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談《中國研究文摘》：更加即時地閱讀漢學、更大力度地擁抱國際

劉東教授

劉東，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中西書院院長。出版有《西方的丑學：感性的多元取向》《天邊有一塊烏云：儒學與存在主義》等30余種著作譯作，主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等20幾套叢書，并創辦了《中國學術》雜志。

可以說，劉東是一個一輩子嗜書如命，并且以此安身立命的人。從他主編的叢書之體量，從他給出版界提供的書目來說，他應該也不知道自己讀了多少書，甚至一時說不上自己主編了多少套叢書。在他主編的叢書中，“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應該是一代學人踏入學術之門的必讀書目，這套叢書出版至今已近40年，而且還在持續推出。今年，劉東又在文景推出了《中國研究文摘》，近日《中國研究文摘》的第2輯已新鮮出爐。《中國研究文摘》旨在翻譯、摘編發表于近年來海外人文學術期刊上有關中國研究的文章，包括論文、書評、專題討論等。劉東說，他在主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時即有做文摘的想法，時過境遷，40年后這一夙愿的實現與他最初的設想有何異同？近期，記者圍繞讀書、編書、出書的相關經驗和感受專訪了劉東教授。

《中國研究文摘》第一輯

《中國研究文摘》第二輯

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主編，想先請談談您當年策劃、主編這套叢書的經歷，這套叢書具體是如何選書的？

劉東：我接觸海外漢學可以說有這么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還不怎么入門。當時中國市場上還沒有海外來的書，那時候南京大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有一個合作的中美文化中心，中心有個小小的圖書館，里面有一些美國老師帶來的書。另外就是北京圖書館（當時還不叫國家圖書館）的西文新書陳列室有一些書。這就是我們當時能夠看到的海外研究的書，而且帶到家里必然是復印的。

之后就越讀越深了，在“海外漢學”特別是“美國漢學”這片浩如煙海的“天地”里開始如臨如履地摸索。這個階段有一二十年。我后來寫文章說到這一點，我說是和讀者一起在摸索一個新課題。

那么，什么是“好”的漢學，什么是值得我們翻譯的漢學著作？一開始，我的想法是很樸素的——這本書有洞見，我喜歡這個洞見，而且中國人還不知道這個觀點，那我認為這是一本好書。后來則不然。

因為美國的中國研究是亞洲研究的一部分，哈佛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和社會學大樓一墻之隔，二者多有交流，美國的中國研究運用了很多社會科學方法，主要的特點就是理論先行。這就令我有點迷惑。因為一開始我想我知道中國是什么，因此可以判斷一本書、一篇文章好還是不好。但我看到美國的漢學有一套特別的方法，每個人用的方法還不一樣，中國在他們眼中變得可以高可以矮、可以胖可以瘦……這就導致一個結果，沿著他們的理論框架，我就要進一步去思考在不同美國學者眼中的中國。一開始我們以為他們可以為我們澄清歷史，結果看了他們的研究，發現這個歷史反而更加見仁見智了。怎么辦呢？我就做了另一套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在不斷地看書、選書的過程中，自己的理論功力就上來了。這樣再去看中國研究、再去選書情況又不同了。可能我不同意一個觀點，但我仍然會選擇這本書。那我選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向讀者介紹某一領域的領軍人物或者代表觀點。這時候在我眼中，歷史學就是個“學”，用不同的話語去處理哪怕是同一種材料，也就產生了歷史。所以，搞清楚了其中的家法、門路就又到了另一個階段。

我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上花功夫最大的時期是我在北京大學比較文學所的時候，那時候開了一門課叫“美國的中國研究”，我的很多學生也跟著研究這個。后來我的興趣就慢慢轉移了。

這套書中有許多經典之作、名家之作，但隨著書目越來越多（已經兩百多種了），如何繼續篩選？

劉東：現在我們要么是在出老朋友的新作，而更多的一些作者對我來說，則算是可畏的后生了。所謂名著或者經典，意思是它經歷過了歷史的沉淀。現在中國要盡快跟世界溝通交流，那必須還是要去看最前沿的研究。當然，現在條件方便很多，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掌握世界上最新的學術情報。一般來講，國際上學術動態的發表主要有三個途徑，一個是會議，一個是演講，再一個就是論文。但是，會議上發表的東西不一定能形成論文，即使有論文發表，又未必能結集成書。即使成書，我再組織翻譯到出版，也可能都過去多年了，甚至在國外學界都成舊聞了。

我記得我剛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不久，在北京跟韋思諦（Stephen Teiser）教授喝啤酒，我們就談到說要編一本論文集，而這個工作終于面世了，就是“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里的一本——《中國大眾宗教》。但是很可惜，書出來的時候他已經離世了。現在大家都覺得這本書太棒了，可以看到韓書瑞、杜贊奇、彭慕蘭對民間宗教的研究，然而這批作者中的一些人，后來的興趣早已轉移了，以至于國內并不知道，原來他們當年也關心過這個題目。

所以，我做《中國研究文摘》的初衷，就是想讓大家看到國際上最好的論文，更加及時地看到最新成果，以及更大力度地擁抱國際學界。

新推出的《中國研究文摘》有一個年輕的編委團隊，這個團隊是怎么形成的？具體工作如何展開？

劉東：剛談了我做這個系列的初衷，當然，做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問題，有待于今后再慢慢地解決。比如，一些國家它沒有專門的雜志。我現在有一個十人的編委，大致上是分工到個人，你負責這兩個雜志，他負責那三個雜志，但是像德文、意大利文、俄文這樣的研究成果能找得到嗎？到底怎么去大海撈針呢？漢學研究有刊物的主要就是英文、日文，而我們的工作重心也就在這里。不消說，我們嘗試進行的這項工作，就是希望慢慢地吸引中國的學者注意到它。現在國內高校、研究所購買了數據庫，從中也可以獲取一些信息，這樣跟國際上的關系就更進一步了。

再一個問題：怎么確定我們選的內容是好的？第一，編委團隊的十位年輕人都是很好的年輕學者，有我在“清北浙”帶出的學生，也有宇文所安、黃宗智、李峰帶出的學生，我是完全信任他們的。第二，當然也可以說，無論是“知我罪我”，《中國研究文摘》所體現的，還是劉東本人的眼光。我們的工作機制是，編委成員在自己負責的領域里找選題，然后我們開會，他們給我講自己為什么選這些文章，怎么個好法兒，會議從早九點到晚六點，最終我來確定選什么。這里有他們的學術眼光，有我的學術判斷，但最后的決定還是劉東的。我承認，包括“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不能確定地說它就是好。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說，所有的閱讀都是主觀的，所有的閱讀都是誤讀。將來，讀者可以評論劉東的品位如何。

無論如何，這算是一個創舉吧。希望十年以后，中國學術界會像讀“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一樣，習慣于閱讀這個系列，甚至于覺得非讀不可，然后知道國際上有這么多雜志，要做哪種學問就應當去敲哪家的門。

越是在知識爆炸的時候，越要對知識整合有緊迫感。否則的話，強擠出來的所謂學術成果，就很可能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

從您策劃“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到現在，國內學界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學人的代際更替、出版市場等多方面都發生了諸多變化。可否談談您的感受？

劉東：現在真正活躍在一線的是年輕人，這是事實。但現在的年輕人不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們那個時候處于草莽階段，沒有那么多套兒。他們現在寧愿變成一個專家，專的不能再專的專家，而且干活都跟記工分似的。另外，各地的風氣也有所不同，當年我在北大教書的時候，就有復旦的年輕老師向我感慨，你們北大是問題意識，我們復旦則是課題意識。那么，現在大概都是圍著課題轉。另外，這也是“古風”與“時尚”的區別，要么讀書是為了做個“通人”的，那么更關心“于書無所不讀”。要么讀書是為了做個“學人”的，只是為了寫什么才去讀什么。當然，年輕一代也有其長處，他們的外語相對熟練，尋找譯者越來越不發愁了。

我65歲來到浙大，這里可以允許我工作到80歲。但即使這樣，等到我真的退下來時，那時我們這一代人恐怕都退下來了，此后的這類工作誰來接班？所以，也是殷切地期望年輕人快點成長起來。

現在這個團隊的年輕人，其實說年輕也不算年輕，因為他們現在的年齡，已經差不多是我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轉到北大的年齡了。要說，是這個社會沒有給他們那樣的空間，讓他們能夠發展成我們那種樣子。我23歲前才念大學，可是我大學的學士論文就已經是《西方的丑學》了，而再往后，等我30歲進京讀博士，不光是參加了“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叢書，而且很快就受邀于江蘇人民出版社，去主持創辦“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了。試想一下，現在還有哪家能邀請這種資歷的年輕人？可如果不是這樣，我又怎么可能堅持四十年，把這套叢書做到了今天的規模和影響？而相比起來，我們團隊里的年輕人也已經三十多要四十歲了。所以，還是希望他們能快點成長起來。

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輕學人很多是有海外求學、深造經歷的，如果說您在八十年代主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令當時更多尚未走出國門的學人“開眼看世界”，那么，我覺得現在的年輕學人（比如《中國研究文摘》的編委團隊）不僅是看了世界，他們已經在國內外知識的交互中成長并開始生產自己的知識了。您說在策劃“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時已有做論文摘編/文摘的想法，那我們現在做《中國研究文摘》這個項目，您認為它與您多年前的那個夙愿是否有所不同呢？

劉東：實話說，我最初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做這套書的時候，并不是那么被看好，大家覺得，美國人懂什么中國。可現在的成績說明了，這種學問的優勢還是很明顯的，當然也不是說它沒有問題。有人跟我說，現在只要參加學生答辯，翻開后面參考文獻就能見到這套書，所以他甚至開玩笑說，以往有吃“曹雪芹飯”的，吃“魯迅飯”的，那么現在就更有“吃劉東飯”的。從積極層面來講，幾十年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對中國學術界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可見的。婦女史、環境史等等，我們也慢慢搞起來了，但有時候學得太“洋涇浜”了。美國的漢學家往往對中國不怎么了解，他一邊看著對他來說是外文的材料，一邊用自己更熟悉的理論框架就往里面套。中國人這樣做，就感覺你拿腔拿調。

不過總的來說，這幾十年來，確實是信息的交流、人才的交流越來越方便，而“海外”的定義好像比較模糊了。所以，對于一位作者的歸屬，還是要看他處于哪一個系統里。就像我做“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最早的時候有朋友——中國人——跟我申請說，他的書能不能被選入？當時我是拒絕了。我的回答是，這套書首先要選外國人，或者選擇文化上的“他者”。當然，現在更可以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更年輕的一代，出國讀書，慢慢在美國學界留下來，也逐漸成了美國漢學的生力軍。不過，我也可以坦白地說，正因為這種人越來越多，總體上來說，美國漢學對我的吸引力是下降了。因為異質文化的沖撞，才更有意思，更有啟發。當然即使這樣，從研究質量上講，一旦有了做得不錯的，我們也還是選擇了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