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新加坡的黃循財裝理中客，竟是這樣：他祖父曾“服務”日本

新加坡市中心的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常年靜默，碑下長眠著數萬在日軍侵略中遇難的平民，這段刻入民族記憶的傷痛本應是這個國家審視日本相關議題的標尺。

可就在11月中旬，新加坡總理黃循財的一番言論卻讓外界嘩然。

他在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針對中日矛盾拋出爭議觀點，一邊呼吁中國擱置歷史向前邁進，一邊對日本政客高市早苗的涉臺挑釁選擇不予置評，還單方面要求中方為雙邊爭議降溫。

這樣的外交辭令，為何會從一個曾飽嘗日軍侵略之苦的國家領導人口中說出？

得知其家族過往，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11月18日，一張中日外交高官的照片將兩國緊張關系推向新的輿論焦點。

日本外交官金井正彰的謙卑姿態被日方視作外交顏面的折損，還因此向中方提出了無理由的指責。

僅一天后，黃循財便在公開場合首度回應中日局勢。

他將中日關系的復雜性歸結于中美戰略競爭大背景和二戰歷史陰影，同時拿東南亞國家和日本的相處模式舉例，稱這些地區已經在歷史問題上積累了經驗，隨著世代更迭選擇“擱置過往，著眼未來”。

他還特意強調，日本是東南亞長期值得信賴的貿易伙伴，新加坡和區域國家支持日本在區域安全領域扮演更重要角色，字里行間都在暗示中國應效仿東南亞的做法，對日本相關爭議表現出更大的寬容。

這番表態和他此前的外交軌跡形成了鮮明反差。

今年5月，剛上任一個月的黃循財曾匆匆訪華，當時他明確表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這樣契合中國核心利益的發言還收獲了不少正面評價。

當時外界還一度認為，這位政治新人能把握好外交關鍵立場。

可是在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就初現端倪，被問及新加坡在中美間的定位時，黃開始強調要和中美都保持良好關系不偏袒任何一方。

這種搖擺傾向，到11月的中日爭議表態中徹底顯現。

黃循財將穩定雙邊關系的責任幾乎都壓到了中方身上，卻完全忽視了日方主動挑釁的前提。

更讓外界無法接受的是他的雙重標準。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公然拋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危險言論，還在后續推動一系列極具攻擊性的舉措。

包括宣布2026年起將軍費提升至GDP的2%，把資金投入遠程巡航導彈研發和出云號航母改造等進攻性項目，甚至計劃采購美國戰斧導彈，其軍事擴張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

聯合國裁軍事務廳的報告都明確指出，日本大幅擴軍可能打破東亞軍事平衡，就連美國在相關議題上都選擇謹慎回避，不愿為高市早苗的冒險行為背書。

可黃循財卻對這些挑釁行為視而不見，既不批評日方的危險舉動，還反過來要求中方率先降溫。

這樣的態度不僅引發中國網民的強烈反彈，連香港媒體和新加坡本地媒體都發文質疑其假中立的姿態，直言新加坡即便想在大國間站隊也并無相應資格。

要探究這種立場的根源，就不得不提及黃循財的家族過往了。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日本軍隊侵占了馬來亞和新加坡。

在那段被當地華人稱為“昭南時代”的黑暗歲月里，社會秩序崩潰，普通民眾生活困苦，更有大量華人慘遭殺害。

他的家族曾親身經歷日軍占領新加坡的黑暗歲月，其叔公在日軍的肅清行動中被抓走后再也沒能回來，祖父也曾被日軍強行抓捕。

根據一些流傳的說法，黃循財的祖父當時在馬來亞鐵路局工作，擔任廚師，而其服務對象中包括了占領當地的日本軍隊。

在當地百姓都在受苦受難時，其祖父的這份特殊的工作確保了其家庭能獲得相對穩定的食物和收入，讓一家人度過了戰亂。

這段與眾不同的家族經歷，塑造了黃家對日本復雜而獨特的認知基礎。

黃循財的父親在后來的生活中，也體現出一種可以形容為“逐利至上”的生存哲學，據傳，他為兒子取名“循財”，就蘊含著遵循實際利益而行的寓意。

中國人一向不反感甚至欣賞相對務實的外國領導人，畢竟與這樣的人做生意談合作，相比于意識形態入腦的領導人更容易出實際成果。

他或許拎得清利益，卻拎不清利益之下的更重要的一些東西。

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與領土爭端，其敏感性和復雜性遠超一般國際關系，中方對于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以及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立場一貫明確而堅定，將這一切簡單歸結為“放下過去”，無疑是一種誤判。

新加坡的經濟格局本就和中國有著深度綁定，2024年兩國雙邊貿易額已突破1000億美元，其港口經濟和金融服務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可黃循財的爭議言論卻在損害這種合作的民意基礎。

他曾提及新加坡和多個小國共同成立未來投資與貿易合作伙伴關系平臺，試圖打造新的多邊貿易協作模式，卻又坦言傳統高效的多邊貿易框架正在因各國單邊行動而瓦解。

但他似乎沒意識到，自己在中日爭議中的偏頗表態，恰恰就是在破壞區域穩定的根基，破壞新加坡的國本。

這種為了所謂外交姿態而模糊立場的做法，既違背了新加坡自身的歷史記憶，也偏離了其長期奉行的平衡外交原則。

歷史從來都不是可以隨意擱置的包袱，中國始終秉持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發展的態度，但前提是日方必須正視歷史并停止挑釁。

黃循財若是真的想為區域穩定出力，更該做的是督促日方糾正錯誤言行，而非向受害方單方面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畢竟在地區安全與歷史正義的議題上，任何偏離客觀公正的表態，最終都只會損害自身的國際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