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作家們來到上海：文學能拯救普通人的生活嗎

“素人寫作”和傳統作家的寫作有什么不同？素人寫作可能會怎樣影響未來中國文學的發展？針對近年來出現的素人寫作新現象，11月29日，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與第一財經聯合主辦“以寫作拯救生活：當代中國的‘素人寫作’”工作坊。陳年喜、范雨素、胡安焉、陳慧、張賽、李文麗、鄔霞國內7位代表性的素人作家現場分享了他們的寫作經歷，學者們則從研究的角度談了對素人寫作現象的思考和觀察。

今年是紀錄電影《我的詩篇》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榮獲金爵獎最佳紀錄片十周年。這是國內第一部從詩歌角度切入工人題材的紀錄電影，當時的巷道爆破工陳年喜、外資企業制衣廠女工鄔霞，都是電影的主角。第一財經在專訪《我的詩篇》導演時注意到打工詩人這個群體，此后，陸續報道了陳年喜、范雨素、王計兵、胡安焉、陳慧、鄔霞、阿包、秦秀英等眾多素人作家的創作。

“第一財經為什么會關注文學，關注素人寫作？”作為國內最大的財經媒體的總編輯，楊宇東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他讀過陳年喜的詩集《炸裂志》，看了陳年喜在“十三邀”節目中講述的礦山經歷后很是感慨。楊宇東說，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快速進步，但還有很多人在非常辛苦地，甚至用健康和生命換取幸福生活。楊宇東把這些普通人比作大河底部粗糲的泥沙、石頭，他們無聲，沒被看到，但在影響著河流的走向。他說，未來第一財經還要更加關注更廣大普通人的命運，“這才是中國社會的基石，改革開放最終的目的，是基層人民的福祉”。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董麗敏在工作坊的開幕式上致辭時，談了自己對素人寫作的理解。董麗敏認為，素人寫作現象的出現，和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的急劇變化密切相關，一批來自平凡崗位的寫作者脫穎而出。素人寫作首先是素心之作，是直面生活、直面內心的一種寫作。素人寫作也可以理解為回到文學本源的寫作——文學作品的起源，其實是跟勞動和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聯系在一起的。“但是，長久以來，文學創作領域變成了高端文化生產，從這個角度說，素人寫作的革命性意義在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文化被精英知識分子壟斷的狀況，打破了某些大家已經習以為常的刻板的創作壁壘，讓文學藝術回歸到更廣闊的生活現場，回歸到更廣大的勞動者手中。”

工作坊上，學者們也從研究者角度，談了他們對素人寫作現象的思考和觀察。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盧燕娟說，她有一個很堅定的文學觀念是：文學的審美標準、評價一定要是活的，一定要在一個時代中被廣泛閱讀，能夠進入時代最普遍的情感經驗，否則哪怕形式和技巧完成度再高，這樣的文學都不是時代的文學。

盧燕娟以“外賣詩人”王計兵的詩歌《春天的車輪》為例，說她讀那首詩的時候，正好父親病重：“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都沒有讓我落過淚，但是我讀他寫的父親，‘如果，真的有另一個人間/三歲的父親/也許正領著一歲的母親/蹣跚在稚氣滿滿的路上/也許正掐下一朵鵝黃/別在母親斜偏的衣襟’，真的就是在路上哭了。”盧燕娟說，這種能夠進入普通人人生經驗的表達，是未來文學真正會生長出來的地方。

“以寫作拯救生活”工作坊是2025年度上海師范大學文學周的活動之一，本次文學周的主題是“新時代都市文學與‘新大眾文藝’”。上海師范大學是1949年后最早成立的地方性師范院校，經過幾十年發展，中文學科學術成果斐然。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王宏超說，素人寫作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以工作坊為契機，聯合各方資源走向文學現場，參與到與社會的對話中，讓上師大中文系在未來成為素人寫作研究領域的引領者。

最了不起的文學，都未必比生活本身更荒誕、更有力量和張力

寫死亡不是為了賣慘，而是因為看到了這樣的現實；寫作讓一些讀者對快遞員更寬容和體諒了，每次收到快遞都會說聲“謝謝”；文學沒有帶來前途和愛情，沒有產生經濟效益，但成為唯一的精神支柱……11月29日，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與第一財經聯合主辦的“以寫作拯救生活：當代中國的‘素人寫作’”工作坊上，國內7位具代表性的素人作家談了他們對寫作與生活關系的理解。

陳年喜：寫死亡不是為了賣慘博眼球

作家陳年喜現場講述了在礦山上打工時的一次經歷。在他16年的礦山爆破工工作中，每個礦洞周圍一定有一個礦老板精心供奉的神龕，大礦洞有大神龕，小礦洞有小神龕，神龕上供奉著土地公、財神等民間神仙，每月初一和十五，老板必定會給爆破工些錢，叫陳年喜他們去買香燭回來上香，替他拜神，求神保佑發財、平安。

陳年喜說，每次他都會悄悄篡改內容，求神保佑礦工們發財、平安。“十幾年當中，每個礦洞我都是這樣做的。后來我回頭看，覺得這是一件荒誕、無奈，甚至充滿血淚的事情，但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一件事情。最了不起的文學都沒有比這更荒誕、更有力量、更有張力，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文學。”

陳年喜說，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文學高于生活，但他在打工生涯中看到世間百態后認為，比起生活的沉重、豐富、復雜性，文學的表達遠遠不夠。生活就像撲克牌，永遠有A、B兩面，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光鮮的那面，聚光燈照耀的那面，看不到另一面。中國40年狂飆式的發展，是建立在細小的物質之上的，從高科技到民用產品，都建立在工業原材料的發展上。“金銀銅鐵從哪兒來？就是我們這樣龐大的群體進行勞動，用我們的血汗，甚至我們的生命換取的，這就是生活的B面，這一方面或許比宏大敘事更重要。”

陳年喜說，有人把他看作“苦難文學”的代表，因為不管他的詩集《炸裂志》、散文集《微塵》，還是非虛構故事集《活著就是沖天一吼》，每本書里都有無數死亡。“有人認為我靠賣慘來博取眼球，恰恰不是這樣的，我個人的人生，我個人的歷練當中，我看到了這樣的現實，看見了這樣的生活。文學就是要去呈現這一部分。”

陳年喜在很多詩歌和文章里反復寫過蘆花，那是家鄉峽河邊再普通不過的植物。蘆花花期非常漫長，從每年深秋持續到第二年春天結束，“它有韌性，有美好，有沉重，有身不由己，又無比堅定，就是這個世界和所有生命最好的象征”。陳年喜說，他也愿意在沉重的生活面前表達亮色，表達生命的光亮。“文學并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東西，文學和生活是一種平行的關系。它也不高于生活，也不低于文學，和生活彼此觀照、彼此相連、彼此看見、彼此成就。”

范雨素：文學書籍使人可以“時空平移”

2017年4月，微信公眾號“正午”上發了一篇育兒嫂范雨素寫的《我是范雨素》，文章的開頭極具沖擊力：“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這篇文章在互聯網上的總閱讀量有一億，可以說標志著素人寫作正式走向公眾。后來，范雨素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久別重逢》，如今，她在北京一邊做家政，一邊看書、寫作。

范雨素說，這幾年她最喜歡的一本書是美國華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中篇小說集《你一生的故事》，它是電影《降臨》的原著小說。在故事里，主人公，一位語言學家，通過破譯外星人的語言，知道了自己一生的故事，盡管命途多舛，但她依然走向既定的命運軌跡。范雨素認為，每個人一生的故事都留存在了地球上，命運沒有好與壞，只有生命之力的強與弱。文學書籍使人可以“時空平移”，“一本書就是宇宙的一架飛碟”。當我們和文學為伴時，生命也可以如電影《瞬息全宇宙》一樣，在多重的宇宙中選擇自己的生活，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當生命中的超級英雄。

就范雨素的人生而言，文字也是她生命開拓疆土的工具。她說，如果小時候沒看過很多小說，就不會十多歲出門打工，不會在北京皮村文學小組遇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慧瑜，也不會認識媒體“界面”的編輯，從而發表她的文章《我是范雨素》，“今天也不會坐到這里”。

胡安焉：讀者說，對快遞員更寬容和體諒了

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是一本現象級的非虛構寫作，講他20年里換19份工作的經歷，2023年出版后，版權先后輸出至英國、美國、荷蘭、德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胡安焉說，他第一次知道素人寫作、素人作家這個說法，是《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后幾天，接受媒體采訪時聽說的。他一度不認可自己是“素人作家”，當時他的理解是，素人指新手或者非專業的意思。他的寫作始于2009年，距離2023年出版第一本書已有14年，也發表過一些作品，所以他認為自己算不上“素人”作者。那時，還有人說胡安焉是“網紅作者”，“我覺得這些稱謂或標簽都是對人刻板和片面的概括，素人作者和非素人作者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

胡安焉比較接受的一種說法是，素人寫作是那些職業與寫作完全無關的人，寫下自己的經歷、感受和想法。這和他的文學觀契合。胡安焉的文學觀是：文學不提供現成的答案，不是為了傳播某些思想觀點或價值，而是觸動讀者對自身經驗的重新發現和認識。

很多讀者告訴他，看了《我在北京送快遞》之后，對快遞員更寬容和體諒了，每次收到快遞都會說聲“謝謝”。“因為之前他們不了解快遞員的工作方式，比如快遞員為什么總不接電話？當自己提出個性化要求時，快遞員為什么總是拒絕？凡此種種，都緣于不了解對方的情況，只能揣測對方是素質低下或者冷漠等原因，而無法進行有效的換位思考。”

胡安焉說，他寫下自己做快遞員的真實經歷和感受后，很多讀者意識到，快遞員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共情、同理心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間，你很難對一個抽象的概念共情。我想，在一個總體上良善的社會里，只有當不同處境、不同遭遇的人和群體能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情況和想法，良善才有可能產生作用，和諧才有可能最終實現，寬容、體諒、關心和愛的前提，是互相理解。”

陳慧：文學只是“豬油”“蔥”“香菜”

作家陳慧上午在余姚梁弄鎮擺攤賣小百貨，下午在家休息、看書、寫作，生活很規律。不過，她對工作坊的題目“以寫作拯救生活”有不一樣的看法。

陳慧認為，生活是生活，寫作是寫作，它們是互相承托的，普通人如果沒辦法生活好，寫作拯救不了生活，“文學是普通人生活的調味品，不是說沒有文學就生活不下去，我們吃白粥可以生活，但是放點蜂蜜、豬油、鹽、蔥，粥就更好吃，文學只是‘豬油’‘蔥’‘香菜’，在我這里，生活放在第一位”。

盡管已經出了5本書，但陳慧不認為自己是作家。她說，自己的寫作始于偶然，一開始只是為了紓解結婚后內心的苦悶，她喜歡寫作，但與寫作又始終刻意保持某種距離，寫東西幾乎不修改，否則就變成“工作”，擠占自己的生活了。

“我始終認為寫作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是跟自己相處的一種方式。我從來沒有主動投過稿，可以理解為我懦弱，不向一個更高的頂峰去攀登，但是也可以理解為我是自洽的，不需要外界認可，我自己這樣做就很好了。”

對于現在素人寫作受到越來越多關注，陳慧覺得有點惶恐。“我本身是一個職高生，沒有經過系統的寫作訓練。一旦走上這條路，公眾對我們的期待就很高——你已經成為一個作家了，你必須寫出更好的作品來。但是，人往上走，不可能就不往下走，我們不是完人。”

陳慧說，如果大家真正要珍惜素人作家，就應該理解作家們的背景、立場和本身的素養。“我會認真用自己的一些故事或是力量去感染更多的普通人來熱愛生活，但是我從來不鼓勵你們都向陳慧學習，都來寫作。我一直認為，寫作并不高于別的愛好，就是說打牌也好，國畫也好，養花也好，瑜伽也好，還有音樂、街舞，所有一切能讓自己愉悅的，都是高級的，并不存在寫作比任何別的東西高級。”

張賽：詩歌這種文體契合工廠環境

張賽在工廠斷斷續續打工差不多22年，今年剛出版第一本非虛構作品《在工廠夢不到工廠：如此工作二十年》。

張賽做過工人、保安、快遞員、外賣員，在工廠的時候寫了大量詩。他說，詩歌這個文體和工廠的環境非常契合。

張賽曾在一家鞋廠工作，早上7點上班，因為親戚是流水線上的“線長”，他可以比別的工人早兩個小時下班，在午夜12點離開。“工廠工作時間長，獲得不了意義感和價值感，勞動壓力大，各種壓榨，人就非常需要一個短平快的東西釋放情緒。”有的人選擇唱歌、溜冰、打網游，他選擇寫詩，“我寫詩其實寫來寫去都是一句話，我好煩，我想回家”。

張賽還分享了他對已故打工詩人許立志的詩歌《遠航》的理解。“我想在凌晨五點的流水線上睡去/我想合上雙眼，不再熬夜和加班/此行的終點是大海，我是一條船”。張賽說，一開始，他覺得這首只有三句話的詩平平無奇，直到有一天上夜班的時候，在手機上又讀到，“才發現這是一首偉大的詩”。

“上過夜班的人就知道，犯困是有規律的。晚上8點到12點一般不困，過了零點就開始犯困，到了早上四五點反而又完全沒困意了，完全是清醒的。但是《遠航》這首詩說的全是反話——凌晨5點我想睡覺，他為什么這樣寫？因為我們上夜班困，是被動的，沒辦法，凌晨5點不困了，反而可以主動了，就想閉上眼。‘此行的終點是大海’，在車間里怎么可能看到大海？只有閉上眼，你才能‘看’到大海。在這首詩里，我感受到了一種主動的精神，因為我的工作經歷，會覺得這是一首偉大的詩。”

李文麗：寫作讓我有了自己的名字

57歲的李文麗也是今年剛出第一部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做家政》。49歲以前，她是甘肅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20歲結婚，到處辛苦打零工養大三個孩子。丈夫出車禍失去半條腿后，李文麗成為家庭頂梁柱，后來她姐姐去世，母親也生病，對她打擊特別大。那幾年，原本性格樂觀，下地干活都喜歡唱歌的李文麗，變得沉默寡言。

2017年，李文麗在手機上看到范雨素寫的《我是范雨素》。“我就覺得很震撼，我的人生也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她是個育兒嫂，怎么寫得那么好？我也想去北京找范雨素。”

在北京，李文麗也從事家政工作，空余時間參加了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文學小組。在志愿者老師們的鼓勵和幫助下，她把內心的想法以文字和畫畫的形式表達出來。

李文麗用休息的間隙寫了20多萬字，畫了幾百幅畫，還在文學小組看了很多書。讀了別人寫的故事后，她突然覺得好像自己才長大，知道去反思以前的生活了。李文麗說，當時她寫東西，不是為了發表，只是覺得把在北京做家政的經歷和在北京遇到的人記下來，以后哪里都去不了的時候，翻開看看，就覺得人生沒有遺憾了。

李文麗出了書，辦過畫展，但是生活并沒有太多改變，不過她很大的收獲，是寫作讓大家都知道她叫李文麗，而不是某某人的妻子、某某媽、某某奶奶、某某家政阿姨，“我已經擁有了我自己，擁有了我自己的名字，我就很知足了”。

鄔霞：文學沒有給我帶來前途、愛情、錢

在素人作家里，鄔霞想通過寫作拯救生活的念頭萌發得最早，也最強烈。

她從小就向往城市，希望能上大學跳出農門，但是小學的時候數學成績就不及格，初二那年實在讀不下去了，選擇輟學。她在深圳和媽媽一起，在同一家日資企業包裝部打工。14歲的鄔霞每天站著上班十多個小時，動不動還挨罵，身體上和精神上都過得很壓抑。

她產生了寫小說的念頭，希望通過手中的筆來改變命運，逃離工廠，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得到別人的尊重。鄔霞寫了很多言情小說和詩歌，投稿的時候卻都石沉大海。

后來，鄔霞結婚，生了兩個女兒，又離婚。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她和媽媽一起打工的工廠搬到了越南，媽媽失業后一直擺攤維持生計，爸爸還病倒了，鄔霞的生活變得很艱難。她幾次想放棄寫作，但是又出現種種機緣，讓她堅持下去，先后出版了詩集《吊帶裙》、非虛構寫作《我的吊帶裙》等。鄔霞也是詩歌紀錄電影《我的詩篇》中唯一的女主角。

“文學沒有給我帶來前途和愛情，沒有產生經濟效益，唯一的作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沒有它，我不知怎么辦，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我都會繼續寫下去。”鄔霞說。

（本文攝影記者/吳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