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華學報》的兩次創刊看學報傳統的早期嬗變與當代啟示

本文作者朱劍編審

摘要

《清華學報》百年前的兩次創刊顯示了中國高校學報傳統早期嬗變的軌跡。1915年初創時，學報試圖糅合校園期刊與西方學術期刊這雙重“基因”，卻形成了前者壓倒后者的綜合性、內向性“窗口—園地”模式，終因影響力不彰，五年后黯然停刊。1924年，《清華學報》重新創刊，逐漸剔除校園期刊基因，成功轉型，完成了學報傳統的第一次嬗變，成就了一段輝煌的歷史。20世紀50年代，因院系調整高校重建后身份認同之需，早期“窗口—園地”傳統被重新激活并在20世紀70年代末完成了制度化，導致學報在全球化時代陷入結構性困境。要走出困境，不妨多元抉擇，或告別“窗口—園地”傳統，建成開放的公共平臺，或退守校園期刊“窗口—園地”的傳統地盤，但若頂著學術期刊之名，行著校園期刊之實，還幻想獲得國際頂級學術影響力，則無異于緣木求魚。

關鍵詞

《清華學報》；學報傳統；校園期刊；“窗口說”；“園地說”

110年前的1915年，《清華學報》創刊。稍稍了解學報史的同仁都會記得這一標志性事件，正是其創刊時提出的“學報者，交換知識之淵藪”的理念，與《東吳月報》創刊號《學桴》提出的“表學堂之內容與社會各界交換智識”的理念南北映照，共同奠定了中國高校學報傳統的基礎。但是，可能許多人不知道的是，《清華學報》出版到第五年就停刊了，又四年后，也就是到了1924年，才再現于學界。按說這當是停刊后的“復活”（復刊），但復出后的《清華學報》卻不認九年前曾經問世的“前身”，既沒有承續其卷、期號，也沒有承續其封面和版式設計，在創刊詞《引言》中，對“前身”更是只字未提，而是以新的版面形式和內容，自第一卷第一期從頭開始，完全以一個新刊的身份亮相于學界。所以，這不是復刊，而是重新創刊。

為何同一刊名的學報會兩度創刊？顯然是辦刊理念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改變，簡單的“復刊”已容納不下變革后的新理念，不得不從頭再來。從整個高校期刊界來看，《清華學報》的重新創刊是一件極具象征意義的事件，標志著早期學報傳統產生了質性的嬗變。在紀念《清華學報》創刊110周年的時刻，回顧這段不應被遺忘但已鮮有人提及的歷史，也許會給我們帶來某些啟發。

《清華學報》1915年第1期第2號（中文版創刊號）

一、首次創刊：雙重基因的交匯與“窗口—園地”傳統的奠基

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為清華學校，1915年，《清華學報》首次創刊。從其創刊到停刊短短五年間所展示的形象，可以看到它是兩種基因在中國大學特定時空下交匯和糅合的結果，由此亦可窺見學報傳統的源頭。

（一）源頭之一：校園期刊

現代大學在中國問世后，最先出現在校園內的連續出版物是校園期刊。本文所謂校園期刊，指的是由校內自治的學生社團主辦的出版物，作為社團成員交流平臺和聯結紐帶，在校園文化建設中曾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獨特的校園出版生態，在學報誕生之前，就已生長發展起來，在這方面，清華尤為典型。

周詒春

周詒春于1913年8月出任清華學校校長后，不滿足于校內僅有基于某種興趣或愛好結成的學生社團創辦的期刊，開始著手建設統合各學生社團的校園期刊。1914年，由校學生自治會主辦的《清華周刊》創刊，內容主要是師生普遍關心的校園新聞、時事評論、文藝作品等。1915年春，周詒春又提出創建統合全校學術社團的清華學會和期刊，6月，中英文合刊《清華月刊》（The Tsing Hua Monthly）創刊，主要刊發與學術相關的內容。由此，校園期刊初見體系：學生興趣社團期刊+校級綜合期刊+校級學術期刊，而這一體系的形成與學校行政權力對自治社團領地的介入有直接關系。盡管這些刊物內容各有分工，但有三個共同特點：一是共同的辦刊目的，對外，通過不同側面的展示，構筑完整的學校形象；對內，通過交換，實現知識的社群共享。二是明確的校園邊界，作者、編者和主要讀者都在校內，且集中于社團之內，有明顯的交換信息和自娛自樂取向。三是無論作者、讀者抑或編者，學生都是絕對主角，即使最具學術性的《清華月刊》，也是由兩位學生分別擔任中、英文版主編。這些共同的特點構成了校園期刊的基因——儲存著有關校園期刊生存和運作的基本信息，規定并支持著校園期刊的基本構造和性能。

《清華周刊》

由于學生必然的流動性，校園期刊的編輯隊伍并不穩定，導致了出版的不穩定。比如，《清華月刊》在創刊當年，兩位主編洪錫麒和王國鈞皆作為庚款留學生去了美國，《清華月刊》出版了一期就不得不停刊了。這使得初成體系的校園期刊出現了必須補上的缺損，于是，《清華學報》（The Tsing Hua Journal）于1915年底應運而生。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清華學報》的創刊正是對《清華月刊》留下的校園期刊體系空缺的填補，“校園期刊之一種”自然而然地成為《清華學報》的定位。

《清華月刊》

無獨有偶，比《清華學報》略晚幾年，1919年北京大學第一本綜合性學術期刊《北京大學月刊》的問世，與填補校園期刊體系的空缺也有直接關系。蔡元培撰寫的發刊詞開篇即言：“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且亦借以報告吾校現狀于全國教育界。顧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長篇學說，于是有月刊之計劃。”可見，《北京大學月刊》是作為日刊的姊妹刊面世的，對外“報告吾校現狀”，對內“聯絡感情交換意見”，與《清華月刊》《清華學報》可謂同出一轍。

因此，無論是《清華學報》，還是《北京大學月刊》，抑或更早些的《東吳月報》，無一不承續了校園期刊基因，并發揮著校園期刊的作用。

蔡元培

（二）源頭之二：西方學術期刊

與此前所有校園期刊相比，《清華學報》對學術的追求是無出其右的，這源于它還承續了另一種基因，即源自西方學術期刊傳統的基因。這一基因的形成始于1665年英國皇家學會創辦的《哲學匯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這本被公認為面世最早的學術期刊，奠定了現代學術期刊的四大傳統：學會辦刊，由學術共同體（學會）主辦，服務于共同體；促進交流，核心使命是鼓勵科學實驗、傳播最新知識、促進學術對話；開放平臺，面向全國乃至全球的學者開放投稿；規范運作，逐步確立了包括同行評議在內的學術規范。這四大傳統也構成了本文所謂西方學術期刊基因。

西方學術期刊基因隨著西學東漸的浪潮傳入中國。1906年，東吳學堂創辦學術期刊的動議即來自該校的“西士”（美國基督教會派遣的西方教習），《東吳月報》創刊號《學桴》所載發刊詞中“與當代學界交換智識”的宗旨亦是出于這些“西士”。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當然不乏對西方學術期刊的了解，《清華學報》發刊詞中“學報者，交換知識之淵藪”的理念，也是由來有自的。蔡元培所撰《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提出的“吾校必發行月刊”的“三要點”，則無不圍繞交換知識而展開。可見，被植入的西方學術期刊基因成為早期高校學報傳統的另一個來源。

（三）糅合雙源：學報的初創模式與傳統的奠基

正因為匯集了校園期刊和西方學術期刊兩種基因，《清華學報》創刊后就試圖將學校形象展示功能與學術交流功能糅成一體。學報若能同時發揮這兩項功能，對于既需要建立自身形象又需要開展學術交流的“幼年”清華來說，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清華學報》對這兩種功能的重視加固和夯實了肇始于《東吳月報》的學報傳統的基礎，這樣的傳統又為《北京大學月刊》所接續。學術交流是學術期刊的共性，而定位于學校形象的窗口和本校作者的園地者，卻唯獨學報一家，故而（學校的）“窗口”和（師生的）“園地”就逐漸成為學界對學報的第一印象。可見，從20世紀50年代后流行起來的關于學報的“窗口說”和“園地說”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學報初創時期的。

《東吳月報》創刊號《學桴》

二、重新創刊：艱難的轉型與傳統的嬗變

以《東吳月報》《清華學報》和《北京大學月刊》為代表的早期高校學報奠定了學報傳統的基礎，即把校園期刊與學術期刊的基因糅合在一起，希圖具有這樣雙重基因的學報能同時發揮兩者的長處。但是，糅合并沒有帶來融合。

（一）妥協與變異：內在張力的積聚

當校園期刊與學術期刊基因交匯而誕下學報這一新生媒體后，兩者的融合努力也就開始了，但卻無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展所長，優勢互補，而是緊張和沖突，結果就是校園期刊基因壓倒了學術期刊基因，學報成了不同于一般學術期刊的異果。

首先，主辦者的變異。學術期刊問世以來，其主辦者大多是學術團體，最常見的是學會，正是學會和期刊共同成就了學術共同體。在西方，這是一個始終伴隨著學術建制化的過程，至20世紀初，已經歷了漫長的兩個多世紀。中國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走完這一歷程，在學術社團和大學中，更多地寄希望于大學，從而使大學對學術建制化的貢獻遠遠超過了科學革命年代的歐洲大學。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學成為學術期刊的主辦者也就順理成章了，特別是意識到學術期刊在展示大學形象、促進學術交流、推進學科建制化等方面幾乎無以替代的作用后，大學更是當仁不讓地取代了學術團體，于是，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的關系，被嫁接到了“單位”——大學的身上。清華如此，北大如此，最早辦學報的學校，無一不是如此。

《哲學匯刊》第1卷

其次，辦刊目的的變異。學術期刊應科研和交流的需要而生，為的是破除學者之間學術交流的障礙。落地中國大學后糅合了校園期刊基因而誕生的學報，卻將展示主辦者（大學）的形象列為辦刊的首要目的，由此體現出了不同主辦者不同的意志。在這一導向下，交流的功能也發生了相應的變異。作為學報最初傳統的奠基者，《東吳月報》的“表學堂之內容與各界交換智識”，與《清華學報》的“交換之淵藪”，說的都是“交換”而非“交流”。雖只一字之差，但將“我”（學堂）與“外界”區隔開來的自覺也已躍然紙上。

再次，編者和作者身份的變異。學術期刊自17世紀誕生起，其編者和作者就都是學術共同體成員，大多具有學者身份，即使如《哲學匯刊》首任主編亨利·奧爾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其人雖不是專業學者，但卻是皇家學會的資深會員，與學會成員特別是著名的科學家有著深厚的友誼。學報在中國問世后，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園期刊基因得到了承續，這一點，看下《清華學報》就明白了。在攝于1918年的《清華學報》編輯人員合影中（圖1），從外貌即可清楚地看到學生占據了大多數，在《清華學報》（中文版）創刊號20篇文章中，作者為教職工和校友的僅2篇，余皆學生。可見，學生才是學報編者和作者的主體。

圖1 1918年《清華學報》編輯人員合影（清華大學校史館供圖）

《校友文稿資料選編》第16輯

最后，平臺屬性的變異。因為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不可分割的關系，對基于共同學科而非共同“單位”形成的學術共同體而言，期刊必須是一個共同體成員共享的、開放的平臺。但在學報，為了展示主辦學校的形象，學科邊界不得不為單位邊界所取代。如此一來，學報就自斷了與學術共同體的血脈聯系，而從公共平臺蛻變為某一學校的私家花園，“窗口”和“園地”的確不失為這一“墻內”平臺的寫照。

可見，變異實際上是學術期刊基因對校園期刊基因的妥協和退讓，或者說是校園期刊基因對學術期刊基因的侵蝕和改寫，而不是兩者的融合，以校園為邊界成為一切的前提，從而造就了早期學報不同于一般學術期刊的三大典型特征：一是內容的綜合性，不設學科邊界，只要學校開設的學科，一概兼容并收，這是校園邊界在學報性質上的投射。二是稿源的內向性，作者主要來自本校師生，尤以學生為主，這是校園邊界在稿源上的投射。三是功能的雙重性，既要展示學校形象，又要服務于學術交流，這種“既要……又要……”的雙重要求，在創刊之初對于清華這樣一所留美預備學校，乃至所有處于幼年期的中國現代大學而言，也許不失為一種既省事又有效的權宜之計，但這兩個有著根本沖突的要求，是很難取得平衡的，結果只能是一方壓倒另一方。

（二）從緊張到斷裂：不得已的停刊

在學報創辦之初，被人為糅合于其中的校園期刊與學術期刊兩種基因間的緊張不僅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解，而且當學校一旦走出幼年期，初步建成公眾形象和對交流平臺有了更迫切需求時，校園期刊基因就成了學報跟上時代和學校前進步伐的桎梏。首先是無法突破的學術品質瓶頸，以學生稿源為主的內向性，難以支撐高水平的學術期刊。其次是與學術共同體的疏離必然被學術共同體冷落。隨著專業學會（如中國地學會、中華醫學會等）的不斷問世，其創辦的專業期刊（如《地學雜志》《中華醫學雜志》等）迅速匯聚起全國各地學者，成為學術交流的中心。相比之下，封閉的、綜合的學報在學界的影響愈發難以彰顯。

《中華醫學雜志》創刊號

于是，到了1920年，已連續出版了五年的《清華學報》無聲無息地停刊了。

（三）破繭與重生：重新創刊

停刊不是終結，而是反思與蟄伏。對學報傳統模式的成功突破首先出現在南京。1922年1月，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等人于國立東南大學創辦《學衡》，提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宗旨。《學衡》問世后影響迅速遍及國內學界。《學衡》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緣于著名學者的自主辦刊、志同道合的優秀作者以及清晰的問題邊界、鮮明的學術立場，如此，《學衡》方得在學界獨樹一幟。這些特點，不僅成就了其完全不同于學報的存在，而且對于大學的決策者來說不可能不有所觸動。

《學衡》第1卷第3期

就在《學衡》問世的第二個月，即1922年2月，蔡元培毅然停止了《北京大學月刊》的出版。經過數月思考和醞釀，8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評議會第九次會議提出分門出版《自然科學季刊》《社會科學季刊》《國學季刊》和《文藝季刊》的議案。其中，《國學季刊》問世最早，1923年1月，創刊號出版，胡適領銜編委會，親撰別開生面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洋洋萬余言，雖然只談國故研究的原則與方法，對《國學季刊》不著一字，但期刊的邊界——不再是主辦的學校而是要研究的問題——已畫得清清楚楚。

在《學衡》和《國學季刊》的示范效應下，1924年，正在由留美預備學校向大學轉型的清華重啟了《清華學報》的出版，而從第一卷第一期的重新開始，則表達了與過去傳統告別的決心，從版式到內容的巨大變化更體現出告別已化為行動。明顯的變化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體現出來：（1） 從“表學堂內容”到對“科學的精神”的追求。“我們以為求學的態度，應以誠實兩字為標準：第一，要存一個謙抑的心，然后實事求是，平心靜氣，來研究學問；第二，要有科學的精神，然后求學的方法，可以漸趨精確穩實，脫離虛浮的習慣”。這表明其重心已從對外展示，轉向了對內恪守學術本身的價值。（2） 從學生習作到學者之作。新刊首篇文章，便是梁啟超的宏文《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借此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學報追求的不再是本校內容的展示，而是學術本身的卓越與創新。（3） 從學生主編到教師主導。編輯權從學生手中轉移到教師組成的編輯部手中，學術把關環節得到強化。（4） 從隨意寫作到引注規范。規定“倘文中引用書籍，務求注證詳明”，這是向現代學術論文寫作規范看齊的關鍵一步。

繼《清華學報》重新創刊后，1927年6月，燕京大學創辦了《燕京學報》。創辦伊始，即畫出了明確的內容邊界：“本報以發表研究中國學術之著作為主旨。”

《清華學報》1924年第1卷第1期

《學衡》《國學季刊》《燕京學報》的創刊和《清華學報》的重新創刊，是一次對學術期刊基因的重新植入和對校園期刊基因的有意識剔除，從而導致了學報傳統的嬗變。當然，四刊對于校園期刊基因的態度還是有所區別的，《學衡》《國學季刊》《燕京學報》可以說是不加猶豫的剔除，而《清華學報》則溫和了許多，在諸如對待綜合還是專業、內向還是開放這些源自校園期刊基因的問題上，留有了一定的余地，這當與清華正處于向大學轉型的前夜有關。真正完全剔除這些基因，則是20世紀20年代末的事了。1928年8月，羅家倫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1929年主持改組了學報編委會，決定分門出版學報。1930年—1931年，《清華學報》出版了文學哲學號、自然科學號、社會科學號三期專號，1931年，清華大學創辦《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從此，《清華學報》專事人文學科論文的出版。

貫穿20世紀20年代因內部基因沖突引發的學報傳統嬗變，是傳統對自身原始基因的一次成功改寫，從而實現了自我超越，成就了學報在學術史上的一段輝煌。《國學季刊》《清華學報》《燕京學報》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向來有民國年間文史領域四大名刊之譽，四家之中，學報占其三。有此佳績實非偶然，可以說，沒有傳統的嬗變，就不會迎來輝煌，而輝煌也印證了這一嬗變的意義：只有回歸學術共同體，學報才能獲得真正的、持久的學術生命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三、歷史的回旋：傳統的頑強存留與當代啟示

遺憾的是，這次意義重大的嬗變并未能為后世學報所傳承，這也成為今天的學報仍在困境中掙扎的重要原因。

（一）昔日重來：早期傳統的復歸與制度化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重塑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格局。舊的體系被打破，一大批新建或重組的高校亟需快速建立新的身份認同。于是，學報最初“窗口”和“園地”的功能被重新激活。

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撥亂反正之初，教育部發布《關于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明文規定學報是“以反映本校教學科研成果為主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這一界定，標志著20世紀中國學報發軔于10年代、揚棄于20年代、回歸于50年代的“綜合性、內向性”辦刊模式，正式上升為一項政府制度安排。“窗口說”與“園地說”從此堅不可摧，學報傳統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完成了向“幼年”的回歸，而且得到了體制的固化和維護。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卷第1期

（二）當代困境：全球化時代的挑戰

1978年教育部《意見》為盡快恢復科研秩序、維護教師的發表權利的確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也錯失了重建高校學術期刊體系的難得機會。當全球化浪潮襲來，中國大學雄心勃勃地邁向世界時，卻發現缺失了我們自己的出海之“船”——國際化學術期刊。能夠為全球化時代國際學術競爭提供平臺的，是以專業化學術期刊為基本單元、以同行評議為質量保障、以全球稿源和傳播為特征的體系化、規模化、國際化的學術期刊群。與此相比，已深陷結構性困境之中的學報幾乎連其中任一特征都不具備，以至于2015年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中，對包括學報在內的高校學術期刊只字未提。這其實是一個無言的評價：在決策者眼中，如今的學報，在構建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宏大敘事中，已力不從心。

《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局部）

（三）未來抉擇：承續還是超越

回顧《清華學報》的兩次創刊，以及直到今天圍繞學報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一部在對傳統的承續與超越中掙扎回旋的歷史。從中，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示？

首先，大學校園期刊與學術期刊是兩種不同功能和性質的出版物。前者出自學生之手，朝氣蓬勃，青春洋溢，情感真摯，但不免青澀甚至幼稚，更適合社團內部同學之間的寫作練習和閱讀交流；后者出自學者之手，是學術研究的成果，追求的是觀點新穎、邏輯嚴謹、資料翔實，預設的讀者是研究同行，而不管其身處何方，無遠弗屆才是其最理想的傳播效果。

其次，行政權力的介入雖在主觀上拉近了校園期刊與學術期刊的距離，但終究不能消除兩者之間的緊張。凌駕于學生社團及其所辦刊物之上的“校級”學生組織及其創辦刊物的出現及其運行，是學校行政權力意志的體現，由此推及學術發表，所創建的學報由行政權力而非單由學者執掌的特點就非常鮮明。比如《東吳月報》主編祁天錫（Nathaniel Gist Gee）和撰寫發刊詞的黃振元分別是東吳學堂西、中總教習（教務長）；在《清華學報》，負有指導責任并親撰發刊詞的楊恩湛同樣是教務長。如此，以校園期刊基因改寫學術期刊基因的結果也就是必然的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學生和青年教師練手的封閉性校園期刊自有其存在的獨特價值，但不能將之與作為學術共同體開放平臺的學術期刊混為一談。

楊恩湛

再次，傳統基因的嬗變曾經結出豐碩的果實。如果說，1906年《東吳月報》的問世開創了學報傳統，1915年《清華學報》的創刊是對傳統的承續和加固，那么，1924年《清華學報》的重新創刊就是一次對傳統基因的改寫和超越，與《學衡》《國學季刊》等已轉型的期刊一起，宣告了學報傳統嬗變的發生。嬗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刊物的主導權由行政權力向學者群體的轉移；二是破除校園期刊基因為學報所設定的邊界。傳統的嬗變帶來了學報的轉型，轉型后的學報則產生了遠高于過去的影響力。當然，這些學報之所以轉型成功，其本身所依托的學術共同體的研究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條件之一。換言之，并不是每一本學報的背后都站著這樣的學術共同體。

最后，深植于學報傳統中的“窗口—園地”模式有著驚人的歷史韌性，形成了強大的路徑依賴，跨越百年，延續至今，構成了今天轉型的沉重歷史包袱。最新的實證研究表明：“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內稿’的負向效應有逐年惡化趨勢。”這僅是“包袱”的一角而已，如此包袱，該如何卸下？答案還是要從歷史中找起。

百余年來，學報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從縱向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挑戰和機遇；二是從橫向看，在挑戰和機遇面前，不同的辦刊人有不同的抉擇。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這種不平衡仍然存在。盡管持“窗口—園地”定位的學報是大多數，但20世紀20年代傳統嬗變留下的遺產在高校仍有承續，專業期刊在高校并未銷聲匿跡，而是頑強存在，只是再也沒能成為學報的主流，不僅無法形成體系化的刊群，其本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窗口說”和“園地說”的拖累，盡管這些期刊早已自覺地與學報劃清了界線。

清華大學二校門舊照

今清華大學二校門

在筆者看來，從學報百余年歷史中找到的最有實際價值的答案或許就是：對于今天困境中的學報來說，并不存在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盡管20世紀50年代以來，管理部門總是將學報視為一個具有普遍共性的整體，實行整齊劃一的評價和管理，而學報界對此似乎也無甚異議，但實際上，在辦刊理念、辦刊資源、服務對象和學術影響等方面，不同學報之間的差別，一點不比不同類別的期刊更小。所以，不同類型的大學，其學報完全可以有、也應該有不同的定位和進路，以及與此匹配的評價標準。對于志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其學報有必要勇于剔除校園期刊基因，徹底告別封閉與學科拼盤式的綜合，走專業化、數字化、體系化和集群化的道路，打造開放的面向世界的旗艦期刊。對于以教學為主的地方院校，其學報不妨安心定位為服務本校教學的園地，成為教師展示成果、學生練習科研的平臺。最不該取也是最沒希望的是名實分離——頂學術期刊之名，行校園期刊之實，卻幻想獲得國際頂級學術影響力，如此而為，不啻緣木求魚。

本文作者著《霧里看花：誰的期刊 誰的評價》

百年前，清華人以革新傳統重新創刊的勇氣，回應了時代的挑戰。今天的學報人，同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的抉擇，不僅關乎一種出版物的命運，更關乎中國高校能否構建起與世界平等對話的強大而自信的學術傳播平臺。這份抉擇，需要的是真心尊重學術、尊重學術期刊規律的智慧與勇氣。

[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作者：朱劍，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

編輯：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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