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美國航空史上的二戰英雄,吉米?杜立特(James Doolittle,1896-1993)一生中讓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僅四個多月的1942年4月18日,為打擊日本侵略者氣焰、率領部隊首次空襲日本本土,成功空襲東京等地,返航后在浙、贛一帶迫降或跳傘,并得到中國民眾的救助。
這些天,走進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一批與“杜立特行動”緊密相關的珍貴文物以專柜形式靜靜陳列,受到觀眾的關注,不僅講述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戰爭傳奇,更折射出跨越八十余年的歷史啟示:中美兩國當年在并肩抗擊法西斯的歷史中鑄就的友誼與合作,對于今天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應對國際挑戰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據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館長孔祥俊介紹,正在該館專柜展出的杜立特珍貴文物是由上海知名收藏家顏明于多年前捐贈,包括杜立特將軍、羅斯福總統及當年國民政府關于美國空軍中尉史密斯(Donald Gregory Smith)的親筆信札與嘉獎令,更有陳納德的親筆信。尤為重要的是,這批藏品是國內現存唯一與“杜立特行動”密切相關的原始文獻,其史料價值巨大。在當前國際形勢復雜、日本右翼勢力抬頭、歷史虛無主義暗流涌動的背景下,其重要的史料價值與現實意義愈發凸顯,在近期的展覽策劃中,他們以專柜進行展覽呈現,以凸顯這些文物的巨大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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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專柜展出的杜立特珍貴文物
“杜立特行動”是二戰期間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軍事行動。1942年4月18日,美國陸軍航空隊中校吉米?杜立特率領16架轟炸機從“大黃蜂”號航空母艦起飛,成功空襲日本東京、橫濱等城市。此次行動不僅打破了日本本土的安全神話、極大鼓舞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士氣,更在執行過程中得到了中國軍民的全力協助。行動后部分機組人員迫降中國境內,得到了中國民眾的救助與掩護,成為中美軍民協同作戰、生死與共的生動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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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的吉米?杜立特
其中杜立特親筆信件的主人公史密斯(Donald Gregory Smith),正是參加此次行動的美國空軍飛行員。作為杜立特行動15號機組飛行員,他與戰友協作駕駛轟炸機起飛,避開日軍偵察,成功完成對日本的轟炸。返航途中燃料耗盡,機組迫降中國水域后,在當地民眾與相關力量的接力救援下艱難脫險。這封信是杜立特寫給史密斯的父親,信中告知其子在完成對日空襲后已平安返回,因行動中的英勇表現獲得飛行十字勛章及中國政府嘉獎,并表達了與史密斯共事的自豪與期待。之后,史密斯抵達重慶,接受了當時國民政府頒發的 “陸海空軍獎章執照”,這便是第二件捐贈文物。短暫休整后,史密斯調往歐洲戰場,然而在同年11月不幸殉職。第三件珍貴文物則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的紀念文件,用以緬懷史密斯上尉在海外服役期間為國捐軀的英勇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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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的紀念文件,以緬懷史密斯上尉在海外服役期間為國捐軀的英勇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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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簽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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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民政府頒發給史密斯的“飛炸日本,達成任務” 的陸海空軍獎章局部
杜立特行動后,中國浙西的衢州機場原本是預設降落地,但由于行動提前實施,且中美溝通出現失誤,15架飛機的75名機組人員最終在浙、贛、皖、閩一帶迫降或跳傘。中國村民冒著生命危險搜救飛行員,為他們提供食宿并掩護其躲避日軍搜捕。最終,64名美國飛行員在中方軍民的全力營救下安全脫險,其中51人先集結于衢州,休整后分批撤往重慶。杜立特行動的成功,令日本軍方惱羞成怒,為報復中國軍民的救援行為,并摧毀可能被盟軍利用的浙江機場群,日軍于1942年5月發動“浙贛戰役”。戰役中,臭名昭著的 731 部隊投入作戰,在衢州、金華等多地大規模施放鼠疫、霍亂等細菌武器,還使用化學武器,對中國實施野蠻報復。據史料記載,戰役導致約25萬中國平民喪生,但中國人民始終未曾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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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空襲日本返航中國的獲救美軍飛行員集中在衢州汪村空軍第13總站。
64名美軍飛行員獲救的背后,是25萬生命的沉重代價。 這一數字對比,讓這段友誼的底色格外深沉悲壯。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收藏的這批文物是國內現存唯一與“杜立特行動”密切相關的原件藏品,史料價值無可比擬。位于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杜立特行動”紀念展有兩張照片展示,即突襲中隊1號機杜立特等5名成員在臨安的合影。而上海展示的這批捐贈文物既涉及東京大轟炸,又關聯衢州戰場及中國軍民營救美軍飛行員的史實,是目前國內唯一一套反映相關歷史的實物資料,能讓觀眾直觀感受歷史細節,見證當年中美兩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戰斗情誼,對于當下更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吉米?杜立特出生于1896年12月14日,在即將迎來其誕辰119周年之際,杜立特珍貴文物捐贈者、收藏家顏明近日專程來到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與該館研究專家一起重溫他捐贈的這批杜立特珍貴文物。作為這批罕見二戰文物的收藏者與捐贈者,收藏家顏明認為,文物的最大價值在于服務家國記憶與時代敘事,讓這批承載特殊歷史意義的文物 “活起來”,既能讓公眾深刻銘記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的巨大犧牲,也能清晰展現國際盟友給予的寶貴支持,更是對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事實的有力回擊,同時也能讓中美兩國人民更加珍視曾在人類文明危亡之際結下的情誼。
“平時我對二戰時期的文物就非常關注,這些文物有的是我從拍賣行購買,也有的在美國當事人后代處買。這些文物如果由私人收藏,則影響有限。而通過公藏機構公之于眾,才能真正充分發揮其價值。”顏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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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抗戰紀念館展出的陳納德將軍文獻,收藏家顏明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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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抗戰紀念館展出的陳納德將軍皮茄克,收藏家顏明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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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抗戰紀念館展出的王濟遠繪畫《戰區難童無家可歸》,收藏家顏明捐贈
原上海市報業協會會長、原新民晚報黨委書記吳芝麟,文獻學者、復旦大學出版社編審陳麥青等在參觀這批文物后認為,就歷史研究而言,文獻資料和文物遺存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史料,其中這些抗戰文物更因其直觀性和珍稀性而備受關注,收藏家將私人珍藏捐贈給公藏機構,讓這些珍貴文物得到更好的保管、展示與利用,這不僅是對文物價值的最大發揮,更是惠及學術研究與文物愛好者的義舉。陳麥青長期關注并曾經編集過抗戰史料,他還向淞滬抗戰紀念館贈送了二十六年前合編的抗戰文獻史料《不應忘卻的歷史:抗戰實錄》一套共六卷,包括《衛國血史》(上、中、下)、《淪陷痛史》(上、下)及《漢奸丑史》,為豐富場館抗戰史料收藏略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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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的“正義昭昭 大道同行——戰后審判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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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審判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中的日本戰犯受審照片
孔祥俊介紹說,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展出的并不僅僅是淞滬抗戰相關的歷史與文物,一直以一種大的視野呈現與抗戰相關的重要文物與文獻。近期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聯合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上海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會共同主辦的“正義昭昭 大道同行——戰后審判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也是國內最大的戰后審判專題展覽,通過“戰勝侵略”“捍衛正義”“守護和平”三大部分、近400張歷史圖片、178套481件文物史料和歷史影像,沉浸式的互動場景等展示手段,生動呈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審判的歷史過程,深刻闡釋戰后審判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展覽還展出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1956年對日本戰犯審判系列高清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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