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軍區老樓墻根下,1967年1月的漿糊桶還冒著熱氣,大字報一張蓋一張,漿糊沒干就被人撕下換上新的,紙屑像黑雪。許世友每天上班路過,腳步咚咚,像擂鼓,眼睛不斜,卻數得清有多少張寫他名字。辦公室的門縫每天塞進來一沓匿名信,信封薄得透光,字卻寫得斗大,像要跳出紙面砸人。副官王輔一后來回憶,將軍把信摞成一疊,拿部隊印地圖的銅鎮紙壓住,鎮紙重三斤,信越壓越高,像隨時會炸的炸藥包。第七天傍晚,他忽然說:“去大別山打獵。”專列夜里開,車窗全拉簾,沒人問去哪兒,也沒人敢問。
大別山的冬天濕冷,霧把槍管都裹出一層水膜。許世友沒帶獵槍,帶了三十六個兵、一把鋤頭、一摞加密電話記錄本。山洼里的荒坡先被砍出“V”形口子,再翻成“田”字格,土里的石頭比土多,鋤頭崩得火星四濺。他卷著褲腿,膝蓋舊傷鼓包像塞了只雞蛋,蹲不下去就跪著點種,玉米籽排成隊,像當年排兵布陣。夜里電話機掛在松枝上,耳機里南京口音報告“今天又有三批人找你”,他“嗯”一聲,轉頭讓警衛把《矛盾論》第17頁折個角,畫一道鉛筆線:“這段我明天講。”三個月,地整出二十七畝,紅薯秧子蓋不住石頭縫,像地圖上的未定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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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張春橋坐著吉姆轎車進山。山路十八盤,張一路吐,下車時臉比紙白。許世友正蹲在地頭啃生紅薯,皮沒剝凈,嘴角沾泥。兩人對視,沒握手,張遞過中央文件,許用袖子擦手,接過來,先瞧落款處那枚朱印,再看正文,折好放口袋,說了句:“走吧,別讓主席等。”車掉頭時,山坡玉米葉子嘩啦啦響,像鼓掌,也像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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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菊香書屋的燈泡瓦數低,黃光打在人臉上像舊照片。許世友進門時眼淚已經憋在眼眶,啪嗒一聲砸在地板縫。毛主席遞給他一條延安時期用過的毛巾,布面起毛,顏色像干血跡。沒說“委屈”,也沒說“別哭”,只拍拍他后背:“世友啊,你還是那個脾氣。”聲音不高,尾音拖長,像把三十年前延安窯洞里的回聲重新拉出來。半個月里,兩人吃過五次晚飯,三次紅燒肉,兩次菠菜豆腐。菠菜老,嚼得沙沙響,毛主席把根都夾給他:“吃根,有勁。”談話沒記錄,后來有人追問,許只回一句:“主席問我玉米畝產,我說四百斤,他笑,說能收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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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京的火車上,他把那本折了角的《矛盾論》還給秘書,書頁里夾著大別山的地頭土,碎成粉末,一抖就飛。以后每年八月,南京軍區農場都會收到一包從廣州寄來的紅薯種,信封落款只寫“許”字,一筆一畫,像刀刻。沒人再提那三個月,但老樓墻根下的漿糊桶一直用到七十年代末,桶底結了一層黑痂,鏟都鏟不掉,像那段日子的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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