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每個人都抽上海洛因——日本毒化中國計劃

昨天的文章提到，劉青山、張子善在革命的后期不幸染毒，革命成功后毒癮越來越大，普通鴉片已經無法滿足毒癮，他們開始注射嗎啡、海洛因。

他們早已成了毒品的奴隸，已經變成了大權在握的行尸走肉，什么革命理想，什么家國情懷，什么黨紀國法，什么道德底線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大權在握的癮君子更是危險，什么沒底線的事都能做，比如克扣救災糧款，盜賣國家緊缺的戰略物資，挪用抗美援朝機場建設專款等等。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兩個在艱苦歲月扛住了敵人最嚴酷的折磨、經過了最嚴苛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在革命成功后為什么光速墮落，歸根結底是毒品鬧的。

這鍋還是日本的，因為自甲午戰爭開始，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實行了最惡毒的“以毒制華”“以毒品養戰”“毒化中國”計劃，對中國人民尤其是淪陷區人民，進行了斷子絕孫式的摧殘。

提起日本的血海深仇，我們常常會提起南京大屠殺、731人體實驗、遍布全國各地的萬人坑、全國各地的大屠殺，3500萬同胞遇難，往往忽視了日本對中國的毒害。

1939年二鬼子車陰軒曾對金井川、崔松茂等毒梟說：大日本帝國要求我們，要讓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兒，使他們的體力衰退，意志消沉，成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廢物，真正變成坐以待斃的亡國奴。

這個白面就是海洛因。日軍占領華北后，日本浪人和韓國二鬼子的販毒極為猖獗，他們有的開設工廠制造海洛因和嗎啡，在煙館、洋行或藥店販售。

根據1937年國際聯盟的報告，當時全球約90%的非法海洛因和嗎啡出自日本人之手，這些毒品常由日本浪人監督生產。就這還是日本沒有全面發動戰爭，在制毒販毒上還沒有放開手腳時。

七七事變發生后，日本全面啟動了戰爭機器，同時也全面開啟了毒化中國的計劃。日軍所到之處種鴉片、制毒品，弄得中國滿街是煙館（包括嗎啡館和白面館）。

為了推廣毒品、擴大銷量，小日子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蛋總簡單舉幾個例子，比如跟良民證掛鉤。日偽當局聲稱，吸食鴉片者，必是良民。

萬一卡口被攔住了沒帶良民證，只要是煙民一律放行。很多人被日本的屠殺嚇壞了，為了自保不得不吸食鴉片。

日偽當局，把鴉片制成各種樣式，甚至稱之為能治百病的長壽丸。有的日本商人為了拓展銷路，把鴉片、白面注入普通香煙內，或者放入普通藥物中，讓其在不知不覺中上癮。

他們甚至還對婦女下手，說這種藥丸可以治療婦科病。染毒之后，日偽當局又用毒品來控制這些婦女，讓其賣淫，或者在煙館做陪侍。

1938年6月25日的《新華日報》報道：“更毒辣者利用發明之啞針，強迫人民注射，使其永久不能言語，形同殘廢，俾其役如牛馬。”

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毒化政策始于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中，日本攫取了中國臺灣。為了鞏固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削弱臺灣人民的反抗，也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日本在臺灣實行“以毒攻毒”的鴉片專賣政策。

他們打著禁煙的旗號，壟斷了鴉片的種植、進口、制作、販賣、消費全環節，將毒品價格提高了三倍，然后公開售賣，一方面企圖摧毀臺灣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攫取暴利。

1901年，臺灣的鴉片專賣收入占了臺灣總督府財政收入的42%，這為日本正在籌劃的日俄戰爭提供了重要的財源。臺灣鴉片的豐厚回報，也大大刺激了日本侵略全中國的野心。

日本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局長加來佐賀太郎推算：中國人口以4.2億計算，假定其中有5％的人口即2000萬人吸食鴉片，若沿襲臺灣的辦法，一年就能賺取5.54億元的利潤（相當于日本年財政收入的2.5倍）。

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在中國攫取了五個租界：天津日租界、蘇州日租界、漢口日租界、重慶日租界和杭州日租界。這些租界是國中之國，更是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橋頭堡。

就拿漢口日租界來說吧，一設立就成為日本走私販毒的大本營。他們在租界內售賣鴉片是公開的秘密，那里的大街小巷很多掛著戒煙館、戒煙藥品零售處的牌子，其實就是吸毒場所。

同樣天津的日租界，也是日本毒化中國政策的橋頭堡。到了上世紀20年代，這里的制毒廠已經有200多家，煙館有500多家，經銷鴉片、海洛因的銷售點超過1000家。

其中從事海洛因制造的工廠，就多達200多家，這些工廠都是光明正大地營業。號稱白面大王的陳昆元，在天津日租界開設了販毒公司——康昌商行。

在天津，還有著名的煙土八大家，即元泰土藥店、大有恒藥店、信元土藥店、同順昌土藥店、元泰裕土藥店、顧記土藥店、義記土藥店、華記土藥店等，都是兼營毒品批發和輸運的大商鋪。

日租界內生產的毒品，多由日本人和朝鮮人攜帶販運至全國各地。1931年9月，天津公安局在自天津至北平的汽車中搜獲日本人高山定三、太田米堯攜帶的白面450余兩。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戰勝了沙俄，奪取了沙俄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特權，開始在遼東半島建立租界，立刻在東北實行毒化政策，以旅大為中心的遼東半島，成為日本向中國內陸販毒的大本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加大了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力度（備戰），同時也向中國輸入浪人、大批間諜和特務，他們一邊進行毒品生意，一邊刺探情報。日本的煙館必然是日本的情報站。

日本還趁歐洲列強忙于戰事侵入了青島，并迅速在青島建立殖民統治，公開實行鴉片專賣，成立了大日本鴉片局，把青島作為毒化中國的又一根據地，從事鴉片和毒品的走私、制售等。

1916年，青島鴉片的輸入量是1913年的7.3倍，占當年全國海關輸入總量的28.02%，占全國總價值的32.36%。就這還只是公開的，更多的是以軍用品名義輸入的。

日軍將鴉片輸入青島后，利用其控制的膠濟鐵路，將鴉片運送到山東各地、上海以及長江流域各省市。在膠濟鐵路沿線，每個站都有一兩座小房子，門口掛著什么洋行的照片，里邊一定住著日本浪人。

這些日本浪人，日夜忙碌銷售毒品。《申報》1918年1月13日報道：“膠濟鐵路沿線的濰縣，有日人所設店鋪四家，皆售嗎啡針。”

1918—1922年，日本陸軍出兵西伯利亞期間，將鴉片產地沿海州控制在自己手中，強行征購鴉片，以“軍用物資”名義運進青島。

1931年日本策劃了九一八事變，拉開了侵華戰爭的帷幕。1932年到1945年間，偽滿洲國的罌粟種植總面積不會低于10069200畝，鴉片總產量在2億到3億兩之間。

日本還在偽滿設立了很多毒品工廠，其中有兩個規模比較大，一個在奉天，一個在熱河的承德。此外還有一個哈爾濱鴉片分析模范所。

奉天海洛因工廠，每天能生產100公斤海洛因和嗎啡。承德工廠專門生產嗎啡，產品多運往北平、天津進行再加工或中轉。

偽滿3000多萬人口，癮君子多達300多萬。偽滿自己的統計，僅1938年就有15萬人死于吸毒。1937年上半年，僅哈爾濱一地就發現1485具癮君子的尸體。

1933年3月，日本占領熱河。1934年，日本強迫熱河省種植罌粟60萬畝。此外日偽當局還在奉天、承德等地設立大型毒品加工廠， 加緊制造各種毒品， 并在各地遍設毒品零賣所和大煙館。

隨后日本繼續向華北滲透，1936年日本及朝鮮人，在河北省開設的煙館已經多達700余家。七七事變發生后，華北大片國土淪陷，日本開始變本加厲地推行毒華政策。

日軍進入北平城之后，很多犯人被處死，唯獨煙犯被釋放了，因為這對日本來說都是有用之人，要依靠他們替日本人銷售毒品。

到了1939年3月，北平的煙館增加到了500多家，嗎啡、海洛因、可卡因和紅丸隨處可以買到。到了1945年嗎啡館增加到了3000余家，比飯館還多。

天津本來就是日本毒化中國的橋頭堡，淪陷之后日本更加肆無忌憚。1939年有白面洋行1000余處，制毒工廠200余所。

很多天津同胞被毒品所害，甚至包括兩三歲的嬰兒，都染上了嗎啡依賴。據不完全統計，1945 年天津人口約 170萬人，被毒化者則超過六分之一。

許多癮君子因吸食毒品至形如枯槁，最終暴尸街頭。一些煙民在吞云吐霧中耗盡了財產，一貧如洗。更多的人則認賊作父，成為沒有思想，沒有意志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識的亡國奴。

著名衛派河北梆子藝人“金剛鉆”王瑩仙就是在日占天津時期沾染上了毒品，長年嗜毒導致她中年之后百病纏身，體力衰竭，四十多歲就難以應付頻繁演出。

為拼湊毒資，她又不得不終年帶病登臺。后在演出時體力不支，猝然暈倒在后臺，慘然離世。死后竟連買棺木的錢都沒有。

很多日偽官僚也沾染上毒品，帶頭吸食。偽天津市財政局局長王硯農就吸食鴉片多年，平日上午在家吸煙，下午才抽空到機關看看，下屬為投其所好也多次向其贈煙。

山西也是日本毒化政策的重災區。煙館充斥山西城鄉，無論多么偏僻的鄉村，都能買到鴉片、嗎啡和海洛因。晉北太谷等縣，全縣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成了癮君子，80％的偽政權公務員都吸食鴉片。

事實證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不僅是一場軍事戰爭、政治戰爭，也是一場“毒品戰”。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人民所受毒品的傷害和損失，或許不亞于戰爭直接帶來的災難和損害。

日本的罪行罄竹難書，給中華民族造成了難以名狀的傷痛。某些人在特定日期特定場合穿著和服、穿著日軍軍裝，只要是個中國人，都會感覺受到了冒犯。然而某些法學家卻認為，穿和服是每個中國人的自由，別人無權干涉。

所以新中國的含金量再次提升了，新中國成立后，僅用時三年就徹底根絕了毒品。很多原本不可能戒掉的毒癮，也完全戒掉了，原因是根本買不到。

新中國為什么能夠禁毒成功，一是有共產黨的領導，二是方法得當，走好了群眾路線，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發起了一場針對毒品的人民戰爭。

改革開放后，毒品犯罪有所抬頭，但是依靠國家的嚴厲打擊，依靠公安、社區、衛生等部門的配合，我們建立了一套嚴密的防范和監控體系，把毒品違法犯罪控制在低水平狀態。

但現在，一批收受西方毒害的法學家，認為吸毒是個人自由，涉毒犯罪量刑過重，想逐步毀掉我們的毒品防控體系，想毀掉新中國的禁毒成果，可以說是其心可誅，必將遺臭萬年。

這些法學家，言必稱“發達國家”如何如何，言必稱“跟世界接軌”，言必稱“國際社會”如何如何，言必稱“人權與人道”，殊不知中國是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沒有之一，中國是禁毒最成功的國家沒有之一。

他們的觀點荒唐可笑，哪見過學霸向學渣靠攏的。他們本質上還是唯西方馬首是瞻的軟骨頭，甚至我懷疑他們拿了西方的黑錢，屬于拿錢辦事。

然而這些法學家有的已經在很關鍵的崗位上了，值得我們警惕。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的野心必然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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