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佛莊嚴·飛天靈動——探秘慶陽北石窟寺的藝術密碼

慶陽北石窟寺，堪稱甘肅四大石窟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它靜靜地坐落于西峰市東南方向茹河與蒲河的交匯之處，距離市區大約25公里。這一獨特的地理位置，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的安排，兩條河流的匯聚，不僅賦予了周邊土地以生機與活力，也為北石窟寺增添了一份靈動與神秘。

它與位于涇川縣東十五華里的南石窟寺有著深厚的淵源，二者皆由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涇州刺史奚康生所創建。因此，北石窟寺與南石窟寺宛如一對孿生姊妹，共同見證著北魏時期佛教文化在這片土地上的繁榮昌盛，同時也是絲路北道上一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坐標，承載著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厚重歷史。

當你走進北石窟寺，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如詩如畫的美景。它背靠著連綿起伏的青山，仿佛是依偎在大自然溫暖的懷抱之中；正對著潺潺流淌的碧流，那悠悠的流水聲仿佛是歲月的低語，訴說著千年的故事。在那一片長120米、高20米的赭紅色石崖之上，時光的刻刀留下了深深的印記。自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等各個朝代，無數能工巧匠在這里精雕細琢，開鑿出了295個窟龕。這些窟龕密密麻麻地分布著，猶如蜂巢一般，層層疊疊，形成了一幅令人嘆為觀止的壯觀景象。

北石窟寺的石窟分為上、中、下三層。其中，由奚康生創建的165號窟規模最為宏大。這是一個以七佛為主題的大型洞窟，七尊佛像造像宏偉精湛，莊嚴肅穆的神情仿佛穿越了千年時光，依然散發著北魏造像獨特的光彩與魅力。與七佛相伴而雕造的彌勒菩薩、騎像菩薩以及手持日月的阿修羅等雕像，每一尊都栩栩如生，富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堪稱藝術史上的成功之作。

除了165號窟，240號窟的北周造像也別具一格。這些造像展現出敦樸厚重的風格，仿佛在向人們訴說著那個時代的沉穩與內斂。而北石窟寺中數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唐代的石窟。其中，建于武則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的32號窟堪稱唐代石窟的典范。窟內的大小雕像面容豐腴，秀目含情，仿佛每一尊都有著自己的靈魂。它們的姿態輕盈靈動，仿佛隨時都能從石壁上飄然而下，堪稱盛唐藝術的精品之作，充分展現了唐代造像在藝術上所達到的新高度。

此外，北石窟寺內還保存著隋、唐、宋、金、西夏、元等各代的題記150多則。這些題記猶如一部部珍貴的史書，是研究歷史、書法的稀世珍品。它們確切地記載了石窟的開鑿年代，為我們研究歷代社會生活的變遷和發展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文字資料。這些歷經千余年的雕刻藝術，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古代藝術匠師們辛勤汗水的凝聚，為我們留下了一筆無比豐富的精神財富。

中國，作為世界上開鑿和保存石窟最多的國家，石窟文化源遠流長。據統計，全國有23個省區市分布著石窟，石窟總數約達300處。從分布規律來看，大多集中在古絲綢之路沿線。而在眾多的石窟中，僅甘肅境內的絲綢之路上就發現了大大小小的石窟140余處，其中隴東地區就有78處。在這眾多的石窟中，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無疑便是慶陽北石窟寺。它宛如一顆耀眼的明星，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芒，吸引著無數游客和學者前來探尋其中的奧秘。

北石窟寺的開鑿，宛如在歷史長河中鑄就了一座不朽的文化豐碑，其蘊含的佛教文化價值極高，仿佛是一座承載著佛教智慧與信仰的寶庫，在歲月的流轉中熠熠生輝。寺中窟龕里精雕細琢的石佛造像，更是猶如一幅幅靈動的藝術畫卷，以細膩的線條和生動的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隴東地區獨特的藝術特色，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藝術價值。

當我們談及北石窟寺，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創建者奚康生。翻開《魏書·世宗紀》，上面清晰地記載著：“永平二年（509年）春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就在這一年，覆鐘山下的北石窟寺及第165窟正式破土動工，開啟了它輝煌的建造歷程。

北石窟寺的唐代題記和宋代殘碑上，都留下了關于這段歷史的珍貴記錄。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重修石窟寺諸神廟碑記》中明確寫道：“粵稽厥初，蓋創自元魏永平二年，涇原節度使奚侯創建”。

《重修鎮原縣志·建置志》“寺觀·石窟寺”也有記載：“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涇州刺史奚侯建”。這些文字記載，就像一把把鑰匙，為我們打開了了解北石窟寺創建歷史的大門。

奚康生不僅創建了北石窟寺，還在回中山之南的永寧里精心開鑿了南石窟寺。他刊石立碑《南石窟寺》，碑文洋洋灑灑650余字，落款處清晰地寫著：“大魏永平三年……使持節都督涇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兼華涇二州刺史武安縣開國男奚康生造”。

現存的南石窟寺第1窟便是他智慧與心血的結晶。這座洞窟的形制以及窟內造像的題材、內容，與北石窟寺第165窟基本一致，仿佛是一對孿生姐妹，因此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被譽為隴東“姊妹窟”，它們相互呼應，共同訴說著那個時代的藝術輝煌。

在北石窟寺的龕窟中，遵循著一般的開窟程序，大型窟的雕鑿工作總是先從明窗入手。工匠們手持鑿子，小心翼翼地從明窗逐步向窟內推進，然后從上向下有條不紊地排石。當第165窟明窗傳來第一響鑿子撞擊聲時，那清脆的聲響仿佛是歷史的號角，不僅為該窟的開鑿拉開了氣勢恢宏的序幕，也如同一聲激昂的集結號，為整個北石窟寺的開窟造像活動吹響了奮進的旋律，吸引著無數工匠們投身到這場偉大的藝術創作之中。

北石窟寺第165窟，宛如一座神秘而宏偉的藝術殿堂，其平面呈規整的長方形，頂部采用覆斗式設計，窟門之上開明窗，陽光透過明窗灑入窟內，仿佛給窟中的造像披上了一層神圣的光輝。

165窟堪稱全國最大的七佛窟，它坐東面西，仿佛靜靜地凝視著時光的流轉。石窟內部空間極為寬敞，進深達15.7米，高14.5米，南北寬21.7米，如此宏大的規模，讓人在踏入其中的瞬間，便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

窟內的造像以七尊立佛為主體，它們莊嚴肅穆地矗立著，仿佛在訴說著佛教的慈悲與智慧。周圍配以脅侍菩薩，姿態優美，神情虔誠，仿佛在聆聽著佛的教誨。走進窟門，西壁上精心雕鑿著交腳菩薩、騎象菩薩、阿修羅天等內容，每一尊造像都栩栩如生，仿佛有著自己的生命和靈魂。窟頂的四坡更是精彩紛呈，浮雕著千佛、伎樂、飛天、弟子、佛塔以及 “游走四門”“舍身飼虎”“蓮花化生”等本生、佛傳、經變故事畫面。這些浮雕線條流暢，造型生動，仿佛將人們帶入了一個奇幻的佛教世界，讓人不禁沉浸其中，感受著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第165窟門外兩側，雕刻著威風凜凜的天王。他們是威力無比且自信的形象，身高達5.8米，身著堅固的鎧甲，足蹬戰靴，怒目鎖眉，神情威嚴至極，仿佛有著震懾一切邪魔的氣魄。天王作為鎮守佛國的衛士，兩尊天王體魄雄健，身體的線條棱角分明，威風凜凜的模樣讓人望而生畏。他們憤怒的面部表情如虎嘯獅吼一般，這種造型營造出一種威嚴肅穆的氛圍，讓人在敬畏之余，也感受到了佛國的神圣不可侵犯。

與迄今所能見到的其他石窟天王造像相比，北石窟寺的天王造像別具一格。它具有含蓄、樸實、敦厚的特點，不像其他石窟天王造像那樣，用各種夸張的動態、有力的武器、發達的軀體、勇猛的動作和表情等來體現力量。北石窟寺的天王造像仿佛是一位內斂的智者，以一種沉穩而堅定的姿態守護著佛國。

北石窟寺的飛天形象更是令人眼前一亮。在第165窟南壁和西壁交接處的壁面上，雕有一凌空飛翔的飛天，她身姿輕盈，仿佛在云端翩翩起舞；北壁和東壁交接處的壁面上，兩佛之間雕有半身飛天，雖只展現了上半身，但那靈動的姿態依然讓人感受到了飛天的飄逸之美。

樓底村北1號窟中心柱東面雕有兩個飛天，另外，第237窟、第250窟也有飛天形象。在樓底村北1號窟中心柱東面下層龕楣外的兩身飛天，身穿與云岡、龍門相同的羽尾裙，肩披飄帶，身姿矯健優美，在疾風中婀娜飄舞。這不禁讓人猜測，這或許是隴東工匠向中原學習之作，又或許即為中原匠師的精心杰作。

從藝術形象上來說，北石窟寺的飛天并非單一文化的藝術形象，而是多種文化相互交融的復合體。飛天的故鄉雖在印度，但北石窟寺的飛天卻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國道教羽人、西域飛天和中原飛天長期交流、融合的產物，具有濃郁的中國文化特色。飛天，作為石窟造像藝術的一種獨特形式，伴隨著佛教教義與佛造像的傳播而存在，并被賦予了特殊的藝術美感價值。

在第165窟門內南側，有一幅騎象菩薩，高3.05米，是該窟中最為精美的一幅造像。菩薩身材修長，細頸削肩，頭戴華麗的寶冠，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左舒相坐于象背中央。左手輕輕置于右腿之上，右手上舉于右胸前，秀目微睜，朱唇緊閉，臉上露出嫣然的笑容，風姿綽約，儼然一副大慈大悲、普度眾生的神態。

前后各有馭象奴與一弟子，形成了一幅和諧而生動的畫面。前面的馭象奴上身赤裸，下著犢鼻褲，雙眉緊鎖，怨怒異常，手持金剛杵雙腿跪于象背之上；后面的弟子笑容率真，著袈裟手捧摩尼珠單膝跪于象背之上。這一幅造像將人物的神態和動作刻畫得細致入微，讓人仿佛能感受到他們之間的情感交流，不禁為古代工匠們精湛的技藝所折服。

整組造像宛如一幅精妙絕倫的藝術畫卷，比例協調得恰到好處，大小適中宛如天成。人物形態豐富多樣，動靜之間皆蘊含著獨特的韻味。象奴滿臉怨怒，而弟子笑容率真，這一怒一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襯托出菩薩的聰明睿智。菩薩宛如一位洞悉世間一切的智者，心如止水，達到了寧靜致遠的高深境界。

仿佛世間眾生的萬事萬物都了然于胸，人世間的喜怒哀樂在他眼中，不過是化作那一抹儼然的微笑，這更進一步向世人詮釋了佛法的深奧與玄妙。菩薩、弟子、象奴同處于象背之上，這一巧妙的布局正如佛教所提倡的眾生平等理念，寓意著無論身份高低貴賤，在佛法面前皆平等無二。

北石窟寺猶如一部厚重的歷史巨著，從創建至今，已然走過了1500多年的漫長歲月。北石窟寺的佛教藝術，按照石窟形制、造像內容和樣式的發展軌跡，清晰地經歷了創建初期、繁盛時期、衰落時期三個階段。

自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第165窟成功鑿成，北石窟寺便擁有了確鑿可考的歷史。在眾多窟龕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第165窟和樓底村北1號窟，它們宛如兩顆璀璨的明珠，閃耀著北石窟寺佛教藝術的獨特光芒。

西魏時期，北石窟寺留下了3個造像龕窟，分別是第44窟、70窟和135窟。這一時期造像的面形，依然帶有北魏晚期消瘦清俊的鮮明特點，然而，仔細端詳，又能夠明顯看出人物風貌開始悄然發生轉變，正由清瘦俊美朝著豐腴健壯的方向發展。在這些龕窟中，保存較為完整的是135窟，它仿佛是一座時光的寶庫，為我們保留了西魏時期佛教造像藝術的珍貴樣本，讓后人得以一窺那個時代的藝術風采和審美變遷。

北周在歷史的長河中猶如一顆短暫劃過的流星，存續時間較為短暫，其間還發生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然而，即便在這樣動蕩的局勢下，北石窟寺的造像活動依舊未曾中斷，展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

時光流轉至隋代，南北朝時期盛行的“秀骨清像”風格逐漸褪去了往日的光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新的風格——豐滿圓渾、體粗頸短、面相豐圓。這種風格的轉變并非偶然，它為唐代佛教造像風格的輝煌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仿佛是一場藝術變革的序曲，預示著即將到來的藝術高峰。

在經歷了隋朝造像的鋪墊與積累之后，唐朝的石窟造像藝術如同噴薄而出的朝陽，迎來了一個嶄新的高峰。唐代造像豐滿健壯，呈現出雍容典雅的氣質，每一尊造像都仿佛蘊含著鮮活而真實的生命力，仿佛在訴說著那個盛世的繁華與輝煌。唐代是北石窟寺開龕造像最為興盛的時期，龕窟數量多達211個，占據了全部龕窟的三分之二以上，成為北石窟寺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歷史的車輪不會永遠停留在輝煌的時刻。唐朝中期以后，中國封建社會開始逐漸走向它的后期，而宋朝以后，衰落的步伐更是明顯加快。如今我們在北石窟寺中所能見到的宋朝時期開鑿的龕窟僅有2個，但這寥寥2個龕窟依然憑借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眾多游客駐足欣賞，仿佛在向人們訴說著那個時代的故事。

元朝以后，在北石窟寺及周邊佛寺的造像和修繕活動中，出現了一種明顯的變化——神性在逐漸消失，而人性在不斷增長，世俗化傾向愈發明顯。北石窟寺從此不再出現大規模的造像活動，仿佛是歷史的喧囂逐漸歸于平靜。

明清時期（1368年-1911年），北石窟寺的開窟造像活動基本消歇，仿佛是一位疲憊的藝術家放下了手中的工具。但維修活動卻并未終止，從現存的碑銘中我們可以得知，明清時期北石窟寺至少進行過八次修葺活動。清朝中葉以后，北石窟寺又經歷了四次較大規模的重修。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這一百年間，人為的破壞也達到了最為嚴重的程度，北石窟寺在修繕與破壞的矛盾中艱難前行。

北石窟寺最初本是官方開鑿的石窟，承載著那個時代的政治與文化使命。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和無情的自然災害，它變得滿目瘡痍，在晚清民國時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仿佛被歷史遺忘在了角落。

直到1959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在隴東地區進行文物普查時，于蒲河和茹河交匯處意外地發現了北石窟寺，這座沉睡已久的藝術寶庫才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

1963年2月13日，甘肅省人民政府公布北石窟寺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給予了它應有的重視與保護。

1988年1月13日，北石窟寺更是成為國務院公布的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迎來了更為全面和嚴格的保護。

在歷經1500多年的風雨洗禮之后的今天，北石窟寺作為隴東地區一處窟群集中、造像數量巨大、歷史信息豐富、藝術價值極高、延續時間很長的典型石窟文化遺存，依然煥發著迷人的光彩。它宛如一顆歷經歲月打磨的明珠，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芒，吸引著無數人前來探尋它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內涵。

作者簡介：程衛東，男，1947年生，洛寧縣大原村人，縣政府煙辦原副主任，2008年退休，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中國國學研究會會員，洛寧縣姓氏文化研究會顧問，洛陽市姓氏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