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8周年之際,一批反映侵華日軍罪行的文物史料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2月5日,紀念館舉行文物史料捐贈儀式,日軍信件、日軍占領南京后的照片、南京保衛戰犧牲軍醫檔案、日軍“花見部隊”相冊、英法文刊物等13件(套)文物史料對外公布。海內外各界有識之士為史存證,這些文物史料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有力反擊,為還原歷史真相、銘記民族創傷提供了不可辯駁的支撐,彰顯了海內外守護歷史記憶、捍衛正義良知的堅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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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照片記錄日軍暴行,
“真痛快”令人發指
兩封日軍信件以加害者的視角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其中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贈,是侵華日軍國崎支隊步兵第四十一聯隊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寫給父親村田龜太郎的4頁家信。經考證,村田芳夫所屬的“國崎支隊”原隸屬于日軍第五師團,占領南京后在江浦、浦口、江心洲等地實施了大屠殺。
村田芳夫以滅絕人性的輕松口吻,記述了部隊占領南京后屠殺中國俘虜的情況:“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棧橋,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斬殺或射殺中國敗殘兵或傷兵,并且把尸體全部拋入揚子江沖走,真痛快”。根據1978年日本發行的《福山聯隊史》收錄的戰死者名簿記載,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與信件收件人地址一致,其于1938年4月16日在中國戰死。
“這封信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殺發生期間記述日軍屠殺和處理尸體罪行的鐵證”,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孟國祥說,“村田芳夫甚至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這種毫無人性的表述。顯然,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將殺人視為一件輕松愉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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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自河南的黨小舉、黨彪父子捐贈的8張珍貴歷史照片,真實定格了日軍占領南京前后的情景,部分照片附有拍攝時間與文字說明。這組照片包括1937年12月14日、15日被日軍炮火破壞的南京中華門、中華西門、南京城墻、長干橋等標志性建筑,還記錄了12月17日日軍南京“入城式”的場景,以及12月12日“工兵野口部隊土屋隊”實施爆破的侵略行徑。其中一張標注“南京一眼望去的道路 從中華門直行右轉就到市政府”的照片,右側建筑正是如今位于太平南路和建康路路口東北角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址。
特別是一張背面標注“南京唐山路(今中山碼頭附近)宿舍附近 孩子乞討的實況”說明詞的照片,清晰記錄了日本侵略者占領下南京孩童沿街乞討的悲慘境遇。這組照片直觀印證了日本侵略對南京造成的毀滅性破壞,以及戰爭給平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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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國將士檔案
還原南京保衛戰軍醫生平
南京保衛戰中犧牲軍醫麥子莊之子麥迪堯,捐贈了反映父親犧牲情況的三份珍貴檔案:1940年7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出具的《陸軍戰時死亡士兵乙種調查表》、1946年5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撫恤委員會駐粵撫恤處”的撫恤申請收條,以及1946年9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的答復函。
《陸軍戰時死亡士兵乙種調查表》明確記載,麥子莊為“二等軍醫佐”,隸屬“陸軍第一五六師步兵四六八旅九三四團醫務所”,籍貫廣東省南海縣(今東莞縣),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突圍戰斗中陣亡,犧牲時29歲。檔案還記錄了其父親麥亮明、母親蔡氏、妻子莫氏、兒子麥迪堯等親屬信息。麥迪堯說:“父親早年與祖父母定居香港,后赴廣州攻讀醫科,學成后投筆從戎成為軍醫。在母親再三懇請下,他返回香港成婚,婚后便即刻歸隊。1937年12月,父親投身南京保衛戰,此后便與家人失去了聯系。”這些檔案不僅還原了一位殉國軍醫的忠勇生平,更成為南京保衛戰歷史的重要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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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視角揭露日軍暴行,
回擊日本右翼勢力錯誤言論
第三方視角史料也為日軍暴行提供了有力佐證。由紀念館征集的1938年11月22日美國《瞭望(LOOK)》雜志,第54-55頁刊登了一篇題為“殺人為樂”的報道,還刊登了4幅揭露日軍暴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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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華人魯照寧今年第3次來到紀念館,捐贈了一批英、法文刊物。其中,1937年12月8日法國《卓越報》介紹了南京淪陷前夕的人口問題,反映南京淪陷時人口規模仍然很大,“尚有百萬居民”。這與南京鼓樓醫院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在東京審判時的證詞呼應。東京審判期間,戰犯的辯護律師曾提出南京被占領時的人口問題,威爾遜做出“人口銳減到不到50萬”的陳述。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張生說:“戰后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以南京人口數量問題否認南京大屠殺,說當時南京人口不足30萬,不可能屠殺30萬。這份報紙是對日本右翼勢力錯誤言論的有力回擊。”
30萬,不容置疑!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汪家芳將他創作的中國畫《銘記》捐贈紀念館。畫作以厚重筆墨勾勒歷史記憶,融入紀念館和平女神像、標志碑等核心意象,同時融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遇難者300000”“1937.12.13——1938.1”等文字。
此外,1937年12月18日《新聞與觀察家報》轉載了美聯社“日軍入城后南京發生大規模屠殺”的消息,當時美國很多報紙都轉載了這個消息,說明南京大屠殺在當時廣為人知。1945年9月8日《紐約時報》報道了1945年9月2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在密蘇里戰列艦上代表日本,向中國代表徐永昌等國代表無條件投降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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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曝光,
許傳音為審判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作證
魯照寧還將一份1946年7月27日《道報》(北平版)捐贈紀念館,該報刊登了兩則關于東京審判的報道。《東京戰犯法庭中——衛爾生(威爾遜)陳述南京大屠殺》報道了威爾遜的出庭證詞:“日軍用汽油燒斃華人、用槍尖刺死婦孺、并強奸婦女”“日軍進入南京后數日,南京鼓樓醫院,即住滿不同傷勢之男女老幼”。《我證人詳述日軍獸行》報道了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住房委員會負責人許傳音的出庭證詞:“日軍進入南京后逢人便殺”“當時南京城內不分南北東西,國人遭屠殺之慘景到處一般,城內滿街均是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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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說:“這兩篇報道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各界人士對于東京審判和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關注,報道中不僅原封不動地記錄了威爾遜、許傳音在法庭上的證詞,還生動地描繪了法庭上松井石根的丑態。”
據悉,許傳音作為國民政府鐵道部的一名官員,因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多重身份,成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出任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參與主持了救助難民和收埋43000余具死難者尸體的工作;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主任,主持了安全區的房屋分配工作,并積極搜集證據,揭露日軍的種種暴行;出席東京、南京二軍事法庭,為審判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提供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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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捐贈儀式上,許傳音的曾外孫女、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張慶將許傳音生前使用的印章捐贈紀念館。1937年12月,許傳音以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身份加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擔任住房委員會負責人,開放自己的住宅峨嵋路9號洋房作為難民避難所,還陪同約翰?馬吉牧師拍攝了夏淑琴一家受害現場影像。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張楠
實習生 劉伊淞
部分圖片 萬程鵬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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