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中旬,北戴河的海風帶著潮濕的咸味拂過療養院的松林。周文龍坐在廊下,腿上攤著一本發舊的《抗日根據地后勤工作條例》,老花鏡壓在書頁中央。他剛關上書頁,就被警衛提醒:張震副主席的車已經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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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門一響,張震大步流星跨上臺階,兩人幾乎同時伸出手——隨即改成緊緊相擁的湖南老鄉式拍肩。寒暄沒幾句,張震半真半假一句“文龍,你那張畢業證別想著賴賬”,讓旁邊的年輕護士一頭霧水。對話只有這一句,卻把時針撥回到1937年。
把鏡頭拉遠:1909年1月,瀏陽山水間出生的周家次子周文龍,被族里評價為“讀書種”。父親燒石灰攢的那點余錢讓他一路讀到長沙大麓中學,結識新文化刊物,思想的火種隨之點燃。二十歲那年,他在瀏陽縣農協里忙到深夜,第二天便跟著隊伍走進紅三軍團,從此把熱血寫進沖鋒號。
當時紅軍“文化人”寥寥無幾,周文龍剛報到,就被點名去五師當書記官。紙筆與戰刀并存的日子里,他在龍崗、宜黃、廣昌一次又一次流血,一次又一次補上崗位。長征途中,他得痢疾,雙腿浮腫,彭雪楓把藥渣塞進他手里,“撐住,過了草地就能活!”這句鼓勁后來被他寫進學員教材,換成另一種方式繼續扶人前行。
1936年底,周文龍從紅軍大學一期結業,留校做校務副部長。轉年抗大掛牌,張震作為第一批學員入校。學制三個月,卻因前線吃緊只上了兩個月。張震離校那天,拍拍胸口要一張畢業證,周文龍笑著答應。誰也沒想到,這個玩笑一晃半個世紀。
1940年春,一件更棘手的差事落到周文龍頭上——陪同朱德赴西安,討回被國民黨扣了半年之久的軍餉。20萬增至40萬的八路軍,每一顆子彈都得掰著指頭算。沿途國民黨軍重重設卡,周文龍把地圖折成手掌大小藏在綁腿里,夜里再打開油燈推演次日線路。有意思的是,朱德在陵川說要順帶把去年被俘的兵站干部統一帶走,周文龍連夜寫了要人電報,硬是把50多人帶出了虎口。西安警備司令部的“綁票”插曲,則凸顯他臨危不亂:紙條、銀元、軟硬兼施,72小時把出納員毫發無損帶回。
延安時期,他兼任冀南銀行副董事長。前線缺槍藥,他把冀南幣、白布、黃豆統統打成作戰能力。日軍封鎖太行時,他背著賬本在山溝里埋下600萬冀南幣,用石頭作標。三天后追回全部現款,連損耗都不到百分之一。有人問秘訣,他只說一句,“錢是子彈,丟不得。”
解放戰爭爆發,劉鄧大軍南下中原。雨夜泥濘,獨輪車陷在田埂,周文龍索性換肩扛。他計算過:一個背夫一天能運45公斤,前線急需三千噸彈藥,就要六萬背夫輪換。他在薄紙上列出三套路線,最后用時恰好壓縮到原計劃一半。劉伯承后來打趣,“周部長的算盤比步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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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抗美援朝號角吹響。志愿軍缺彈藥也缺棉衣,總后勤部剛成立,倉庫里是真沒底子。華北軍區成了“補給閥門”,周文龍把賬本貼在墻上,空白處寫著“缺口××噸”。前線電報要1.4萬噸炮彈,他調動地方兵工廠晝夜生產,又派專人翻修繳獲的日式美式炮彈。40多天,硬是湊夠一萬多噸;其余缺額依靠海運到大連再轉丹東,沒耽誤一個預定作戰日程。志愿軍總司令部發來嘉獎,他卻回電一句:“后方只有合格與不合格,沒有功勞簿。”
1955年,國務院組建石油工業部,急缺懂生產又懂管理的干部。黃克誠當面點將:“國家缺油,比軍用還急,你去撐把手。”周文龍取下領章,轉身進了新的戰場。有人替他惋惜少了將星,他回答:“戰略后勤一樣能決定勝負。”語氣平平,卻聽得出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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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北戴河。張震坐在竹椅上,笑問那份畢業證怎么補。周文龍把茶杯放好,慢慢從抽屜里拿出一張泛黃的空白證書,上面蓋著三十年代的抗大校徽。他遞過去,“老班長,你自己填日期。”張震接過來,半晌無語,只是把證書折好,小心塞進夾克內袋。海浪聲里,兩位老兵對視而笑,誰也沒再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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