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施行十周年述評

2015年10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以下簡稱《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正式施行，為破解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難、科技與經濟相脫節等難題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該法律的修訂是我國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舉措，歷經十年實踐，我國在科技成果轉化領域逐步構建起政策支持有力、主體多元協同、服務配套支撐的發展格局，同時也面臨著效能有待進一步提升、政策落地還不到位、企業主體地位有待進一步強化等多方面挑戰。本文立足十年來的實踐，系統梳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取得的積極進展，深入剖析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優化建議，為進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轉化制度體系、助力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參考。

一、十年來取得的積極進展

回顧十年來的實踐，科技成果轉化領域發生了以下重大變化：

（一）科技成果轉化的戰略地位與作用顯著提升

隨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深入實施，全社會對科技成果轉化的認知和重視程度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科技成果轉化不再是科技創新鏈條的“末端環節”，而是成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是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質生產力、構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型國家的關鍵環節和有效途徑。

從實踐層面看，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機構、醫療衛生機構、國有企業等多元主體均將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納入發展重點。地方層面，31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均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區域科技創新發展規劃，部分省份設立專項工作組統籌推進轉化工作；許多高校與科研機構將成果轉化納入學科建設、科研評價重要指標，并成立專門的成果轉化管理部門；醫療衛生機構探索醫療技術、臨床研究成果轉化路徑，推動醫學創新惠及民生；國有企業將成果轉化與產業升級、技術改造相結合，逐步打破“重研發、輕轉化”的傳統模式，多元主體協同推進轉化的良好氛圍已經形成。

（二）政策法規體系全面建成

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為核心，我國已經構建起覆蓋成果轉化全鏈條的政策法規體系。中央層面先后出臺相關政策文件400余件，涵蓋財政扶持、稅收優惠、收益分配、服務體系建設等多個關鍵領域，形成“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的多層次制度體系。

在財政扶持方面，設立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和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為成果轉化提供資金支持；在稅收優惠方面，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等給予稅收優惠；在收益分配方面，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基礎工資+績效工資+成果轉化收入”的“三元”薪酬體系，多數高校科研機構明確科研人員在成果轉化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不低于50%，甚至提高至70%以上，真正實現“讓利于創造者”；在服務體系建設方面，出臺支持技術轉移機構發展、培育壯大技術經理人隊伍的相關扶持政策。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結合區域特點，制定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技術交易市場建設等專項政策，中央與地方協同發力，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全方位制度支撐。

（三）職務科技成果管理改革成效顯著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確立的職務科技成果“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下放改革基本落地到位，有效釋放了高校科研機構科技成果轉化的活力。在此基礎上，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收益分配機制改革深入推進，成為激發高校科研機構轉化活力的核心抓手。

在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方面，通過試點深入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試點單位通過“先賦權后轉化”模式，將職務科技成果部分或全部權益賦予科研團隊，明確科研團隊在成果轉化中的主導地位；在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方面，對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形成的國有資產實行差異化管理，不納入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降低轉化主體顧慮。據統計，十年來高校科研機構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金額從2015年的不足500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超2 000億元。

（四）國有企業轉化潛力得到釋放

隨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配套政策的實施，國有企業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視程度顯著提升，轉化活力日趨活躍。一方面，國有企業通過建立健全成果轉化管理制度，明確轉化職責、流程與激勵機制，部分央企設立成果轉化專項基金，支持內部研發成果產業化；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積極與高校科研機構開展合作，通過共建研發平臺、聯合攻關、技術受讓等方式承接外部科技成果，推動產業技術升級。

十年來，國有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金額年均增長率超過15%，轉化項目數量占全國總量的比例從2015年的18%提升至2024年的27%，成為連接科技創新與產業應用的重要紐帶。

（五）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深入推進

我國技術轉移體系從“基礎薄弱”向“系統完善”加速邁進，國家技術轉移區域中心、技術交易市場、專業服務機構協同發展的格局逐步形成。

國家技術轉移區域中心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中心整合區域科技資源，搭建跨區域成果轉化對接平臺，推動科技成果在區域內高效流動；技術交易市場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全國建成26家重點技術（產權）交易機構，2024年全國技術合同成交金額突破6.8萬億元，較2015年增長近6倍；涌現出一批以科技成果評估、技術對接、知識產權服務為核心業務的專業機構，部分機構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盈利，打破“靠政府補貼生存”的傳統模式。

（六）技術經理人隊伍培育成效突出

技術經理人作為連接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的“橋梁”，其隊伍建設十年來得到發展壯大。國家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累計培養技術經理人超過5萬名，覆蓋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服務機構等多元主體。技術經理人被納入高層次人才支持對象，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將技術經理人納入地方高層次人才分類目錄，在住房、子女教育、科研項目申報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

技術經理人職稱晉升通道得到打通。多地出臺技術轉移專業職稱評價標準，將技術轉移業績（如轉化合同金額、轉化項目數量、經濟效益等）作為職稱評審的核心指標，打破技術經理人“職稱晉升無門”的困境。截至2024年，全國已有超過8 000名技術經理人獲得中級及以上職稱，人才隊伍專業化、職業化水平顯著提升。

（七）轉化載體能級持續提升

圍繞科技成果轉化全鏈條需求，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新型研發機構等載體建設深入推進，形成“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全流程支撐體系。

概念驗證中心聚焦早期科技成果可行性驗證，幫助科研團隊降低轉化風險，全國已建成概念驗證中心超過100家，累計驗證科技成果超5 000項；中試基地解決“實驗室成果”到“工業化生產”的關鍵瓶頸，2024年全國中試基地數量突破800家，覆蓋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重點領域；新型研發機構采用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模式，成為科技成果轉化最活躍的載體，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武漢創新產業研究院、杭州光機所等成為典型代表。例如，江蘇產業技術研究院通過“合同科研、持股孵化”模式，累計轉化科技成果超3 000項。

（八）科技創業通道全面打通，產教融合格局初步形成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其配套文件鼓勵高校師生創業、科技人員創業，支持大學科技園、創業孵化園、高質量孵化器建設，推動科技創業成為成果轉化的重要渠道。大學科技園作為支持高校師生創業的核心載體，十年來累計孵化高校師生創業項目超3萬個，帶動就業超過50萬人。創業孵化園與高質量孵化器為科技創業提供空間、資金、政策等配套專業服務。高校周邊逐步形成產教融合區域與科教融合園區，如北京中關村大學科技園集群、上海張江高校科技創業園、大零號灣等，實現“教學—科研—創業”協同發展。

在企業培育方面，一批“大學系”上市公司脫穎而出，這些企業以轉化高校科技成果而成立，逐步成長為行業領軍企業；在創業人才培養方面，高校通過開設科技創業課程、舉辦創業大賽、建立創業實踐基地等方式，培養了一批兼具科研能力與創業意識的復合型人才，推動科技創業生態持續優化。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成效顯著，但也存在不可忽視、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科技成果轉化效能有待提升，轉化質量與效率還不夠高

從轉化質量看，可轉化的高質量科技成果匱乏，大量科技成果停留在實驗室階段，成熟度低、市場適應性差，難以滿足產業化需求；從轉化效率看，科技成果從研發到產業化的周期較長，平均轉化周期達3～5年；從轉化效益看，部分轉化項目經濟效益不明顯，據調研，約40%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未能實現盈利，成果轉化對產業升級的帶動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此外，研究開發與科技成果轉化統籌不足也是導致效能偏低的重要原因。高校、科研機構在科研項目立項階段缺乏對成果轉化前景的系統評估，往往以“發表論文、申請專利”為核心目標，導致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脫節，形成“研發一批、閑置一批”的現象。

（二）政策法規落實還不到位，執行層面存在梗阻

雖然中央層面政策法規體系已基本健全，但在地方與部門執行層面仍存在“落地難、落實差”的問題。央地之間、東西部之間、行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部分地方政府對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理解不深入、認識不清，在政策執行中存在“簡單復制、機械落實”的情況，未能結合區域產業特點制定針對性舉措；部門之間協同不夠，財政、稅收、國資等政策存在“碎片化”現象，如國有資產監管政策與成果轉化激勵政策銜接不暢，導致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在成果轉化中顧慮重重。

同時，政策宣傳與解讀不足也影響落實效果。部分科研人員、企業對成果轉化相關的稅收優惠、財政扶持、收益分配、產權管理等政策知曉度低，有關數據顯示，僅30%的中小企業了解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政策紅利未能充分釋放。

（三）企業的成果轉化主體地位尚未充分確立，國有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制度性障礙

企業的轉化主體地位雖有所強化，但仍需進一步增強。民營企業由于技術吸收能力相對較弱、資金短缺等問題，對科技成果的承接意愿與能力不足；中小企業在成果轉化中面臨“信息不對稱、對接渠道少”的困境，難以獲取優質科技成果。

國有企業仍存在明顯的制度性障礙。一方面，國有企業審批環節多、周期長，一項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從立項到落地平均需經過5～8個審批環節，審批周期長達3～6個月，難以適應市場快速變化需求；另一方面，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機制與成果轉化風險屬性存在矛盾，國有企業因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對科技成果作價入股、技術轉讓等行為持保守態度，轉化積極性不足。

（四）技術轉移體系仍處初級階段，技術轉移服務能力難以滿足需求

從技術交易市場看，市場規范化程度還較低，部分技術交易機構存在“重交易、輕服務”的問題，缺乏對科技成果的評估、對接、后續跟蹤等全流程服務；市場互聯互通不足，全國26家重點技術交易機構數據不互通、標準不統一，難以實現跨區域成果流動。

雖然技術經理人隊伍規模快速增長，但專業化水平還較低。部分技術經理人缺乏技術背景、市場經驗，以及談判能力不足，難以有效銜接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技術經理人行業規范尚未健全，缺乏統一的資格認證標準與職業行為準則，行業亂象時有發生。

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專業化服務能力參差不齊。多數服務機構以“知識產權代理、技術對接”等基礎服務為主，缺乏科技成果評估、轉化路徑設計、投融資對接等高端服務。許多機構依賴承接政府活動或補貼生存，市場化運作能力不強，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五）金融體制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需求不匹配

當前金融體制還不能適應科技成果轉化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特點。從融資渠道看，科技型企業尤其是初創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然突出，銀行貸款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力度不足，據統計，僅15%的初創期科技成果轉化企業能獲得銀行貸款；股權融資、債券融資等直接融資渠道對科技企業的覆蓋度低，全國科技型企業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的比例不足5%。

從金融產品看，適應科技成果轉化的金融產品匱乏。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科技保險、科技成果轉化基金等產品規模小、覆蓋面窄，2024年全國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余額不足3 000億元，科技保險保費收入僅占財產險保費總額的0.8%；金融產品創新不足，缺乏針對概念驗證、中試等不同轉化階段的差異化金融產品，難以滿足全鏈條資金需求。

（六）轉化載體質量總體不高，數量與質量失衡

盡管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新型研發機構等轉化載體數量快速增長，但“重數量、輕質量”的問題依然突出。許多概念驗證中心缺乏專業的驗證團隊與設備，驗證流程不規范，驗證結果科學性不足。很大比例的中試基地存在設備閑置、技術水平落后等問題，難以滿足企業中試需求。許多新型研發機構定位模糊，偏離“成果轉化”核心宗旨，存在經費來源渠道少、轉化能力不強、運作不規范等問題，轉化成效不明顯。

此外，轉化載體之間協同不足也影響整體效能。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孵化器、新型研發機構等載體之間缺乏有效的聯動機制，難以形成“從驗證到中試再到產業化”的全流程支撐，導致部分科技成果在轉化過程中“半途而廢”。

（七）政策體系結構不平衡，市場導向與政府作用協同不足

當前科技成果轉化政策體系存在“供給側政策多、需求側政策少”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成果轉化政策主要聚焦高校科研機構的成果產出與轉化激勵，如職務科技成果賦權、單列管理、收益分配等供給側；而企業成果轉化扶持、市場需求引導、應用場景開放、用戶風險補貼等需求側政策明顯不足，難以有效激發企業對科技成果的需求，導致“供給端有成果、需求端無市場”的供需不匹配現象。

同時，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與政府“更好作用”之間協同不足。一方面，部分領域存在“政府過度干預”的情況，如對技術交易市場的行政管控過嚴，影響市場活力；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務、風險分擔等領域政府作用發揮不足，如缺乏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公共服務平臺、風險補償機制，導致市場主體難以有效應對轉化風險。

三、若干建議

為更好鞏固已經取得的成績，破解存在的問題，建議啟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再次修訂：

（一）厘清核心概念內涵，避免政策錯配與執行偏差

明確科技成果、職務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內涵，避免因概念模糊導致政策錯配與執行偏差。例如，“科技成果”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不同條款中的內涵存在明顯差異，國家不同的政策文件對“科技成果”有不同的表述。“科技成果”“科技”“技術”之間到底有何不同，尚沒有統一的規定。“職務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轉化”存在同樣的問題。建議盡管啟動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科技成果”“職務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轉化”給出更為準確的定義，避免政府部門及各地隨意解釋，隨意擴大或縮小其內涵，避免引起混亂。

同時，嚴格區分“技術轉移”與“科技成果轉化”的概念差異，兩者的政策目標與實施路徑不同，避免混淆施策。建議針對技術轉移與科技成果轉化分別制定專項政策，技術轉移政策聚焦“促進成果流動”，如完善技術交易市場、加強跨區域轉移合作；科技成果轉化政策聚焦“提升轉化效能”，如強化成果質量、優化轉化流程，確保政策精準性。

（二）推動財稅扶持政策平等覆蓋，消除主體間政策差異

完善財稅扶持政策，確保醫療衛生機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在稅收優惠方面，將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療技術轉化、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民營企業的成果承接項目納入稅收優惠范圍，統一稅收優惠標準；在財政扶持方面，設立統一的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補貼資金，對不同主體的轉化項目一視同仁，避免“重高校、輕企業”“重國企、輕民企”的政策傾斜。

同時，針對不同主體的特點制定差異化支持舉措。如重點支持醫療衛生機構加快醫療技術臨床應用轉化，建立醫療技術轉化倫理審查快速通道；優化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監管政策，簡化審批流程，建立成果轉化容錯糾錯機制；加大對民營企業技術吸收能力培育支持，提供技術培訓、對接服務等，提升民營企業成果承接能力。

（三）確立轉化載體法律地位，鼓勵和規范其發展

確立概念驗證中心、中試基地、新型研發機構等轉化載體的法律定位，將其納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配套法規體系的規范，明確各類轉化載體的設立標準、運營規則、權利義務與監管機制。例如，明確概念驗證中心的公益屬性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的定位，規定驗證中心的設備設施配置標準、團隊資質要求、驗證流程規范；明確新型研發機構“成果轉化為核心宗旨”的定位，禁止偏離轉化目標的經營行為，實行淘汰機制。

同時，加強對各類轉化載體的質量監管與評估，建立轉化載體動態評估機制，以轉化成效（如成果轉化數量、經濟效益、就業帶動作用）為核心指標，推動轉化載體從“重數量增長”向“重質量提升”轉變。

（四）強化需求側政策，優化政策體系結構

加大需求側政策制定與實施力度。一是設立企業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對企業承接高校科研機構科技成果的項目給予扶持；二是定期發布“科技成果轉化需求目錄”，引導高校科研機構圍繞市場需求開展研發；三是通過政府采購、首購首用等政策，支持轉化科技成果的產品推廣應用。

通過各種方式或途徑，破解供需信息不對稱問題。搭建全國統一的科技成果轉化供需對接平臺，整合高校科研機構的成果資源與企業的需求資源，實現“成果上網、需求上線、精準對接”；鼓勵地方政府、行業協會舉辦成果對接會、專場推介會和路演大賽等，促進供需雙方面對面交流合作。

（五）健全勤勉盡責機制與政策澄清機制，保障政策有效落地

國家層面盡快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勤勉盡責機制，明確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技術轉移機構、專業服務機構、科技人員、技術經理人等在成果轉化中的責任邊界與免責情形。制定《科技成果轉化勤勉盡責認定標準》，對各類主體在轉化過程中“已履行合理注意義務、遵守法定程序”的行為，即使轉化失敗或有非主觀過錯，也不予追責，消除主體“不敢轉、怕擔責”的顧慮。

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法規澄清機制，及時解決政策執行中的模糊地帶與爭議問題。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定期收集地方、企業、科研機構在政策執行中遇到的問題，通過發布政策解讀文件、舉辦政策培訓、在線答疑等方式，及時澄清政策疑問。對爭議較大的政策問題，組織專家開展論證，提出明確解決方案，確保政策執行無偏差、不走樣。

（六）強化技術轉移機構與技術經理人法律地位，提升服務能力

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配套法規修訂中明確技術轉移機構與技術經理人的法律地位，將其納入科技服務業重點支持領域。明確技術轉移機構“專業化服務”定位，實行資格認定制度，允許其通過技術評估、咨詢服務、股權投資等方式實現盈利；支持技術轉移機構提升服務能力。

建立技術經理人資格認定機制與持證上崗制度。制定統一的技術經理人資格認定標準，涵蓋技術背景、市場經驗、職業素養等方面。設立技術經理人資格考試制度，定期組織考試，對考試合格者頒發資格證書。明確規定從事技術轉移服務的人員必須持證上崗，禁止無證從業，規范技術經理人行業秩序。同時，進一步完善技術經理人職業發展體系，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技術轉移行業。

（七）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升金融支持能力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構建適應科技成果轉化特點和要求的金融支持體系。針對科技成果轉化不同階段開發差異化產品。建議推出“概念驗證保險”，為驗證失敗提供風險補償；開發“中試貸款”，給予優惠利率與政府貼息；推出“成果轉化債券”，支持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同時，建立科技金融風險分擔機制，設立科技成果轉化風險補償資金，降低金融機構風險。

（八）市場導向與政府作用協同發力，形成轉化合力

明確市場與政府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職責邊界，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政府更好作用。在技術交易、成果評估、企業承接轉化項目等領域，減少政府行政干預，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公平競爭，讓市場自主決定成果轉化的方向、規模與效率；在公共服務、風險防控、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加大政府投入與政策支持，搭建公共服務平臺，完善風險防控體系，為成果轉化提供保障。

未來，建議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十周年為新起點，聚焦問題導向、需求導向，持續深化改革，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高質量發展，為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撐。

本文來源于《科技中國》2025年第10期。吳壽仁，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級高工。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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