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24名同志聯名向中央提要求：徹底整頓《紅旗》編輯部，為何

1978年12月的北京，西北風刮得人臉生疼。就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一場關于理論工作的務虛會持續了整整兩天。會場外，大家最愛聊的卻是一件怪事——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集體失聲”。

這本雜志在五十年代末誕生時，可謂含著“金鑰匙”。毛澤東拍板取名，還親筆題寫刊頭；創刊號出版那天，同期就登了主席署名文章。“兩報一刊”的地位，也由此確立。后來鄧小平補充骨干、調軍中筆桿子，讓《紅旗》再迎高光。換句話說，論資源和牌面，它當年沒人能比。

誰也沒料到，到了七十年代末，《紅旗》卻突然跟不上時代節拍。1978年5月，《光明日報》率先刊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輿論場瞬間炸開。緊接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連續跟進，整個夏天“真理標準”成了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可《紅旗》呢？一篇評論沒發，還在內部會上追問：“到底要干什么？”有編輯私下嘀咕：“咱們不發聲，讀者會怎么想？”總編輯擺擺手：“《紅旗》要一花獨放。”這番話一傳十、十傳百，質疑聲愈演愈烈。

6月初，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公開支持討論。央媒都做了大篇幅報道，《紅旗》依舊按兵不動。有人勸總編輯碰碰中央口風，他卻堅稱“中央沒有硬性指示”。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份“靜默”，讓不少基層干部對《紅旗》產生距離感。

7月，北京先后舉辦兩次理論與實踐問題座談會。第一次，《紅旗》干脆謝絕邀請；第二次派了人，卻從頭到尾一句不發。與會者暗暗搖頭，“你們不表態，咋還叫中央理論刊物？”

僵局被一篇紀念文章打破。1978年8月，為緬懷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紅旗》約譚震林回憶井岡山歲月。譚老接稿爽快，卻在文末加了一段關于“實踐檢驗”的思考。編輯部見狀，要求刪改。譚老搖頭：“這段不能動。”

稿子僵在審讀處。最終呈送中央常委審定，李先念批示“可發”，鄧小平更是直言：“《紅旗》已經很被動了，應當卷入討論。”并補上一句：“若《紅旗》不登，就給《人民日報》登。”短短一行字，壓力直接傳到編輯部。

文章如期刊出，但風波并未平息。到了1979年1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24名來自高校、部委和軍隊的同志聯名提交一份建議：徹底整頓《紅旗》編輯部，嚴查過往作者責任。聯名信措辭克制，卻句句見骨——“長期脫離實際”“嚴重影響中央聲音傳播”。

為什么是24人？據說會上先有十幾人提議，隨后更多代表主動簽名。有人半開玩笑：“再拖下去，怕是要湊夠三打二十八個。”其實大家真正擔心的是，如果中央理論高地都不參與撥亂反正，基層群眾就無所適從。

聯名信遞交后，中央很快組織專門座談。與會領導沒有一味批評，而是讓編輯部談原因。某位副總編坦陳：“思想包袱重，怕出錯。”會議紀要寫道——“怕字當頭，即是最大錯誤”。這句話后來成了編輯人員自我警醒的座右銘。

接下來，整頓方案出爐：人員重新分工，增設與改革開放相關的經濟、科技欄目；對過往文章做出評議，更正錯漏。1979年下半年，《紅旗》刊發了《必須大膽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等多篇重頭稿，發行量觸底反彈。

然而，時代列車提速太快。到八十年代中期，黨內理論傳播渠道多元化，《紅旗》面對《求是》的崛起和電視媒體的沖擊，優勢不再。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停辦《紅旗》，轉由黨校創辦《求是》。消息公布的那天，不少老編輯拍著桌子嘆氣，“終究還是走到這一步”。

若追根溯源，79年那場聯名，一方面是對《紅旗》“缺席”的警醒，另一方面也標志著我國理論宣傳由單一喉舌向多元發聲轉型。它逼迫刊物調整方向，也折射出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巨大張力。這份張力，推動了日后更加開放的輿論格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