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夫人被谷正文帶回了家，出門竟全都招了，連毛人鳳都細思極恐

1950年3月2號，臺北泉州街19號，憲兵一進門就說，吳次長，請跟我們走，吳石手里捏著軍帽，帽檐濕了一塊，也分不清是汗還是雨。

王碧奎被攔在客廳，就那么眼睜睜看著丈夫出門，哭都不敢哭出聲，她手里攥著的是朱楓兩天前留下的一個藍布包袱，里面就兩件旗袍、半包“金門高粱”，還有一張小字條，上面“平安”兩個字寫得特別潦草，好像筆還沒落穩就收了。

谷正文根本沒露面，他人在長沙街保密局二樓，就等著電話響，筆錄早就弄好了，就差一句**“朱楓曾夜宿吳宅”**，他要的是一條完整的證據鏈，不是誰的眼淚。

天亮以后，王碧奎被帶到了城南招待所，那房間里有鐵窗，有彈簧床，床頭還放著一本《良友》畫報，封面是去年上海的選美冠軍，女看守跟她說，寫吧，寫完就能回家帶孩子了，她就寫了三行字，朱小姐來過家、借住了一晚、聊了些家常，寫完按手印，指肚上沾滿了墨，感覺就像按在了一個傷口上。

從那以后她再也沒見過自己的丈夫。

6月10號，馬場町，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是同一個案子，行刑前，吳石跟憲兵要了紙，寫了四句詩，“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

寫完就把紙折成一個小方塊，塞進了自己的內衣口袋，沒有喊什么口號，也沒有往外傳紙條，槍響之后，法醫在他身上只找到了這塊紙，墨跡都被血浸得模糊了，可還是能看清**“忠善”**兩個字。

王碧奎是1952年4月放出來的，出獄那天她穿著一件舊的毛藍布衫，領口都磨出了線頭，保密局什么說法也沒給，就塞給她二十塊新臺幣當路費，她先回了趟福州，把留大陸的兩個孩子接回來，又帶著全家搬到了臺中，為了不讓人注意，她改用了母親的姓，登記的名字是“林碧”，之后的三十年，鄰居們只知道她是個“林太太”，賣過面線，也糊過紙袋，一個“吳”字再也沒提過。

1980年，她拿著探親護照離開臺灣，從香港轉機去了美國洛杉磯，晚年就跟小兒子住在一起，每天黃昏都自己走到社區的湖邊，坐在長椅上，把面包撕成一小塊一小塊地喂海鷗，1993年12月，她在蒙特利公園市病逝，遺囑里要求火化，骨灰送到北京，第二年清明，八寶山的福田公墓，吳石的衣冠冢旁邊，多了一方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碑面上只刻了**“王氏碧奎”**四個字，沒有生卒年月，也沒有照片。

谷正文活得久得多，他晚年接受口述史訪問，一談到吳石案，就用他那口山西話說一句，“吳次長是黨國損失，我替他可惜”，你要是再追問，他就擺擺手，說“檔案都在，自己查”，2007年他在臺北新店的老人院去世，枕頭邊上放著一個空香煙罐，罐子底上用紅色的圓珠筆寫著“吳石”兩個字，那筆跡抖得都快認不出來了。

毛人鳳的記錄里，根本找不到那句“以后谷正文寫的東西先送我”，他1966年就病逝了，病歷上寫的是“胰臟癌末期”，臨終前就跟家里人說了一個字，“疼”，再沒別的了。

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廣場，那面巨大的景觀墻上刻著毛澤東的題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廣場兩邊的花崗巖上只刻著烈士的名字，并沒有吳石的單獨雕像，也沒有陳毅的題詩，每到清明，管理方會把游客獻的菊花都集中起來，統一擺在景觀墻的腳下，至于那些煙盒、拐杖、微型相機模型，都會被悄悄收走，管理規定寫著，易燃、易損的物品不能長期擺放。

王碧奎在美國留下的所有遺物，除了幾枚舊臺幣、一張1950年的全家福，還有一本1965年版的《福州鄉土志》，書頁里夾著一張便簽，上面用鉛筆寫著，“魚丸配方：鰻魚肉七成、豬肉膘三成，冰水打漿，鹽少許，不可加酒”，字跡寫得工工整整，就好像生怕后人會忘記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