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文 | 難得君

1866年11月21日，一艘名叫“咸寧號”的蒸汽船，從日本長崎啟航，駛向茫茫太平洋。

這是日本第一艘開往歐美的遠洋商船。經過76天的風浪，它于次年2月抵達美國舊金山。

船上的日本人，一下子掉進了新世界。他們對什么都好奇。船長買了把黑色洋傘，當作紀念品。因為在日本，大家只用傳統的木傘和油紙傘，沒見過這種可以收攏的洋玩意兒。

船長挺高興，說要把這傘帶回國，撐著在街上走走，肯定很風光。旁邊立刻有人勸他：您還是在自己官邸里看看吧。要是真敢上街招搖，恐怕會被浪人襲擊。

這不是玩笑話。就在“咸寧號”回國半年后，一個下雪的早晨，主持開國事務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戶城的櫻田門外，被一群刺客亂刀砍死。

大名井伊直弼是幕末時期最為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推行現代化和西化改革時，遭到了傳統派別的反對和攻擊，尤其是守舊派別的“藩閥”很不滿。

1867年上半年，井伊直弼宣布了“版籍奉還令”，廢除了大名之間的地位等級差別，使得大名們喪失了許多特權和權益，這引起了許多大名的不滿。

在這種背景下，櫻田門事件發生后，許多反對井伊直弼的大名聯合起來，發動了一場政變，企圖推翻井伊直弼并恢復傳統的大名特權和地位。

這次政變的主要策劃者是土佐藩的山內容堂和長州藩的月山富甫。1867年8月18日夜，政變發生了。在政變中，井伊直弼的官邸被攻占，他本人被殺害。

櫻田門事變宣告日本愛國賊們抵抗對外開放的行動達到高潮。

它標志著日本政治上傳統派別和改革派別之間的斗爭進入到了白熱化的狀態，并且改變了日本政治和社會的方向。

數千年來，東方國家自成一體，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人闖入進來，各種沖突在所難免。

雖然日本政府并沒有像滿清政府那樣拒絕開放國門，而是和平的放棄鎖國政策，但是在門戶初開之時。一些日本人認為外國人充滿晦氣污穢，不愿意讓他們踏上本國的土地。

和下圖像不像？

國門剛打開時，很多日本人對突然涌進來的“洋人”感到厭惡和恐懼。他們覺得這些金發碧眼的外國人渾身“晦氣”，玷污了神國的土地。

這種情緒，在一些年輕的下層武士中尤其強烈。他們腰插雙刀，滿腔“愛國”熱血，視外國人為仇寇。很快，在通商口岸，刺殺外國人的事件接連發生。

1858年，幾個俄國水兵在橫濱被殺。1861年，美國駐日翻譯霍格在江戶街頭被武士襲擊身亡。

1862年更不太平，先是英國水手弗雷德里克在騷亂中遇害，接著發生了震動一時的“生麥事件”（今屬日本大連市），英國商人查爾斯·利德爾在路上遇到一隊藩主儀仗，因“無禮”而被當場斬殺。

這些刺殺，理由往往荒唐可笑。可能只是因為外國人“看了不該看的地方”，或者“沒有及時避讓”。在“愛國”武士的眼中，外國人的性命輕如草芥。

更可怕的是，這股殺氣不僅對著外國人，也轉向了自己人。任何與外國有關聯的日本人，都被打上“賣國賊”的標簽。

商人不敢公開做外貿生意，學者不敢公開講授西方學問。在那些揮舞著武士刀的“愛國者”看來，讀外國書、談外國制度的人，都是崇洋媚外的奸細，都該殺。

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就活在這種恐懼之中。

他開私塾講授西學，傳播自由、平等的思想，這在那群“愛國賊”眼里，是大逆不道。福澤諭吉只能小心翼翼地活著。

他在家里的地板下設計了藏身空間，以防刺客突然闖入時，能掀開地板逃跑。長達十幾年時間里，他晚上從不出門。如果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用假名字，行李上也不敢寫“福澤”二字。

他后來回憶那段日子，自嘲說活得像個逃犯，像個小偷，東躲西藏。

這位畢生致力于推動日本文明開化的思想家，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卻因為傳播新知識、新思想，而不得不時刻擔心性命不保。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

那些“愛國賊”們喊出的口號，是要廢除所有與外國簽訂的通商條約，把外國人全部趕走，回到徹底鎖國的時代。這根本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愛國救亡，只是一種盲目、排外的社會破壞。

盡管暗殺風行，社會動蕩，但歷史的潮流終究難以阻擋。

隨著一次次惡性外交事件發生，幕府政府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壓力，賠償、道歉、懲兇……代價越來越沉重。

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反思：這種濫殺無辜的“愛國”，到底給國家帶來了什么？

答案是災難和孤立。

國民逐漸意識到，咬牙切齒地排斥一切外來事物，并不能讓國家強大。相反，只有打開國門，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才能找到出路。

這種社會共識的轉變，為接下來的明治維新鋪平了道路。

明治新政府上臺后，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如何處理這些盤踞在社會中的“愛國賊”勢力。

新政府的方法很明確，一手是建設，一手是清除。

一方面，大力推行改革：廢藩置縣，打破封建割據；頒布憲法，建立現代法律體系；興辦教育，傳播新思想。這些措施讓國家迅速走向現代化，也贏得了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愛國賊”那套閉鎖排外的說辭，市場越來越小。

另一方面，政府也毫不手軟地使用強力手段。設立特別警察和法院，嚴厲鎮壓那些繼續從事恐怖破壞活動的極端分子。用法律和武力，告訴所有人：國家的前進方向已經確定，任何試圖用暴力開倒車的行為，都不會被容忍。

更重要的是，隨著國家飛速發展，鐵路鋪起來了，工廠建起來了，學校辦起來了，生活眼見著變好。年輕人有了更多出路，不再只有抱著武士刀、滿街尋找“賣國賊”這一條路。滋生極端排外思想的土壤，被一點點鏟除。

那些曾經囂張的“愛國賊”，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失去了聲音，消失了蹤影。

然而，歷史的病灶有時會潛伏。

六七十年后，類似的狂熱再次在日本抬頭，只是換上了“軍國主義”的新衣，最終將國家拖入了更深的戰爭深淵，險些招致滅頂之災。

這讓人想起18世紀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說過的一句話：“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們最后的藏身之地。”

日本那段歷史里的“愛國賊”，正是這句話的生動注腳。他們以“愛國”為名，行的卻是暴力、排外、反智之事，差點扼殺了國家轉型的生機。

真正的愛國，從來不是揮舞刀劍、濫殺無辜，也不是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剛愎自用、狂妄自大。

真正的愛國，是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是讓這里的人民活得自由、有尊嚴、更有希望。

從“咸寧號”帶回那把黑色洋傘，到福澤諭吉躲藏在地板之下，再到明治政府用鐵腕掃清障礙，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打開國門、擁抱文明的路，從來都不平坦，總會遇到強大的阻力。但唯有克服這些源自愚昧和偏狹的阻力，一個民族才能真正走向新生。

寫作此文時，窗外寧靜。但筆下的歷史卻充滿刀光劍影與思想的硝煙。

歷史從不遙遠，它里面的愚昧與清醒、封閉與開放、破壞與建設，總在輪回上演。

記錄它，思考它，或許是為了讓我們自己，能少走一些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