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度輟學考上北大，24歲葬于八寶山，撒貝寧含淚致悼詞，她是誰？

2003年9月的北京，八寶山菊廳里哀樂低回。

這里本是安葬國家功勛與杰出貢獻者的肅穆之地，此刻卻擠滿了北京大學的師生，連央視名嘴撒貝寧都站在悼詞臺前，聲音幾度哽咽眼眶泛紅。

這場高規格的追悼會，送別的卻不是功勛卓著的前輩，而是一位年僅24歲的女研究生。

她曾兩度因貧輟學，卻憑韌勁叩開北大校門，還留下過感動無數人的文字。

一個普通農家女孩，為何能獲此殊榮？

這個女孩名叫張培祥，1979年出生在湖南醴陵的小山村。

她的家是當地出了名的困難戶，父親常年臥病無法勞作，母親因小兒麻痹癥落下右手癱瘓的病根，后來又確診乳腺癌。

從5歲起，張培祥就跟著母親下地插秧收割稻谷，傍晚還要挎著竹籃去集市賣米，微薄收入是全家的主要生計。

她的童年里，書本和農具總是交替出現在手中，哪怕累得直不起腰，也會在睡前就著煤油燈看上幾頁書。

10歲那年，家里實在湊不出學費，父親只能提出讓她輟學把機會留給弟弟。

她沒哭鬧，第二天就扛起鋤頭下地，但每次看到村里孩子背著書包路過，總會停下手中的活，望著背影愣神許久。

幸運的是姑姑得知后，賣掉家里唯一的肥豬湊了學費，把她接去身邊繼續讀書。

重回校園的張培祥把所有精力都撲在學習上，成績常年穩居年級第一，12歲就考入了當地重點中學醴陵一中。

命運的考驗卻并未止步，高二那年，父母的病情同時惡化，巨額醫藥費壓垮了本就脆弱的家。

張培祥悄悄收拾行李，沒跟任何人告別就踏上了去深圳的火車。

她在流水線上每天干12小時的活，手指被機器磨出厚繭，夜里卻還在宿舍就著走廊的燈光啃高中課本。

一同打工的女孩笑她裝樣子，她只默默把書揣得更緊。

她的中學校長羅定中得知她輟學后，四處打聽下落，花了四個月才找到她，一句“回來讀書，費用我來想辦法”，讓這個倔強的姑娘在電話那頭紅了眼眶，最終坐上了返校的火車。

1997年夏天，張培祥揣著全家湊的1000塊錢，以株洲市文科狀元的成績走進北大法學院的校門。

在這所頂尖學府里，她沒絲毫松懈，專業課成績在百余人的班級里排到第九，還利用課余時間找各種兼職。

她給電視臺寫腳本，幫湖南臺策劃《新青年》欄目，甚至還客串過嘉賓主持，節目播出后在當地引發熱議。

同時，她以“滿天飛花”為筆名在北大未名BBS上寫文，一篇《大話紅樓》風靡各大高校的紅樓論壇，獨特的解讀視角讓她成了小有名氣的網絡作者。

她從不在學業和生計間做取舍，大學四年沒再向家里要過一分錢，反而每月都往家寄錢，給母親買藥給弟弟交學費。

家里的土坯房漸漸鋪上了地磚，添上了彩電和洗衣機，父母也第一次坐上了火車。

那段日子里，她把童年賣米的經歷寫成了《賣米》，文字質樸得像山間的清風，卻道盡了底層家庭的辛酸與堅韌。

后來這篇文章被《當代》收錄，還登上了《新華文摘》和《讀者》。

可就在生活剛有起色時，厄運再次降臨。

2003年5月，正在攻讀碩士學位的張培祥開始持續發燒流鼻血，最初還被懷疑是非典，最終確診為急性早幼粒白血病。

她刻意瞞著家人，直到弟弟高考結束才吐露實情。

躺在病床上的她依舊樂觀，不僅安慰前來探望的同學，還堅持翻書寫作，臨終前還依著陳寅恪的詠紅樓詩和了一首絕筆。

8月27日晚9點，她的生命永遠停在了24歲，彌留之際的兩個心愿，一是讓父母帶著她的骨灰坐一次飛機，二是把骨灰分作兩半，一半留北京，一半歸故里。

北大為她破例申請了八寶山的安葬資格，讓她成為這里第一位長眠的女大學生。

追悼會上，撒貝寧作為北大法學院的學長，在念到她的求學經歷和文學成就時，數次哽咽到無法連貫表述。

她的父親后來在家鄉的茶山上，親手建了一座“懷念亭”，每天都會去坐一會兒，跟女兒說說家里的近況。

她的弟弟在她的影響下考上大學，后來進入教育局工作，每年清明都會給姐姐寫一首詩。

張培祥去世后的第二年，《賣米》斬獲北大原創文學大賽一等獎，領獎臺上卻是她的同學代為登臺。

這些年里，她的《飛花讀紅筆記》《紅樓十日談》等作品陸續出版，翻譯的外國著作也成了暢銷書，稿費單仍會定期寄到她老家，仿佛她從未離開。

很多人說，她的一生像一場短暫卻絢爛的煙火，實際上她更像一株石縫里的松柏。

出身泥濘卻從未向命運低頭，兩度輟學仍牢牢攥住讀書的機會，在最好的年華綻放才華，又在生命盡頭給家人留下最后的溫柔。

她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卻用24年的時光，詮釋了寒門學子最極致的堅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