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大搶運（1937-1940）長江船員運送270萬川軍將士出川抗日

一九三七年九月，重慶的天氣還很悶熱。關岳廟的大殿里，黑壓壓地跪滿了穿灰布軍裝的川軍官兵。他們腳上是嶄新的草鞋，背上只有一頂斗笠。所有人面向岳飛的塑像，一聲不吭。過了一會兒，有人低聲唱起了《滿江紅》。很快，整個大殿的人都跟著吼起來。聲音震得人耳朵發麻。

隨后他們一個個站起身，默默走出廟門，此時沒有一個人回頭。當來到江邊的碼頭時，民生公司的輪船早已在等候。鍋爐燒得正旺，黑煙突突地冒著。

這些年輕人為何如此堅決地離開家鄉？事情要從兩個月前說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間，北平西南的盧溝橋槍聲大作，日軍發動了進攻。消息像長了翅膀，幾天內傳遍全國，也飛進了四川。茶館里，人們擠著閱讀刊載“華北危急”的報紙，個個心急如焚。

當時主政四川的是劉湘。七月十四日，他給南京發去電報，態度堅決：“和平已無希望，除全國抗戰外，別無生路。川軍愿聽候調遣。”這并非空話。八月，劉湘親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會上，他向蔣介石及各地要員保證：四川可立即出兵三十萬，后續還可提供五百萬壯丁，糧食供應也絕無問題。

那時，不少外省人瞧不上川軍，認為他們裝備差、紀律散漫，暗地里稱之為“雙槍兵”。但恰恰是這些被輕視的“草鞋兵”，在國家最危急的時刻，率先站了出來。

南京方面很快就做出決定，把出川部隊編為“第二路預備軍”，任命劉湘為總司令。部隊需分路出川。向北的蜀道艱險，大軍難以快速通過。最終，向東沿長江水路順流而下，成為最現實的選擇。隨后一道道緊急運兵令，送到長江航道上的各家輪船公司。

當運兵命令傳到總部設于重慶的民生輪船公司后，總經理盧作孚立刻行動。九月中旬的重慶和萬縣碼頭，從早到晚人聲鼎沸。一隊隊士兵背著簡單行囊，扛著老舊的“漢陽造”步槍，默默走過跳板，登上輪船。船艙很快擠滿，后來者便坐在甲板、蜷在過道。船身被壓得深深下沉，啟航時機器發出沉重的轟鳴。

這條東去的水路兇險萬分。輪船必須穿越致命的三峽。瞿塘峽入口波濤翻滾；巫峽狹窄彎曲，峭壁仿佛壓向船頂；西陵峽則暗礁叢生。每艘船的駕駛室內，引水員和舵手都瞪大眼睛，緊張得手心冒汗，不敢有絲毫分神。他們明白，船上載的不是貨物，是活生生的人，是即將奔赴戰場的兄弟。

船隊晝夜兼程，從九月持續到十月。民生公司、招商局等航運企業，共運送出四個整師及兩個獨立旅，數萬川軍官兵。這些士兵訓練不足、裝備簡陋，卻抵達了最重要的戰場。其中一部分，后來參加了十一月的南京保衛戰。當南京失陷的噩耗傳來時，一些運送川軍士兵東下的輪船，馬上調轉船頭，把下游逃難的百姓一船船接回后方。

一九三八年，形勢更加緊張。年初徐州失守后，日軍兵鋒直指華中重鎮武漢。統帥部急電四川，命令新組建的第二十九、第三十集團軍，共計近八萬人，火速出川，馳援武漢外圍防線。

此次人數更多，時間更緊。若沿用上次方式，僅靠大船往返，絕難完成。運輸部門被迫想出新辦法，“分段航行”。他們根據航道情況，把重慶至宜昌的長江航線分為數段。讓噸位大、性能好的輪船，只航行重慶至萬縣、奉節等水流相對平穩的區間。

當部隊來到萬縣碼頭后，立即下船換乘早已等候的、較小的輪船乃至大型木船，繼續下一段航程。到了宜昌后，再有其他船只接運。政府下令征調五百余艘大大小小的木船，它們依靠風帆或船工搖櫓，雖速度慢，但能夠駛入輪船不敢進入的淺水區域。

那段時間，三峽江面呈現罕見景象：冒煙的鋼鐵輪船與掛帆的木船隊混合編組，在這條古老河道上接力運輸。憑借這個辦法，從五月底至六月下旬，近八萬川軍被一程程送出了三峽，及時抵達武漢外圍戰場。然而，武漢戰事異常慘烈，這座大城市的命運牽動著所有后方人民的心。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最終失守。消息傳來，整個后方如遭重擊。而武漢上游的宜昌城，瞬間成為全國最重要也是最危險的城市，因為幾乎整個中國的工業命脈都堆積于此地。

從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拆運來的工廠設備，像小山一樣堆積在宜昌碼頭和空地上。巨大的鍋爐、成捆的鋼材、制造軍械的機床、各種貴重原料和零件，雜亂無章，總量超過二十萬噸。這些都是未來持久抗戰的本錢。

此刻面臨更嚴峻的問題是時間。長江枯水期將至，水位一下降，大船便無法通行。留給安全運輸的時間，僅剩四十天左右。望著堆積如山的物資，再看所剩無幾的時間，許多人感到絕望。

此時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連夜趕到宜昌，立即召集各家輪船公司負責人以及最有經驗的老船長、老引水員開會。經過通宵討論，他們制定出一個精密而大膽的方案，“三段航行法”。把宜昌到重慶的航線分為三段：宜昌至巴東為第一段，巴東至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

最好、最大的船只不跑全程，只跑最短最急的第一段，像公交車一樣高頻往返。中等船只跑中間段，小船和所有木船則負責水流最急、險灘最多的第三段。方案既定，整個宜昌港如同上緊發條的機器，晝夜不息地運轉起來。

碼頭工人的號子聲日夜不停，起重機的鐵鏈吱嘎作響，輪船汽笛此起彼伏。人們拼命奮戰四十個晝夜，硬是將三分之二的重要設備搶運出去。剩余的也在枯水期用小船轉運回來。這些機器最終在后方重新安裝，日夜不停為前線生產武器彈藥。這場被譽為“中國實業敦刻爾克”的大搶運，保住了民族工業最后的血脈。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徐州北部的滕縣，川軍第四十一軍一二二師接到死命令：堅守此地，拖住日軍，為臺兒莊布防爭取時間。

指揮作戰的王銘章師長，麾下正是首批乘船出川的四川子弟。面對裝備精良、擁有飛機坦克的日軍坂垣師團，川軍官兵憑借老舊步槍和少量機槍，拼死抵抗。城墻被日軍炮火轟塌，他們就在殘垣斷壁中和日軍展開血腥的白刃戰。

戰至三月十七日，王銘章師長在前沿指揮時身中數彈，壯烈殉國。而他麾下三千多川軍將士，大多也戰死在城內。此戰滕縣雖失守，但他們堅決阻擊日軍整整四天，為臺兒莊的布防贏得了重要的時間窗口。李宗仁后來評價：“若無滕縣將士之死守，焉有臺兒莊之大捷？”

王銘章師長的遺體隨后被部下拼死搶出，一路護送后撤。他的靈柩在武漢裝上民生公司的“民儉”輪，溯江而上，返回四川故里安葬。五月二十三日，輪船緩緩靠抵重慶朝天門碼頭。

江岸上，早已站滿了迎接的四川各級官員、軍人和普通老百姓。全場靜默無聲。這位曾被長江送出去抗敵的將軍，最終又被長江接回了家。江水滔滔，仿佛也在銘記著這份忠烈。

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長江上的運輸也從前幾次的緊急搶運，轉變為日復一日的常規任務。這條江，真正成為支撐抗戰的“鋼鐵血脈”。

三峽航道礁石密布，黑夜行船猶如盲人走崖，但為了生存和運輸，再險也得走。船員以船為家，他們不僅要運出士兵和物資，還要運出四川的糧鹽，接回前方的傷員、后撤的民眾。這條江，就這樣日夜不息地流淌，維持著一個民族不屈的呼吸。

如此重要的生命線，敵人必然千方百計加以破壞。日軍深知長江命脈的關鍵，空襲愈發頻繁猛烈。航運的代價，是一艘艘沉沒的船舶和一個個消逝的生命。

民生公司的“民元”、“民眾”、“民憲”等多艘大輪被炸沉或炸毀。其他輪船公司也損失慘重。長長的傷亡名單上，不僅有軍人與平民，更有這些常被忽視的水上漢子。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當天上午，民生公司的“民俗”輪從巴東駛往重慶，船上載有傷員和百姓。行至青石洞附近江面時，七架日機突然從云層中鉆出，輪番俯沖轟炸、掃射。

一枚炸彈直接命中輪船中艙，船艙起火，船體傾斜下沉。在劇烈的爆炸與混亂中，加油工邱寶定被彈片重傷。但他沒有沖向甲板逃生，而是咬牙試圖保護機器，直至流盡鮮血，倒在他守護了一輩子的輪機旁。此次轟炸，船上共七十余人遇難。

“民俗”輪的慘劇，只是長江上無數犧牲中的一例。然而，炸彈未能炸斷這條航線。一艘船沉沒，總有修好的船再度啟航；一個人倒下，總有人接過他的櫓、扶穩他的舵。

據統計，僅從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四零年底，經長江運出的四川子弟兵累計超過一百一十萬人次。僅一九三八年一年，便運送川軍三十多萬和五千多噸軍火。至抗戰勝利，經長江出川的總兵力達兩百七十余萬人，運出軍火物資超過三十萬噸。

這條奔流不息的大江，與江上這些硬骨頭的中國人，以他們的堅韌、勇氣和犧牲，共同鑄就了一道炸不垮、轟不斷的水上長城，一直堅持到勝利到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