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最狠的命令,往往不是在戰場上喊出來的,而是在敗退的飛機舷梯下,從牙縫里擠出來的。
1949年12月10號,成都鳳凰山機場。
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后一站,天陰得像一塊鐵。
他登上“美齡號”專機前,回頭看了一眼這片徹底失去的土地,叫來了胡宗南。
他沒談什么反攻大計,也沒安排什么潛伏任務,只說了一句話,一句充滿了私人恨意的話:
“把劉文輝那個公館給我用炮轟了!”
這道命令,是他留給大陸的最后一聲咆哮。
劉文輝,這個名義上歸他管的川、康兩省大員,到底做了什么,能讓蔣介石在丟掉整個江山的時候,還惦記著他家那幾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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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得從頭說起,從那個論資排輩還得管侄子叫聲“哥”的年代說起。
民國時候的四川,就是個大江湖,誰的拳頭硬,誰的地盤就大。
大邑縣安仁鎮的劉家,就是這江湖里的一條巨鱷。
這家子人,按族譜排下來,“三軍、八師、十五旅”,幾乎撐起了川軍的半邊天。
而這一切的源頭,是叔侄兩個人:劉湘和劉文輝。
1917年,劉文輝從保定軍校畢業,拿著張文憑回了四川。
他大哥劉文淵領著他,去見了當時已經在川軍里混出名堂的堂侄劉湘。
這輩分就有點繞了,劉湘比劉文輝大6歲,但得管這個剛出校門的年輕人叫一聲“幺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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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話里,這是最小的叔叔的意思。
這聲“幺爸”叫得不虧。
劉湘看重的是他這個堂叔是科班出身,有墨水,懂軍事理論。
劉文輝也明白,想出人頭地,就得抱緊自己這個實力派大侄子的腿。
于是,一個出人,一個出槍,叔侄倆開始聯手闖天下。
不到五年功夫,劉文輝就像坐了火箭,從小小的上尉參謀一路干到了旅長,還拿下了宜賓這個水陸碼頭的軍政財大權。
那年頭,有槍就是王。
叔侄倆的合作親密無間,他們一起把熊克武趕下臺,又聯手打跑了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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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打贏了,劉湘都表現得很大方,地盤、軍隊,都分給“幺爸”一份。
到了1928年,四川這塊地盤,基本上就是他們劉家叔侄倆的天下了。
南京的蔣介石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一紙任命下來,劉湘當了省軍隊裁編委員會的頭,劉文輝當上了四川省主席。
那一年,劉文輝才33歲,手底下有十二萬兵,管著七十多個縣,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
他在成都辦軍校,收攏人才,儼然是要打造一個屬于自己的獨立王國。
可問題來了,四川就這么大一塊蛋糕,分完了,就沒了。
叔侄倆并排坐著,眼睛卻開始瞟向對方的盤子。
人的心一變,路就分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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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湘覺得,要想坐穩四川,必須得跟南京的蔣介石搞好關系。
中原大戰的時候,他出錢出人,幫著老蔣打馮玉祥和閻錫山。
劉文輝不這么想,他對蔣介石始終抱著一份戒心,覺得這人靠不住,不如聯合自己保定軍校的老同學,還有汪精衛那些反蔣派,自己在西南當個土皇帝來得實在。
道不同,不相為謀。
兩人面和心不和,就差一個火星子,就能把這層窗戶紙給點著。
火星子很快就來了。
1931年,劉文輝花大價錢從國外買了一批新式武器,還有幾架飛機,想把自己的部隊再升個級。
結果,運軍火的船剛開到萬縣,就被劉湘的部隊給扣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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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下,等于直接掐住了劉文輝的脖子。
劉文輝親自跑去重慶找劉湘談,好話說盡,劉湘就是不松口。
事情僵在這兒,劉文輝的五哥,就是后來那個大地主劉文彩,出了個餿主意。
他派了個刺客,想摸進重慶把劉湘給干掉。
那刺客也是個奇人,在劉湘公館外頭的樹上趴了三天三夜,愣是沒找到下手的機會,第四天直接餓暈了,從樹上掉了下來,當場被抓。
這下徹底沒得談了。
1932年10月,叔侄倆正式開打。
這場“二劉之戰”,是四川近代史上打得最久、規模最大的一場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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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將近一年,劉文輝輸得一敗涂地。
他那十二萬精心打造的大軍,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剩下兩萬多人,退到了雅安。
更慘的是,都到這份上了,他手下一個營長還帶著兩個最精銳的營投降了。
從省主席到光桿司令,劉文輝算是從天上摔到了泥里。
他沒辦法,只能發電報給侄子認慫,又請家族里的長輩出面說情。
劉湘倒也沒把事做絕,不是他念什么叔侄情分,而是他算得精。
留著這個被打殘了的“幺爸”在西康,可以用來牽制鄧錫侯、田頌堯這些其他的四川軍閥,讓大家誰也別想一家獨大。
1933年秋天,劉文輝回到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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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四川的夢是碎了,但他開始琢磨別的事。
他在西康這片貧瘠的土地上,開始搞經濟,辦教育,安撫少數民族,悄悄地積蓄著力量。
時間快進到1942年,重慶。
抗日戰爭打得最艱苦的時候,劉文輝在他位于市區的公館里,見了一個特殊的人——周恩來。
這次見面是秘密的,由劉文輝的保定同學張志和牽線。
早在1938年劉湘病死后,蔣介石想派親信張群入川當省主席,結果被整個四川的實力派聯合抵制。
當時,董必武、林伯渠就代表共產黨接觸過劉文輝,給他指了另一條路。
而這次和周恩來的會面,則把這條路徹底鋪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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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明確告訴劉文輝,共產黨支持他在西南的反蔣活動。
會談結束后,一部秘密電臺被悄悄送到了雅安。
從此,一道看不見的電波,把這位偏居一隅的軍閥和千里之外的延安連在了一起。
軍統的特務頭子徐遠舉不是吃素的,很快就聞到了一絲不對勁的味道。
他派人帶著監聽設備潛入雅安,想找出這部電臺。
劉文輝知道了,二話不說,直接派兵把軍統的電臺給抄了,還放出話去:“在我這塊地盤上搞事,就別怪我不客氣!”
徐遠舉吃了這個啞巴虧,再也不敢輕易招惹這位西康王。
1949年,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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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號,重慶解放。
蔣介石的飛機降落在成都,這里成了他政權在大陸的最后一塊落腳地。
飛機剛停穩,他就把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這些四川頭面人物都叫了過來,名義上是開會鼓勁,實際上是想把他們死死綁在自己的戰車上。
第二天,蔣介石干脆不請自來,直接跑到劉文輝的公館。
他拉著劉文輝的手,大倒苦水,演了一出“總統落難”的戲,其實眼睛一直在觀察劉文輝的反應。
他甚至提出,讓劉文輝和鄧錫侯把家人送到臺灣去,美其名曰“保護”,實際上就是當人質。
劉文輝和鄧錫侯心里跟明鏡似的,兩人一唱一和,對著蔣介石大吐苦水,說自己這種舊軍閥,共產黨肯定容不下,只能跟著“總統”一條道走到黑。
蔣介石半信半疑,但他還是留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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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暗中命令胡宗南,準備在12月7號動手,把劉、鄧二人直接抓起來。
就在這節骨眼上,消息走漏了。
劉文輝和鄧錫侯當機立斷,立刻從成都脫身。
第二天,也就是12月9日,他們聯合潘文華等人,向全國通電起義,宣布和蔣介石政權一刀兩斷。
這份電報,成了壓垮蔣介石“死守四川”計劃的最后一根稻草。
兩天后,就出現了開頭那一幕。
蔣介石在鳳凰山機場,下達了那道泄私憤的命令。
胡宗南最終沒敢動用大炮,但他的部隊還是沖進了劉公館,把里面值錢的東西搶了個精光,臨走時還在各處埋下了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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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解放軍進城,費了好大勁才把這些炸藥給清理干凈。
據后來的統計,劉文輝這次的損失,折算成黃金有二十多萬兩。
當劉文輝回到自己那個被搬空了的家時,只是笑了笑,說了一句:“我倒沒啥子,四大皆空嘛!”
新中國成立后,劉文輝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后來又擔任了國家林業部部長。
1976年,他在北京去世,活了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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