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身份、人性大師、幸運體質？劉備崛起的底層邏輯是什么？

對于劉備創業崛起的原因，人們眾說紛紜。

有人認為這是劉備善于拉關系，堪稱三國魅魔。比如去盧植那學習，并沒有學到多少儒家理論，但進入了頂級的精英社交圈，結識了公孫瓚這樣的前期頂流，給前期發展鋪好路。之后他又與關羽張飛情同手足，把業務骨干變成鐵桿兄弟，“與先主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對于貼身護衛趙云他更是極盡籠絡之能事，怒摔阿斗并稱“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這樣趙云即便沒當上四方將軍，也鐵了心給他賣命。之后又以名士風范為切入點，三顧茅廬給足了諸葛亮面子，諸葛亮帶著一大票荊州人士成為其核心勢力。

由此可見，劉備對人性是看得相當透徹的。

這是“人和”，但這并不足以讓劉備成為一方霸主。

籠絡好周圍的人固然可以發揮人脈優勢，可以讓劉備擁有一支團結的隊伍，干成一番事業。獲取第一桶金是完全足夠了。

有人歸因于運氣，認為劉備白手起家，本來沒有什么稱王稱霸的資本。他在徐州把人和這塊做好，就十分幸運地從陶謙那里繼承了徐州要地。雖然最終沒有完全守住徐州，但是也因此獲得徐州牧的身份，并進而讓漢獻帝查族譜認可了其皇叔的身份。這便相當于搞到他日后“匡扶漢室”事業最合法的通行證。之后到了荊州，碰巧荊州士族正為發展前景發愁，兩方勢力一拍即合，并且在曹操孫權兩分天下已經基本成型的情況下，還能找到益州這一片風水寶地，最終成就了帝業。

這當然可以證明其幸運值滿分，畢竟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這份幸運讓其獲得了“地利”。

有地利人和當然足以占據一方，但是讓其能夠穩住基業的，便是對天下大勢的把握。這便是“天時”。

這個天時，便是天下士人對漢家天下的眷戀，對漢室正統的高度認可。

那么劉備是如何進行IP整合，以仁義為主線，擦亮漢室正統招牌，最終打出匡扶漢室旗幟，從而成為三國雄主的呢？

劉備

當時各地漢室宗室其實不少。比如漢末共有五位宗室到地方任州牧，他們是劉焉、劉虞、劉表、劉岱、劉繇，分別控制了益州、幽州、荊州、兗州、揚州等五州。

這五州在漢末十三州人口排名前六之內，可以說是掌控了核心要地。

要是論漢室正統身份，他們是最地道的。而論匡扶漢室的資格，那更是非他們莫屬。

那為什么這些宗室沒有成事呢？

他們只具有身份，但沒有具備相應的聲望。

就相當于他們拿到了商標，但卻沒有取得與之相匹配的市場影響力。

因為他們沒有把握漢朝的核心價值。

漢朝的核心價值是什么？那當然是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啊。

而儒家的仁義論既是其倫理學說的核心，又是其政權的理論基礎。

在儒家學說中，仁義被看作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和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

但在亂世中，這套準則可能就與現實產生巨大的割裂。

在盛世，追求高姿態克己復禮，可以抑制一下鋪張浪費和經濟泡沫，還是有積極意義。但在亂世，如果還這么干，就有可能真的會導致災難性后果，因為大家都靠拼搶極其有限的資源來活下去，如果有人還講仁義，搞不好真會導致舍生取義。

由此可見對仁義的追求，在盛世還是有積極意義，但在亂世則是件投入產出比極低的事。

提議宗室出任州牧的劉焉

比如幽州牧劉虞，就因為仁義而聞名天下。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祿勛。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

大家都被劉虞的仁義而感動，一度認為他就是東漢未來的希望。比如袁紹就對他給出了極高的評價，想要擁立他來取代被董卓裹挾的漢獻帝。

虞名家宰牧，恩信著于幽朔，諸戎狄豺狼之所宜久居也。今欲奉至尊，欻然西向，則朝廷遐遠，號令不一，請復宗廟，雪朝廷之恥。

龍椅都送到眼前了。但此時仁義卻反而成為了劉虞的最大約束。劉虞竟然拒絕了袁紹的提議。

虞厲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勠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污邪！”固拒之。

所謂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本來這是劉虞獲得一波發展的關鍵戰略機會，劉虞拒絕之后發展止步不前，隨后走起了下坡路。

他碰到了不太講客套的公孫瓚。

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

于是劉虞便開始與公孫瓚反復死磕。最后劉虞的軍隊都因為太講仁義，基本占據絕對優勢都打不贏。

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敕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沖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

劉虞的士兵不善于作戰，又愛惜百姓的房屋，下令不許焚燒城池，一時間竟攻不下來，最后導致劉虞被公孫瓚反殺。

當然講仁義更徹底更出名的還有一位名士管寧，同樣也是以仁義聞名于世，但他因為過于理想化而拒絕了所有出仕的機會，這樣他就只能在山溝溝里面宣揚仁義理論去了。

而魯肅同樣是樂善好施，因仁義出名。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

周瑜在當居巢長的時候有一天路過魯肅家，需要借糧食。魯肅家里有兩大米倉的米，各有三千斗。魯肅手指其中一個米倉全給了周瑜。

而后來魯肅也從大局出發，依照榻上策的思路，建議孫權將荊州借給劉備。但這竟讓他成為人們眼中的老實人，對其評價遠不及周瑜。　

可見身處亂世之中，純而又純的仁義，只會像宋襄公那般，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成為迂腐的典型。

劉虞

有人就會感到奇怪。既然仁義在亂世之中如此不靠譜，那么還死守著它干嘛？

尤其是劉備，當看到此前這么多人都因為講仁義而遭受重挫，那么他為什么還要堅持？

這就和當時的環境有關。

184年，黃巾軍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這讓“漢德已衰”的論調再一次被提上臺面。

即便如此，天下士人都還與東漢存在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如果非必要，他們肯定不會輕易推翻自己賴以生存的根基。

所以一批名門大族誓與東漢共存亡，一心實現大漢中興。就比如楊彪、孔融、荀彧等都追隨漢獻帝。這幫人的實力也很強，曹操當初就靠“興復漢室”的旗幟獲得了一大批士人的支持，從而讓其由一個起步遲、底子薄的小諸侯，迅速發展為平定北方的霸主。　　　　

但接下來，曹操的篡權之舉讓士人們大為失望。一番抗爭后，荀彧、孔融等人領了盒飯，楊彪之子楊修也被陷害而死，擁護漢室的大族紛紛遭受打壓。

忠于漢室的士族因此改變了認知：表面上擁護沒用，必須得擁護漢室的價值觀。

那便是儒家的仁義。

這便是劉備即便因為仁義一再吃虧也要堅持的原因。他必須通過講仁義來爭取那些忠于漢室的士人們。

也就是通過講求仁義，他才能超越曹操的興漢模式，打造興漢的2.0版本。

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這便構成了劉備得以發展壯大的核心價值。

荀彧的堅持

但前面說了，純而又純的仁義，在亂世之中是蒼白無力的。

劉備在此也走過了一段彎路。

195年，在兗州被曹操殺得大敗后，呂布帶著殘部敗走徐州。

占據徐州的劉備出于“仁義”和戰略考慮，收留了被曹操擊敗、無處可去的呂布，讓他駐扎在小沛。但這也相當于在身邊安放了一顆定時炸彈。

在劉備與袁術交戰期間，呂布趁其后方空虛，偷襲了徐州的治所下邳，奪走了整個徐州。

這說明在亂世中，僅有“仁義”是不夠的，還需要有駕馭復雜局面、防備梟雄的權謀和硬實力。

于是劉備開始進一步深度挖掘大漢的價值觀。

原來除了仁義之外，還有法家，所謂外儒內法。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漢承秦制，這個秦制，就是嚴密的法律體系、郡縣制度和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注重賞罰、考核、集權。

這便是法家的內核。

仁義是終極目標和愿景，而法家權謀才是現實管理的骨架和方法。

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如果只有仁義，那么現實的生存將難以繼續；如果只講法家，那么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將會使集體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

劉備至此得到了興漢的3.0版。

劉備成功打出興復漢室的旗幟

在明確了理念之后，劉備入蜀后的治理思路一下變得成熟而通達起來。

他不再會被仁義所束縛。

法正提出應該參考當年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的先例，認為成都初定宜“緩刑弛禁”，放寬約束。

這便代表了益州勢力希望劉備繼續推行仁義的措施，不觸動益州勢力的利益。

但劉備不為所動。

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

無論是益州派還是東州派，都肆無忌憚地向君主劉璋要封賞、要職位，劉璋被逼無奈只得雨露均沾。但資源是有限的，難免顧此失彼，這樣各方都認為劉璋不仁，都對其怠慢不敬，法度沒有了，君臣之道也被破壞。

這種情況下，若劉備繼續以仁義治蜀，又能靠什么樹立和維護權威呢？

只有威之以法，用法治讓人們明得失；限之以爵，量才使用，讓大臣們珍惜榮譽。雖然是律法嚴明，但這樣恩威并用，才能制約大臣百姓，讓人們客觀地去對待人事物，從而營造理性的社會氛圍。蜀地才能真正地迎來希望。

當然劉備的法家和曹操的法家截然不同。仁義的特色一直都存在。

比如劉備對益州勢力講仁義。董和、黃權、李嚴等原本劉璋的部下，都被授予高官。

甚至與劉備有過節的劉巴，也因為其才華而被劉備多次征召并最終重用。

而制定法律《蜀科》，其根本目的也是在于整肅豪強，建立秩序。改變過去混亂、弱肉強食、土地兼并嚴重的社會局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就是在對老百姓仁義，最終達成“蜀中殷盛豐樂”的目標。

即便是被益州勢力稱為嚴苛的“八務、八戒、六恐、五懼”的威刑重典，也是遵循懲奸除惡、鋤強扶弱的思路，打擊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等惡劣行為。

由此，劉備的治理理念高度符合了大漢的價值觀。

劉備“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口號，也比曹操奉迎天子的行為要可靠得多。

劉備終于成為了漢室正統的代表，并以這面旗幟吸引了大批士族人才。

可見劉備成功的底層邏輯，是建立在人性基礎上，對兩漢成功企業文化精髓的可持續復制。　　

這些便真正夯實了劉備稱霸一方的基本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