日本為中心》

再如，小說《西游記》流傳于東亞。韓國宋貞和撰有《〈西游記〉與東亞大眾文化: 以中國、韓國、日本為中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此書論及《西游記》在教育漫畫與兒童文學中的角色，強調文化融合和《西游記》的教育功能。

宋貞和也討論中、日、韓三國中《西游記》的產品開發特征。在日本，三藏法師被女性化、沙悟凈被河童化，展現強烈的視覺再創性。

張隆溪教授在2025年10月接受訪問，說到：“我認為中國文學歷史悠久，有許多文學價值極高的經典作品，和西方文學名著應該有同等的地位，但在當今的世界，卻沒有充分得到中國以外眾多讀者的注意?！?2025年10月22日中國新聞網 https://m.chinanews.com)

張隆溪教授看到“當今的世界”，似乎是以“西方世界”為主。張教授說的“價值極高的經典作品”包括中國小說嗎？《三國演義》《西游記》等中國小說名著在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廣受歡迎的情景，在不在張教授的視野之內？

趙瑩《〈三國演義〉在日本的譯介與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書評人所謂“(張教授)國際化的視角”的“國”，包含多少個國？

附記四：關于“自然”觀念

關于張隆溪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書中談到的nature poems, 洪濤撰有《邊界感和譜系——“Nature (自然)”之傘能罩得住多少文類？(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五十三)》一文，載《古代小說研究》2025年10月25日。

美國學者David Hinton 討論過謝靈運的“Tzu'jan 自然 Occurrence appearing of itself”。在The Mountain Poems of Hsieh Ling-yün一書第75頁，David Hinton說：

Tzu-jan’s literal meaning is “self-so” or “the of-itself,” which as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becomes “being such of itself,” hence “spontaneous”or “natural.” But a more revealing translation of tzu-jan might be “occurrence appearing of itself,” for it is meant to describe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burgeoning forth spontaneously from the generative source, each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ure,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each dy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process of change, only to reappear in another self-generating form. Hence, tzu-jan might be described as the mechanism or process of Tao in the empirical world. See also my Tao Te Ching pp. xx ff.And 95.

Kang-I Sun Chang, Six Dynasties Poetry (1986)

上面這段話是說：“自然，字面意思是‘自己如此’或‘本來的樣子’，作為哲學概念則意指‘如其本然’，因此引申為‘自發’或‘自然’。不過，‘自然’一個更貼切的翻譯可能是‘自發的顯現’，因為它意在描繪萬物從生生不息的本源中自行涌現，各自依其本性，獨立而自足，死亡后又回歸變化的過程，再以另一種自生的形態重現。因此，‘自然’可說是‘道’在經驗世界中的運作機制或過程。另參見我所譯《道德經》pp.xx及以下、第95頁。”

這“自然”觀念，與人的造作是兩回事，重點也不是“自然界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