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年輕人第一次跳迪士科,登內參挨批評,校方180度大轉彎

本文作者

珊伊，自幼隨父母南下廣州，文革期間，在海南度過青春年代，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1980年代在廣州工作，后赴加拿大新不倫瑞大學專修加拿大歷史，獲碩士學位，遷移美國紐約市工作生活，在紐約市公立高中擔任歷史教師多年，現已退休。

原題

燕園憶舊

作者：珊伊

北大歷史系世界史專業78級畢業照片

我是在1978年秋天進入北大的，那時國家剛剛從長期混亂中穩定下來，人們都在期待著新時代的到來。多年來北大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神圣的殿堂, 我從未想象自己有一天能身在其中。當我提著行李走進校園，如同夢境。然而，不消一會兒，我又回到現實，要與那硬邦邦的學生宿舍和食堂打交道了。

在北大最初的兩個月，我仍沒有感受太多新的風氣，人們還是講文革時代的語言，伙食也是工農兵學員時期的包伙制，衣著突出依然招來非議。到了10月底，我突然被指派到留學女生樓陪住，于是生活猛然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是在那時體會到別人在出國時感受的文化沖擊（Cultural Shock)。

初次接觸對外國的文化和物質，我的感覺既新鮮又非常美好，就像從沙漠走進了綠洲，我對北大的感覺也浪漫了不少。我的同屋是一位日本留學生，名叫淺井千惠。她是我第一位認真交往的外國人。她帶給我數不清五花八門的外國舶來品，如意識流、卡拉OK、洗發精、山口百惠、迪士科、搖滾樂、帶花邊的的襯裙、日本成人雜志、時裝模特兒、弗洛伊德、咖哩牛肉飯、壽司、生魚片、干果蛋糕，等等。

我在幾個月內將它們一股腦兒全接收下來，好在依然故我，沒變到那兒去。但我很喜歡這些西方雜碎，曾很沖動，要為得到它們出國。我怎么沒想到，在20年后的中國，這些雜碎已成為中國人的生活必需品，我當年對它們的憧憬實在是顯得可笑了。

1980年夏，我們全班同學與日本留學生淺井（前中）、菲律賓留學生吉米（前左2）合影

我記得，那時北大的校園動態已是西方記者的鏡頭焦點。學生們稍有動作，就是西方各大報的新聞。在我搬進留學生樓不久，住在留學生女樓的幾個中國外國女同學共同舉行生日會，一時興起，跳起了迪士科舞。中國女同學不會跳，就由外國男同學帶著跳。結果，這事成了國際新聞，又上了內參。北大留學生辦公室大概因此挨了批評。不管怎么說，這是西方迪士科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出現，那幾位女同學算是最早跳迪士科的勇敢的中國人。

這次舞會后，學校當局很不高興，好像是說過一下。

不料，新年前夕，校方突然180度大轉彎，又組織我們這些在留學生樓陪住的男女同學突擊學習跳舞，規定所有的人都要參加由留學生辦公室組織的新年舞會。我們事前學的是老式的交際舞，但到了舞會上，跳著跳著就成了迪士科。

幾位非洲男同學把持了舞會的音響，放的全是最撩人的迪士科舞曲，于是，全場不分中外學生都歡動起來。至今，我仍很懷念那次留學生舞會上無拘無束的氣氛，因為當時我玩得真是非常高興，如此盡興的時刻在我一生中真是非常少。

我相信，當時北大的歡欣、活躍的校園生活，給許多學子留下的美好印象是終生難忘的。我的一位同班男同學，在許多年后，他與我在異國他鄉相遇，十分感慨地說，他一輩子好時光實在太少，只有北大那幾年是開心的。僅僅4年后，他就很不情愿地、匆匆地離開了人世，時年僅44歲。

這位同學姓徐，來自湖南，出自書香門第，相貌、學習都挺不錯，曾是北大籃球隊的優秀后衛。他當時曾陪住一位瑞士來的留學生。這位留山羊胡子的瑞士嬉皮士，有個中國名字，叫舒東文。我認為徐同學當時對老舒的放蕩不羈作風并不接受，好像比較古板。因而以為他對北大的感受不會與我完全相同。萬萬沒有想到，他心目中的北大竟是與我如此的一致。

這張照片是舒東文拿淺井的照相機為我們拍攝的。當時我穿了淺井的和服，拍攝時間是1979年的春天

我是通過徐同學認識老舒的。那時住在留學生樓的中國女同學與外國男同學單獨交往的并不少，當然讓校方十分不滿。我記得，有幾個女孩子在交往中真的動了感情，鬧得學校和家長都干涉了。有一位北京的女孩子，屬于現在所說的陽光少女型，健美秀麗，是中外同學公認的美女，被一位來自美國的中美混血男孩迷上了。他們的相愛確實很美，但結局十分不幸，在校方和家長共同干預下，倆人被迫分手。男孩子提前回國，女孩子也搬離了留學生樓。除此以外，還有幾起鬧得很大的中外婚戀事件。

至于我和老舒的交往則是異數。因為我們那時年紀都比較大，思想成熟。他當時已32歲，與中國所謂老高三同屆，我是28歲。他吸引我的，是他對藝術的造詣和興趣。我當時是如饑似渴要吸收西方藝術的養分，雖然自己并無任何天分。至于老舒為何愿意教我這個笨學生，我也說不清楚。從開始，我就將與老舒的來往設定在藝術交流上，政治與愛情免談。

然而這只是我的一廂情愿。首先，我周圍的中國同學就不能理解我們的關系，他們懷疑的眼光和小心翼翼的試探使我非常不舒服。我和他從來沒有約會。但我在校園散步時，有好幾次與他不期而遇，于是同行的人，常常是淺井千惠，便知趣地將我留給了他。

這種不是約會的約會讓我很為難，兩人走在校園里，不碰上熟人幾乎不可能。他很高興，但我卻如坐針氈，渾身不自在。此外，老舒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很有西方男人的多情，與女人交往，沒有挑逗等于生活里沒有了鹽。那時的我畢竟是剛從文革走出來，父母挨整、上山下鄉、喪父、失戀弄得我心涼。

我實在沒有精神準備回應老舒的多情。我在外界壓力和老舒的情感攻擊下顯得無奈難堪，幸虧自己也算是在老丹爐里煉過的孫猴子，臨危不亂，化險為夷。最后，我如愿以償，與這位喜歡穿藍色中山裝的瑞士學生一直維持沒有愛情的良好關系，直至他離開中國。

2016年春天，我們北大歷史系世界史專業數位女同學與舒東文在瑞士阿爾卑斯合影

但是，當時我這么做確實傷害了他。所以，后來我們雖仍有來往，卻沒有開始時的直截了當，老舒在我面前變得很拘謹，少了許多風趣和幽默。我記得，他有一次氣不過，在我面前發作過。他痛斥中國人（包括我）的莫名其妙，明明是女人，卻拒絕男人獻殷勤。

奇怪的是，我從不動情。大概是我從開始就設了防，再往后，要改也難。我至今仍非常感念老舒這位西方男子對女士的寬洪大量，他容忍了我，從沒有傷害我，其實我們在一起有過許多快樂時光。

他曾問我，為什么你和其他中國女孩子不一樣，是不是你們家庭與別人不一樣。我好像從來就沒有告訴他我自己家庭的真實背景。不過，老舒很堅信他的猜想。他曾很認真地說過，我要記住你，過了很久，還會記住你。

老舒的文化修養很高，精通音樂和美術。他是攝影高手，在中國拍了許多照片，把1970年代末的中國表達得淋漓盡致。盛宴必散。老舒盡管在中國呆得很有收獲，不要說在瑞士，在歐洲像他這樣泡中國的西方學者也是少有的，但5年畢竟太長，他終于決定回國了。我也覺得老舒住在中國時間太長，早該回去了。

那時，好像很少聽說留學生有留在中國工作的。只記得有一位名叫吉米的菲律賓男生，受馬科斯政府驅逐，在北京住了許多年。

老舒離開中國，感情非常難舍。他在中國交結的好友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并不鴛鴦蝴蝶派。他深愛中國的老百姓。

老舒回國后，返回中國工作時，我見過他一次，他顯得不那么開心。為了讓他高興，我許諾他再來中國時，我還會來看他。但他郁郁地說，你要結婚的，你丈夫會同意你來看我嗎？我語塞，不再言語。此后，我沒有再見過他。確實，我沒有刻意去與他聯絡，連他的瑞士文姓名都沒留，更別說地址。

從1978年到現在，四十載的同學情

我剛進北大時，女同學們的衣著仍是文革味十足，主流是藍褂子和軍裝。1979年春夏，校園里很少人穿裙子。我因為從南方來，再加上一點小叛逆，穿著一條產地上海的咖啡大圓點半腰裙，上身是自制的白地淡黃紫相間的小格子短袖襯衣，走在校園里，居然讓不少人眼前一亮。

后來，淺井送給了我幾件洋服，弄得好多女孩子都羨慕。圖書館系的張亭同學，出了名的愛漂亮，看上了我的一件咖啡與黃灰色相間的毛衣，先是借，后來干脆送她了。張同學當時在北大真是充滿精力，活潑好動。沒想她人剛到中年，就喪失了寶貴的健康，令人嘆惜不已。

1979年后，北大校園里的女孩子開始講究衣著，向留學生樓里的外國女同學看齊，卻又苦于在商店里買不到合適的衣服。有不少人都自己動手縫制衣服。我自己就做過好幾條夏天的裙子，雖然做工粗糙，但很出格，心理十分滿足。記得一次我在宿舍里扯著長線縫裙子，同班的一位老夫子上門拜訪，他十分驚奇，張口發呆說不出話來。

淺井看我自己動手做衣，大受啟發，用面口袋做了一條連衣裙，把面粉商標放在胸前，又是一件別出心裁的服裝。那時，中文系的一位女才子，來自江南小城，愛穿下擺鑲闊荷葉邊的連衣裙，讓好些北京城里姑娘們看不上。我倒覺得，她這么穿很有特點，十足江南秀女的味道。

再后來，深圳開放，許多服裝舶來品由香港流入中國。女孩子又穿開了從廣州和深圳買來的百褶裙、喇叭褲和T恤。那時還不興跑單幫，廣州的同學度完假回校，行李中都夾著不少為同學義務代買的衣物。我也充當過圣誕老人的角色，為別人帶過衣物，甚至還有錄音機。

2017年，我們相聚在日本山梨縣，右1原北大日本留學生平田，右2作者本人，右3淺井，右4日本友人山田女士

我畢業離開北大時，校園色彩斑斕一片，女孩子們的服飾已是今非昔比。誠然，也有不少女同學繼續堅守藍綠本色。同系的一位老三屆女同學，4年里堅持穿藍色中式對襟小襖或是白襯衣。還有一位青島小同學，堅持穿了4年的綠軍裝。她對我不很滿意，因為我穿著時髦。她給了我一個外號“美加凈”。

除了穿衣，女孩子們也開始注意頭發。最初幾乎所有的女同學都留著短直發或梳著辮子走進北大。我當時沒有梳辮子，而是燙了頭發尾巴，再扎兩把刷子，已很引人注目。據一位男同學說，當我拖著行李走進學一食堂報到，他就在人叢中看到了我。我記得，校園里先是時興燙發。我曾用街上買來的燙發劑，為幾位從沒燙過頭發的女孩子卷過頭發。

燙過頭發，女孩子們又興起用護發素。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訴我，她拍了大腿、咬了牙，才買下一瓶兩塊多的護發素。不過，最后還是披肩長發在校園里扎了根。其實，那時的北大風氣很自由，每個人按自己的風格行事、穿衣，并不感覺校方有什么干預。所以，同學們畢業后，分配到工作單位，才發現衣著與當時社會不協調。一位同系的女同學被分配到中央機關工作，她的牛仔褲和披肩發被單位領導命令改正才允許上班。

后記

以上文稿完成于我走入北大校園大約20年以后的某一天。

37年后我終于找到了瑞士留學生舒東文。

2016年，我和數位北大同學作為舒同學的客人，到了他位于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度假屋做客，度過了非常愉快的時光。

2017年，受日本淺井同學的邀請，我和另一位北大同學到日本旅游。我們搭乘日本新干線，從關東到關西，再到四國島的瀨戶內海沿岸，同樣是一次無法令人忘懷的愉快旅程。

能與兩位與我關系最為密切的北大留學生建立跨越40年的友誼，是我當初沒有想到的，也是我人生的一大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