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為何能一次上榜仨院士 ？

11月21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公布了2025年院士增選結果，共選舉產生144位院士。值得注意的是，寧德時代首席科學家吳凱等三位獲選院士均來自民營企業，數量創下歷屆院士增選之最。

“民企院士”最早出現在2009年，那一年來自北京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的鄧中翰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但長期以來，院士主要授予高校院所和國企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領軍人才，來自民營企業的兩院院士占比很少，至今只有9人。

2019年，中國工程院提出，要特別關注“民營科技人才”，此次創下單屆“民企院士”當選人數紀錄，其意義不僅是對個人科研貢獻與能力的承認，更是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特別是新能源汽車、鋰電池等新興優勢產業中的民企不斷增長的科技創新能力的認可。

民企已成科技創新主體

院士群體的構成，與科技創新體系的構成密切相關。過去，科研資源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等，院士自然更多來自這樣的機構。

與一些發達國家的科研制度和研發體系相比，中國更多將經費投入高校、科研機構。比如在德國的研發體系中，就有以工業實驗室為代表的校企合作模式。德國的工業實驗室最早出現于19世紀60年代的德國印染業，隨后該模式被應用到德國的其他支柱產業中，使得科學研究內化于企業，企業家與科學家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

但是在傳統的“產學研結合”科技成果轉化路徑中，“從0到1”的原創成果往往由高校、科研院所等機構完成，企業更多承擔“從1到10”、“從10到100”，將原創成果產業化的角色。當科研游離于產業之外，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一直是問題所在。

改變一方面涉及科技創新體系的變革，也直接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創新意識與能力的提升相關。

人們曾經難以將尖端科研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聯系在一起。改革開放之初，浙江溫州“紐扣大王”、廣東東莞“玩具代工”等模式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和“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生產、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政策，快速完成原始資本積累，民營企業的角色主要是繪就“世界工廠”的圖譜，鮮有真正的高科技。但如今通過“消化、吸收、再創新”，民營企業已經從價值鏈的底部向上攀登，不斷拿下從“野蠻生長”到“全球領航”的科技突圍戰。

典型代表莫過于汽車工業。改革開放初期，各類汽車企業紛紛引入國外先進技術，與國際汽車巨頭展開合資經營，隨后，汽車行業內合資潮蜂擁而至，開啟了一個被稱為“市場換技術”的時代。但是隨著新能源汽車時代到來，民營企業主導的電動車最核心的“三電”技術領域，中國不僅與世界強國處于同一水平，甚至實現局部領先，進而實現“反向技術輸出”。

在這樣的過程中，民營企業自然在中國科創體系的作用愈發重要，一個最為直觀的指標就是研發經費投入強度。根據今年8月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5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和調研分析報告，民營企業500強中實際填報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1.13萬億元，研發人員總數115.17萬人，平均研發經費投入強度2.77%，均較上一年增長。這一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也高于國內平均水平。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民營企業作為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貢獻了全社會70%的技術創新成果，涵蓋了80%的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和90%以上的高新技術企業，正在完成更多“從0到1”的科研工作，特別是在新能源汽車、鋰電池等新興優勢產業中。

產業的優勢來自于人才的優勢，而科研人才正逐漸在民企集聚。

根據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的數據，被廣泛引用的電池領域技術論文中，有65.5%來自中國，只有12%來自美國。這些成果中相當一部分就來自民營企業中的科研人員。

此次新當選院士的寧德時代首席科學家吳凱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員。吳凱長期致力于鋰電池前沿化學體系、高效系統集成、高速高精制造和工程應用技術領域，截至2024年7月，他已獲授權專利371件，由其負責的“面向大規模產業化的動力電池研發與制造關鍵技術”項目榮獲了2023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在動力電池技術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就。

在人工智能領域，民營企業的科研創新能力亦不容小覷。2025年以來，一批現象級科技產品在迅速出圈。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居世界首位，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達到6000億元。

讓科技進一步服務社會

今年，《財富》發布了中國科技50強榜單，旨在尋找出生于中國、正在影響世界的科技公司，華為、DeepSeek、寧德時代等企業榜上有名。

根據近期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至10月份，中國鋰離子蓄電池出口累計金額達4467.4110億元，在“新三樣”出口金額中占比超過44%。其中，僅寧德時代一家，就貢獻了鋰電池出口量的近60%。

市場的認可，來源于科技的創新。被視為“最舍得投錢做研發的鋰電池公司”，2024年寧德時代研發投入達186億元，全球范圍內已獲授權及申請中的專利累計超43000項，專利申請增量連續5年行業第一。同為世界級電池制造商的LG，據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和產業技術振興院發布的《2024企業研發記分板》顯示，2024年LG電子研發投入為3.41萬億韓元，旗下LG新能源（LGES）預估為1.1萬億韓元，合計人民幣僅約52.8億元。

如果放到十年的維度去看，寧德時代的研發投入已經超過800億元。更長的續航里程、更快的充電速度、更好的安全性......每一次突破動力電池性能的“天花板”，都需要在技術指標達到極限的情況下，不斷實現“從0到1”的突破。

但研發有投入，科技有創新，就一定能得到市場認可嗎？

在民營企業，無論是獨立進行“從0到1”的原創研發，還是與高校等傳統機構開展科研合作，技術創新與市場需求都有著密切關聯。大疆的幕后推手、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認為：“中國需要根本性創新，就需要將市場需求與硬科技緊密融合，塑造新的硬科技品牌”。授予民企科學家院士，本身就意味著評價體系更為關注科研成果如何轉化為應用。

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俠看來，民企院士是國家科技布局補短板之下的一種選擇。鑒于民企已撐起國內經濟的“半壁江山”，國內科技論文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國內更需要在實業與制造業領域提升技術薄弱環節，這樣解決“卡脖子”問題的同時，又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增長點，讓科技進一步服務社會。

以寧德時代為代表的中國的鋰電池產業，能夠實現從跟跑到并跑, 再到如今多個細分領域的領跑，正是其創新科研與市場需求的完美結合。如今，在全球動力電池裝機量排名中，前10名就有6家來自中國企業。

從這種意義來說，“民企院士”的出現，不僅是民企科技創新能力持續提升之后“水到渠成”的結果，也是對于民企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中，科研成果迅速轉化為市場競爭力的認可。

同時，隨著中國科技企業異軍突起，這股創新力量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或榮譽認可，從而發揮其在未來產業新賽道中的“鯰魚效應”，推動產業升級。民企院士的光環和高社會聲譽能夠幫助這些企業樹立形象，使其更容易受到潛在投資者青睞，進而為持續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支持。

當產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戰場，未來或有越來越多來自民營企業的科技領軍人才，走向國家科技舞臺的中心。

作者：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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