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王元化先生的學問、思想與風范

編者按：2025年11月30日，時值王元化先生105周年誕辰，由中國文化書院與華東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第八講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應邀主講，以“王元化的學問、思想與風范”為題，通過個人交往與學術觀察，對王元化先生的學術人生進行了深入分析。本文根據現場講座整理。

“我之認識王元化先生”

陳平原與王元化先生的直接交往，始于1980年代末。當時陳平原的博士導師王瑤先生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王瑤先生曾感嘆學界“一代不如一代”，認為晚清民初學者適逢東西文化碰撞，兼具兩種學問傳統，而后代學者因專業化而格局漸小。這一深刻觀察成為該項目設立的初衷。

1988年項目正式啟動后不久，王瑤先生于1989年12月猝然離世，時任青年講師的陳平原毅然接過重任，推進王瑤先生未竟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在項目陷入困頓之際，王元化先生于1990年8月連續三次來信，表面上是征求意見，實則是以長輩的關懷為年輕學者解圍。在一封封信件中，陳平原初識王先生對學術事業的擔當與對后輩的關懷。

《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王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陳平原還重點講述了王元化先生與《學人》集刊的淵源，這部學刊成為二人學術交往的重要紐帶。

《學人》（1991—2000），共刊行十五輯；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2年10月23日，王元化先生在來信中不僅關切王瑤先生遺著的出版，更對創辦不久的《學人》集刊給予極高評價。他寫道：“二三年來，文化急驟滑坡，水平大大下降，令人憂心。但據聞京中學人仍在潛心讀書，方使人覺得有些安慰……真正學人卻在踏踏實實做刻苦的工作，文化前途有賴于他們。”陳平原感動非常，當即寄上集刊并發出約稿邀請。

陳平原的這封約稿邀請得到了王先生的一封有趣的復信：“我寫了一篇論龔自珍考，寄給上海的許紀霖，請他寄您，我想以此表示一下對你們的支持。但小許來信說，過去您曾跟他說過，老年學人的文章一概不登，怕擺不平，所以誰都不去約稿，他建議我交《讀書》。這次回滬后，見來信要我推薦文章，您沒說要什么樣的文章，也沒說到年齡限制，所以我一直不知您的編輯方針。《學人》全載中青年作品也好，這也是一種特色。讀來信知道您幾位一直在寂寞中工作，但我相信，只要堅持把刊物辦下去，一定會得到真正的新朋友（讀者），而不會像那些如過眼煙云的趨時的雜志，哄一陣就結束了，我為這個刊物默默祝禱，因為這是一份有益于中國文化的力量。在南粵小鎮我還寫了一萬多字的論胡適文。我讀到過您的論胡適文，拙文刊出后希望提意見。”

這個“約稿誤會”更是彰顯了王元化先生的胸襟。在誤以為《學人》“老年學人的文章一概不登”后，先生非但沒有介意，反而在回信中表示理解與支持：“《學人》全載中青年作品也好，這也是一種特色”，并真誠祝愿這份“有益于中國文化的力量”能夠堅持下去。陳平原立即電話澄清誤會并熱情邀約，自此開啟了王元化先生與《學人》的深厚緣分，《學人》發行的十五輯中總共發表王元化先生三篇論文：即第四輯中的《讀胡適自傳唐注》、第五輯中的《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以及第十輯中的《近思錄》。

此外，陳平原還講述了1993年6月與王先生共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召開的“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經歷。這是二人關系的轉折點。會前會后數次深入交談，徹底改變了陳平原對王元化先生的認知，使他對王先生作為學者與思想家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的認識，而王元化先生在其1993年6月12日的日記中亦寫道：“會后與陳平原談天。陳氏王瑤高足，所辦《學人》雜志內容扎實，不搞花架子，也不自我炒作。北方學界漸染海派習氣，《學人》無此弊也。”可謂惺惺相惜。

1993年6月“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合影

1997年9月，王元化先生，陳平原合影于上海

關于思想與學問之爭

在回顧了與王元化先生的個人交往后，陳平原將講座引入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在陳平原看來，九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王元化先生以其深刻的思考、痛楚的反省、復雜的情感體驗，成為這個時代的標志性人物，他的思想歷程集中體現了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的多重面向。

陳平原首先引述王元化先生《我的三次反思》中的自述，勾勒出其思想演變的脈絡：第一次在1940年前后入黨之時，第二次在1955年受胡風案牽連之際，而第三次反思最為漫長和深刻，是其“真正進入了思想境界”“思想開始成熟的時代”。王元化先生本人高度重視此次反思，其《九十年代日記》與《九十年代反思錄》作為“姊妹篇”，互為印證，共同記錄了這段艱苦卓絕的心路歷程。

王元化著作《九十年代反思錄》和《九十年代日記》

王元化著作《清園近思錄》《清園夜讀》《清園論學集》《清園自述》《清園書簡》

陳平原不無遺憾地提到，王元化先生曾立志撰寫一部融時代、生活與思想于一爐的回憶錄，卻最終“千古文章未盡才”，使得后人只能通過《清園近思錄》《清園夜讀》《清園論學集》《清園自述》《清園書簡》等一系列著述來追索其思想的軌跡。

由此，陳平原提出了一個觀察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程的鮮明視角：若要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圖景，王元化先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而要把握八十年代的學術風氣，其師王瑤先生則是一個極為精準的個案。

王瑤，字昭琛，山西平遙人，1914年5月7日出生，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北京大學中文系名教授，文學史家、教育家，中國中古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

夏中義、劉鋒杰著《從王瑤到王元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平原指出，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的關鍵轉折點，是為《杜亞泉文選》所作的長篇序言 《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 。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異常投入，先生多次提及為撰此文而閱讀、思考。如8月4日日記：“繼續讀杜亞泉資料，讀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當時以及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9月21日日記：“杜文集序《杜亞泉與東西文化論戰》于今日午后完成第二稿。五百字稿紙三十五張，共一萬七千余言，為近年所撰最長之文。連日撰寫不輟，實覺筋疲力盡。”完稿后亦允許其以節本、全本、轉載等各種形式流通，足見先生自珍之意。

由此，陳平原系統梳理了王元化先生1990年代中期之后對“五四”的認識與觀點，陳平原特別強調，理解王元化先生的“五四”論述，必須體察其反思背后的情感深度與精神痛楚。因此他的反思并非隔岸觀火，而是近乎魯迅所言的“抉心自食”，是對自身精神根基的剖析。“五四”之于王先生，是一代人曾經“毋庸置疑”的精神追求，如今，竟成了可以“條分縷析”的學術對象。這對于王先生來說，是很大的精神震撼，帶給他反思的深切與痛楚是深刻的。正是這種源自生命體驗的深切與痛楚，使得先生的反思盡管在學界不乏爭議，甚至某些結論因現實刺激而“稍嫌迫切與粗疏”，但其提出的問題本身及其思想勇氣，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陳平原坦言，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人的“激進”，他與王先生觀點并不一致，但這不妨礙他欣賞其思考的深入與認真，《杜亞泉與東西方問題論戰》也被陳平原列入《學人》中十篇“最有影響力”的論文之中。這不僅是對文章學術價值的肯定，更是對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意義的高度認同。

在深入剖析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后，陳平原繼續深入王元化先生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對學術與思想關系的獨特理解與實踐。

陳平原指出，九十年代的王元化先生在完成深刻的思想反思的同時，還以驚人的毅力投身于具體的學術建設事業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主編《學術集林》文叢。

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1991—2000），共十七卷，上海遠東出版社

王先生曾在《關于近年的反思答問》中坦言：目前辦一件事十分困難，編文叢、編叢書比自己寫作還要困難。這種困難不僅來自于編輯工作本身，更來自于“編輯工作以外那些使人頭痛的無謂的干擾”。陳平原老師引述王元化1994年10月14日的日記以對照這種辛苦：“我名為主編，實為初審。經我定稿后，還至少要再過三次堂，且同一問題也需回答三次。”

在《〈學術集林〉卷二編后記》中，王先生再次提及編叢刊及叢書之艱難：“最頭痛的是要花費大量精力，去排除本不應有的無謂干擾。編者已不年輕，以現在的年紀和身體來說，就成為超重的負荷了。”盡管如此，王元化先生仍然堅持親力親為，不滿足于掛名當主編，一字一句地審讀來稿，甚至為海外學者的著述進行“必要修飾”。為什么？

這種近乎執拗的堅持，源于王元化先生對思想與學術關系的深刻認識。雖然王先生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而主要是思想家。但在九十年代中國的特殊語境中，針對當時李澤厚對學界提出的“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論斷，王先生希望兼及學術與思想，在《〈學術集林〉卷一編后記》中，先生發出了他著名的主張：“我們不想遵循目前流傳起來的說法，把學術和思想截然分開。《學術集林》發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在與傅杰先生的問答中，先生進一步解釋了自己的主張：“我不認為學術和思想必將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學術，學術也可以充實思想。它們之間沒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那種勢不兩立的關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會被救亡所壓倒，會被學術所沖淡。”（《關于近年的反思答問》）

陳平原指出，正是基于這一理念，王先生才會心甘情愿地花那么多精力去編《學術集林》。在先生看來，提倡一種好的學風，影響當下以及后世，比個人著述更重要。正是在這一歷史視野下，1994年4月22日和23日，王先生編讀《學術集林》稿件，“讀稿疲倦，以熊十力《尊聞錄》為休息”，為熊十力空諸依傍，高視闊步，依自不依他，神游乎廣天博地之間，那么一種“孤往”或“孤冷”的精神與毅力而激動不已。（參見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242、243頁）。

先生在這段日記中，先談《學術集林》的編輯工作，再一轉就將古今對照：“清自乾嘉之后，陳澧、朱一新輩，皆著力闡述治學態度與治學精神，倡導一種優良學風，為前人所忽略，亦未為后人所關注。當時學術界偏重政治之改革，無暇顧及學術自身之問題。康梁嚴復諸人，變法維新之書，世相爭閱。陳澧、朱一新之論雖精，關系中國學術文化發展雖巨，但風尚所偏，終為所掩。五四后，學者再拾舊緒，重新關注學風問題者，似僅熊十力一人而已。”第二天的日記再寫：“學術與政治關系問題，迄今仍在爭論。我贊成熊老所謂學術衰敝將影響政治不振之說。激進者則反之。”

《文心雕龍創作論》的意義

陳平原在本節繼續推進對王元化先生“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主張的分析，他不僅看到其背后的時代風云，也看到這一主張中個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記：王元化先生對于“學問”中流砥柱般的堅守——不僅僅是立場及趣味，也包括其治學方面的實績。

陳平原認為，雖然王先生在政治、哲學、思想史、文藝學等領域都有貢獻，但其作為專門家的一面，更多體現在《文心雕龍》研究。與皓首窮經、著作等身的專業研究者不同，王元化先生探究《文心雕龍》，其實只有一部多版本的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龍創作論》，1984年印行第二版時，略作修訂；1992年改題《文心雕龍講疏》，作了較大刪削，且增加一組新作。可就是這根獨苗，“書出版后，得到了郭紹虞、季羨林、王力、錢仲聯、王瑤、朱寨諸位先生的獎飾”，且與錢鍾書《管錐編》、季羨林《中印文化關系史論集》等同獲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頒發的首屆全國比較文學優秀著作榮譽獎（1990）。其分量之重，可見一斑。

王元化著作《文心雕龍創作論》《文心雕龍講疏》

陳平原追溯了該書的創作歷程：在《〈文心雕龍創作論〉初版后記》中，王元化先生稱：“這是一部舊稿，開始寫于一九六一年。后來因為患病，時寫時輟。至一九六六年初，初稿基本完成。”“文革”后，作者取回此前被沒收的書稿，重新修訂并新加了一章，這就是寫作的大致過程。其中的關鍵節點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終于結束政治審查的王元化先生，被安排在上海作協文研所。“所里一些青年要我給他們講授《文心雕龍》。從這時開始，我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文心雕龍》方面，一直延續到‘文革’后七十年代末我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出版為止。”

此前因外在環境的限制，王元化先生“將自己的閱讀范圍很快集中在三位偉大作者的著作，這就是馬克思、黑格爾、莎士比亞”。雖然日后《莎劇解讀》和《讀黑格爾》得以公開刊行，但當初并無此奢望。就在這抵抗絕望的緊要關頭，先生接受工作任務，開始轉向《文心雕龍》研究。王元化先生意識到，這是個機會，可以改變東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讀書與寫作，轉入專精研究：“但是那時能由自己作主的事是很少的，好在《文心雕龍》也是我喜歡的課題，總比把時間和精力消耗在去搞那些時髦的熱點理論或創作要好多了。”更何況，他其時尚未平反，外在環境又是那么嚴酷，“不能接觸現實性太強的課題，而只能在古代文論領域內找到安身之地”。王元化先生的這一選擇既是對外在環境的一種適應，更是在精神困頓中尋找學術突破的自覺努力。

王元化著作《莎劇解讀》《讀黑格爾》

雖說這一研究的起始處尚帶有任務以及趨避的考量，可一旦進入專門研究，王元化先生展現出了遠大的抱負：“對于我們文論研究領域內的因襲成見，我深有體會”；因而，“這本著作是企圖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上（或者可以說，在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上），采用新方法，作出一點嘗試”。

到了這個時候，先生發現此前閱讀、積累的知識都有其應用之處。正因半路出家，王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與同時代諸多學者有很大差異，他的知識積累與理論資源，不是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史，而是馬克思、黑格爾、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及文藝。對于“正耽迷于黑格爾哲學的思辨魅力”的王先生來說，學術志趣可不僅僅是解決中國古代文論的具體問題，而是“通過《文心雕龍》這部古代文論去揭示文學的一般規律”。

“那時我深感我們的文藝幾乎都是照搬蘇聯的體系，充滿機械論和庸俗社會學的陳詞濫調，我企圖通過《文心雕龍創作論》盡力去糾正文學理論的這種狀況。”如此高遠的立意，同時代學者中，不說獨一無二，也屬鳳毛麟角。四十年前的舊書，當然會有這樣那樣的缺憾，但此書的刊行正值改革開放潮頭初起，其引領風騷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將中國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觀念和趣味，上升到與西方文藝理論直接對話的層面，對后世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啟發。

雖然多年后，王元化先生自我反省，稱此書多少存在著以中學比附西學的弊病。“六十年代初，我撰《文心雕龍創作論》時，雖對比附有戒心，但上述以西學為主體的影響仍然存在。這使我偏重于揭示《文心雕龍》中與西方美學相同或相似的原則，而放松了對其中不同于西方美學的獨立特色方面的探討。”（《關于斯城之會及其他答問》）但在陳平原老師看來，王元化先生從事《文心雕龍》研究的深層動機，是希望通過這部中國傳統文論經典來糾正當時文藝理論界照搬蘇聯體系的弊病。元化先生試圖證明，中國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觀念和方法，完全有能力與西方文藝理論進行平等對話。這一研究取向與錢鍾書所言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有著內在的契合，都強調在普遍性的立場上探討中國文學理論的獨特貢獻。

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文學評議會成員合影于京西賓館，前排左起：呂叔湘、朱東潤、蕭滌非、王力、錢鍾書、王元化、王瑤、鐘敬文；后排左二至左四依次為：李榮、吳世昌、夏鼐；左六為王起

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組建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文學是大組，共31人，比哲學（12人）、歷史學（12人）兩組合起來還要多，因其包含語言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還有音樂、美術、戲劇、電影等。其中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家，按姓氏筆畫排列，起碼有：王元化、王起、王瑤、朱東潤、吳世昌、蕭滌非、鐘敬文、錢鍾書等。王瑤先生討論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略去了王起、朱東潤、蕭滌非、鐘敬文，在錢鍾書、吳世昌之外，選了著作最少的王元化，確實是獨具只眼。因為，以世俗眼光看，被略去的那幾位，當年都比王元化先生更資深，也更著名；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都承認，王元化先生的貢獻更大，影響也更深遠。

在乾嘉學風與魏晉玄言之間

在講座的最終部分，陳平原將視野投向王元化先生學術世界的整體氣象與精神境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思辨錄》作為一個領略王元化先生淵博學識與開闊視野的絕佳窗口。

陳平原強調，王元化能夠以一部《文心雕龍創作論》昂首進入學術史，與那個提倡探索、銳意創新、重質而不重量的時代之精神密不可分。王瑤先生當年敏銳地察覺到王元化走的是一條“新路”，而這條新路的具體內涵，在王元化先生自己的表述中體現為“我首先想到的是三個結合，即古今結合、中外結合、文史哲結合。尤其是最后一個結合，我覺得不僅對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就是對于更廣闊的文藝理論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不過，陳平原認為，比這三個結合更能體現王元化學術旨趣的，是他在《思辨發微》中提出的“回到乾嘉學派”的主張。王元化先生肯定清人考據訓詁之學的重要性，但也明確表示“我們的研究工作也不能止于乾嘉學派”，反對在治學方法上“亦步亦趨，墨守成規”。這種既尊重乾嘉學派的嚴謹學風，又力求超越其局限的立場，與王瑤先生的學術追求不謀而合。

陳平原進而回顧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王瑤先生關于考據學的一系列論述，如《論考據學》《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論考據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與作用》《談清代考據學的一些特點》等，指出其中除了受時代影響的成分外，更蘊含著深刻的學派之爭。王瑤先生雖然欣賞清儒“學有本原，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但認為“從乾嘉學者到胡適們，三百年來在方法上并沒有什么進步”，其根本原因在于過分推崇考據而貶低理論。在陳平原老師看來，這種強調考據工作不能停留在“個別瑣碎的事實上”的觀點，體現了以聞一多、朱自清為代表的“清華學派”與胡適為代表的“北大學派”在方法論上的根本分歧。

如何借助現有某種理論體系，在具體的研究中超越乾嘉學派，陳平原相信王瑤先生和王元化先生都有各自的體會和得失，而令他感到有趣的是這兩位先生最后都相聚于魏晉六朝，偏好那亂世中的突破一尊、諸子爭鳴，欣賞文人的特立獨行、放蕩不羈，對玄學的言意之辨以及“風骨”“辭令”等有濃厚的興趣。1940年代后期王瑤先生的《中古文學史論》和1970年代后期的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作論》兩部相隔30年的著作中，也體現著相似的趣味：都將魏晉六朝定義為戰火紛飛、政局動亂、思想不定一尊、儒釋道風起，而且以思辨為特點的一個時代，并將對玄學的思考超越了字詞、事件乃至具體著作的考辨，進入了思想層面。

學界論及王元化先生，多會提及“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陳平原進一步指出，這種學術趣味實則體現了通人與專家、思辨與考據、乾嘉學風與魏晉玄言的辯證統一。如果說乾嘉學風更側重于專家立場與考據功夫，那么魏晉玄言則更強調通人視野與思辨精神。而“魏晉風度”之于王元化先生，不僅是學問與言辭的修養，更包含著極為難得的獨立人格。

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發微〉序》，從王船山談到陳寅恪、王國維，強調“人的尊嚴是不可侮的”“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這正是后人將王瑤與王元化二位先生視為現代中國思想學術轉型象征的重要原因——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們的學術貢獻與治學方法，更是其背后深沉的精神追求與人格境界。

陳平原進一步指出，這種由獨立人格支撐的“魏晉風度”，在王瑤先生身上同樣有鮮明的體現。他動情地回憶起在王瑤先生逝世后半個月所撰寫的《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一文，其中明確寫道：“‘魏晉風度’和‘五四精神’，不只是王瑤先生的治學范圍，更是其立身處世之道。”這一判斷并非虛言，其客廳中懸掛的魯迅《自嘲》詩手跡與陶淵明《歸去來辭》畫像，正是他精神世界與人生情趣最生動的表征。這一概括的精準與傳神，在近年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同——去年分別于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大學校史館、山西大學美術館舉辦的王瑤學術文獻展，在眾多備選題目中，主辦方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作為展覽的主標題。這不僅因為其言簡意賅，更因為它深刻地觸及了王瑤先生學問與人生的核心。

2024年，“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紀念展”于6月11日在北京大學校史館拉開帷幕。

由此，陳平原總結道，在他看來，王瑤與王元化二位先生，皆是其生命故事與時代風氣緊密交織、相互映照的典范人物。對于19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國知識界而言，王元化先生尤其成為一種獨特的精神符號。在一個日益專業化的時代，擁有深厚學問已屬不易，而學問精深又能兼具開闊氣象與獨立人格，則尤為難得。他深信，兩位王先生之所以共同心儀魏晉，其意義遠不止于學術趣味的投合，更包含著一種深切的精神寄托與人格理想的追尋。正是這份內在的執著，使得他們在晚年的書信與回憶中，對此依然“耿耿于懷”。他們所展現出的這種風范、智慧與言談，足以被視作一種當代的“名士風流”，其精神足印，堪稱一部值得后人細細品讀的新時代《世說新語》。

“學問、思想與風范”，三者能否以及如何合一：這個話題對于新時代的我們和我們的學生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挑戰。

來源：杜伊祺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