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知識生產不應躲在“純學術”的殼里

作為田野調查一線的深耕者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呂德文教授

擁有學術與現實的雙重坐標

將街頭巷尾的秩序碎片

化作知識公共性的追問

當我們以二十年的足跡

丈量城市邊緣的生存邏輯

從城管與小販的博弈

到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

調研之深

更需在反思中抵達真相

我們摘錄下文字在場的印記

將本屆賽事導師的真誠分享

呈予關心真實世界的你

回到現場 我們保持思考 繼續前行

以下是呂德文教授的演講實錄

前兩個月，《魯磨路：城管、小販與街頭秩序》出版后，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這也是困擾我多年的一個核心問題：作為一名研究者，尤其是一名田野調查者，我們的調查與研究工作，對這個社會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反過來，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我們這些調研者自身而言，這項工作又意味著什么？它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職業，甚至生命的意義？

從2005年我第一次開展正式的專業調查算起，到今年2025年，剛好整整二十年。這恰好也與南風窗“調研中國”項目周期一致。二十年，對一個人的生命而言已是不短的時光，對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來說，更是相當漫長的一段旅程。

在《魯磨路》的方法論部分，我也分享了一些相關的思考。“有機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個陳舊的話題，它既是現實的，也是理論的。其現實性在于：在今天這樣一個高度復雜、觀念多元的社會中，知識生產如何產生公共性？我們做媒體的都知道，媒體天然具有公共性。新聞價值的核心動力之一，正是在于它能生成公共意義。

其實，調查研究也是如此。專業研究固然要立足于其專業性和科學性，但它最終要達成什么？除了推動本專業內的理論創新與知識積累外，這些知識增長的最終目的又是什么？對于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學者而言，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過去幾年，我也做過一些專業寫作，確實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對我個人帶來了直接而深刻的沖擊。因此我愈發意識到：知識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知識生產者對自身角色的定位。

例如，在學術界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知識只是個人的技藝，甚至很容易蛻化為一種防御性的解釋策略——把知識僅僅看作一種“玩意”，標榜自己做的是“純學術”。在學術前面加一個“純”字，仿佛就能自洽地實現自我娛樂、自我演繹，無需與外界互動。但如果一個知識生產者僅靠加上“純”字就讓自己的研究顯得高大上，那么對大多數本應具有公共關懷的人文學科而言，這其實是一種回避，而非值得追求的方向。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一個寫作者、一個研究者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增進相互理解、強化社會共同體的建設，那么他實際上已經自覺地成為知識公共性生產的重要源頭。

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研究者，還是新聞與傳播領域的同行，大多數調查報道或研究工作的初始驅動力，往往源于滿腔熱情。但熱情付諸實踐之后，結果未必如我們所愿，不僅未必能實現公共性建設的目標，有時反而適得其反。我們本意是厘清事實、促進理解，但現實中，這些努力卻常常事與愿違，甚至成為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撕裂的載體。因此，知識的生產過程本身也有其專業性和內在規律。

關鍵在于，我們這些知識生產者是否能夠科學、有效地把握其中的邊界與機制，并通過具體的故事去呈現社會結構。這一過程本身，就深刻影響著公共性的生成。

我想強調一個至今無法回避的話題：無論是專業知識，還是從一開始就帶有公共標簽的知識，其傳播效果并不完全取決于生產者，甚至也不完全取決于使用者，而是與傳播渠道、傳播技術，以及當前知識界日益大眾化的趨勢密切相關。

正因如此，在今天這個復雜的學術生產體系中，要做出既有專業質量、又有公共價值的研究，面臨著巨大的困境。客觀而言，作為個體，我們很難掌控整個學術生產體系。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自身，對自己的學術立場和研究目標有清晰的認知。

“有機知識分子”是葛蘭西提出的著名命題，大家都不陌生。這句話蘊含著強烈的革命性與行動力，它強調知識必須介入現實。坦白說，作為專業研究者，我們的行動能力其實是有限的。我自己在早年寫作時，常常看到某個現象就“非寫不可”，情緒沖動，覺得不寫出來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社會，總期待產生某種效果。

今天我重新回看當年那些看似“喧鬧”的，甚至產生超乎我預料的影響的寫作，最終卻發現，其實并沒有什么大不了。世界缺了誰，都依舊照常運轉。即便缺少某一部分的知識，缺少某個真相，這個世界依舊會運轉得很好。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確實帶有知識虛無主義的色彩。

一定程度上，如今的知識分子與過去有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各行各業都可以產生自己的專業知識分子——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專業學者。得益于大眾傳播的發展，我經常看到許多并非來自學界的人，對某些現象的研究反而比我們這些“專業”研究者更深入、更切中要害。

從這個角度看，“知識分子”或“學者”概念已經高度泛化。我們在高校或科研機構從事所謂“專業研究”的人，未必比那些所謂的“外行”更專業。這也促使我反思：為什么來自產業界、研究自身行業問題的人，往往比我們這些學院知識分子研究得更好？

這其實并不復雜，也很好理解。葛蘭西早就指出，知識分子要與大眾結合。他們之所以研究得更到位，正是因為他們“置身事內”——在實踐中反思、在情境中理解。他們與產業結合，他們研究的問題都是真問題，因為他們的產業正面臨著這些問題。

遺憾的是，當前的學術體制高度體制化，這使我們這些學者、知識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可以躲在象牙塔里自娛自樂的群體，成為社會的“寄生蟲”。我們可以不和社會接觸，我們可以不回應社會的需求，我們可以沉浸在一整套完全封閉的運行流程之中——從議程設置、論文寫作，到項目申請、成功獲獎，不與外界產生真實連接。

這種做法甚至還不如南風窗“調研中國”所倡導的的理念先進。“連接真實的世界”這句話本應成為學界的共識，但如今成為了一句近乎虛無的口號，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我們過去常說知識分子應該超越階級、超越利益，與底層大眾結合，但結果卻是，我們反而成了一個孤立的利益集團，這是非常不好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應該回歸一個根本：今天的知識界，尤其是我們這些做研究的人，應當重新將自己視為社會共同體中有機的一部分。在從事專業工作的同時，也要不斷思考：這個專業在共同體中意味著什么？我的角色、我的定位是什么？因此，我們得公開自己的研究立場。

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假設你做的是一個“純學術”研究，那就直接告訴大家，你就是想要一個飯碗而已，其實大家也都能理解。如果你就想為資本家發聲，那就直接表明，這也沒問題。同樣，你說我就是為底層大眾發聲，那也可以。任何研究，只要能和實際結合，哪怕目的再不堪，也要比那些把自己包裝成“清流”的研究好。

把立場擺明白，是做有機研究的第一步。

而第二步就是要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做的研究、生產的知識與特定的利益群體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你是有悖于他們的利益，還是為他們發聲的？我們自己心里一定要想清楚。

此外，知識是有限度的。過去我們太過狂妄，總覺得自己研究的東西是最好的。但現在我越發感覺到，你做的研究越多，接觸社會的角度越多，就越明白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個局部。

我們的研究工作不僅是一個姿態，更大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行動。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背叛”自己的階級——因為專業的研究意味著，它要去利益化；而知識的公共性意味著，它不能僅僅是為某個利益群體說話。當然，從整體來看，專業知識增進了社會進步，最終還是會反饋給每一個利益群體。

真正的專業性、真正的公共性來自它的科學性。我們需要深入“事內”，才能形成內部視角。比如面對A、B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只有同時理解雙方，最后才有可能彌合他們的分歧。

因此，公共知識并不屬于我們生產者，而是屬于使用者。任何一個事實一旦公開，就要承受質疑；任何一個觀點一旦被使用，就會被重新闡釋；任何一個思想一旦流行，都是選擇的結果，特別是我們做出的公共選擇。

我經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寫了一篇文章，本意并非如此，只是表達我的個人想法，卻引起意想不到的反響。為什么會如此？其實是每個人都會帶入自己的情緒、視角和目的，他們只是借我的話去講另外的事。

在此，我還想再次呼吁一下，“調研中國”的主題特別重要——“連接真實世界”。在我看來，“連接真實的世界”最本質、最有價值的并不在于調研的內容能為社會做出多大的貢獻，而在于調研本身所具備的意義，它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角色，讓普通又真實的世界被看見。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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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約明年再見！

— 南風交響計劃 —

演講｜呂德文

文字整理｜吳葦菁 劉俐杉

編輯｜吳葦菁

審核｜黃榕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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