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學者楊奎松的歷史新解

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非常不錯，可惜知道的人不會太多，和他的《革命四書》相比，算是比較冷門的一本學術著作。

此書就我所知，目前只有一個版本存世，即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9年9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華誕之際出版的。本書分為1、2兩冊，每冊具體印數不詳，第1冊定價為52.00元，第2冊定價為38.00元。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人民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勝利、繼續高歌猛進之際，中共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舉行七屆二中全會，研究奪取全國勝利以及籌建新中國事宜。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面對即將取得的全國勝利，黨應當保持怎樣的一種精神狀態？在報告結尾部分，毛澤東專門論述黨的作風建設，鄭重告誡全黨要做到“兩個務必”。

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正如作者楊奎松在本書的前言中所說的那樣，新中國的建立,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實在是來之不易。如果我們過去更多看到的，還只是無數革命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的話，那么，我們今天更有必要了解，這樣一個新中國，是在怎樣一種條件和環境下實現其政治秩序的建構的。

楊奎松的這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是采用專題史的研究方法，按照若干個專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史進行分門別類的具體研究。

本書中的18篇國史專題研究文章，在收錄到本書結集出版之前，都在境內外的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過了。比如第一章《建國前夕中共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就曾原載日本《東方學報》2007年9月25日；第二章《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就曾原載《史林》2008年第6期和《香港傳真》2009年第10期；第三章《新中國鎮反運動始末》，就曾原載《史學月刊》2005年第1期；第八章《中蘇邊界沖突與中國對美緩和》，就曾原載《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12期……

這些研究專題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內政外交，具體涉及到的論題包括土地改革、鎮反運動、“三反”和“五反”、干部任用政策、收入分配制度、美蘇冷戰與中國革命、中蘇結盟、出兵朝鮮、臺海危機、中蘇邊界沖突與中國對美緩和等。

其中關于“建國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和“建國前后黨政人員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的研究，似乎在此之前還鮮少有人涉及，算是填補了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個空白。

楊奎松的歷史研究在言之有據方面是做得比較突出的，這正應了胡適的那句治學名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行文之中以及書后都對文章中涉及到的史料提供了詳盡的出處說明，這些史料大多為官修的中共黨史人物的傳記和年譜，以及各種公開出版的文獻資料和有關的檔案材料等。

和以往黨史研究中四平八穩的研究不同的是，楊奎松往往在爬梳史料的過程中，把以往黨史研究中比較諱言的一些敏感的問題或論題拎了出來，抽絲剝繭地分析其中隱藏的鮮為人知的一些歷史真相。

比如本書的第一章《建國前夕中共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楊奎松單拿出一節來探討“毛、劉的分歧與化解”，毛對此前劉領導的土地改革工作未能區別不同地區的情況，運用策略，分步驟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而是簡單地搞“一刀切”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而鑒于多數領導人的看法大體一致，劉最終也認同了毛的意見。2月18日，他致電毛稱：“最近我調查了老區幾個村的確實材料，證明你的提議完全正確，即在老區土地早已基本平分，而不要再來一次平分，也不要人為地去組織領導一切的貧農團，只要在農會中組織貧農小組，實行土地調整，即可完全解決土地問題，而集中注意去整黨與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

而在本書的第七章《建國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楊奎松單拿出一節來探討《關于對地下黨干部的任用問題》，并在行文中提到了那個流傳甚廣的對待地下黨干部任用的“十六字方針”，即“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關于這個問題，楊奎松的結論是：

由上不難看出，在本地干部的問題上，囿于傳統的血緣親情關系，在階級關系上達不到黨的嚴格要求的情況較多，并不奇怪。可是，在革命和戰爭年代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這卻成了黨性和立場問題。

因此，渡江戰役之后，也就是解放軍大舉南下之初，劉伯承、鄧小平所部占領區內就已經開始注意限制地下黨及其本地干部在接管過程中發揮作用了。隨之而來的，是大軍進人南方各省之后，進一步發現問題之普遍與嚴重，因而愈發加強了警惕和整治的力度。

結果，中共各大區對幾乎所有新占領區中的地下黨及其相關武裝力量，如廣東黨組織、云南地下黨、湖南地下黨、福建地下黨、南昌地下黨、滇桂黔邊縱隊、海南島瓊崖縱隊以及地下隱蔽人員等等，不論其個人事實上有無問題，幾乎都被認定為組織“嚴重不純”，有的還不予承認。

一些發生問題或被懷疑有問題的地下黨組織的骨干，干脆被打為“匪特分子”或“惡霸地主”集團，慘遭判刑或槍斃。

建國初中共黨內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市委書記潘漢年、公安局局長揚帆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發生，亦是在此種情況下造成的一起重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