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31歲離世前希望葬在魯迅墓旁，許廣平為何寫下“越界”二字？

01

張家的五進(jìn)大院，坐落在呼蘭縣城的中心地界。

青磚砌的高墻把院子圈得四四方方，廊柱是漆過的，底下蹲著石獅子，院子里有影壁，有花壇，屋里的桌椅板凳都是上好的木料。

這樣的宅子，在呼蘭縣城是數(shù)得上號的。

人人都說張家是挺好的人家，有錢，體面。

可這體面，對蕭紅而言把人勒得喘不過氣。

蕭紅，那時候還叫張廼瑩，就生在這樣的宅子里。

她不像那些被捧在手心里的嬌小姐，倒像是一棵野草，瘦伶伶的。

父親張廷舉是個嚴(yán)厲的人，臉上很少有笑，見著她，說得最多的話就是“規(guī)矩”。

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樣，要安靜，要順從。

母親也是淡淡的，忙著操持家務(wù)，忙著應(yīng)付人情往來，分到每個孩子身上的目光就那么一點點，輪到蕭紅這里更是所剩無幾。

蕭紅常常一個人坐在門檻上發(fā)呆。

這片灰色的童年里，唯一的亮色就是祖父張維禎。

祖父是個挺和氣的老人，胡子白了，背有點駝，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瞇成一條縫，眼角的褶子像打開的扇面。

他格外疼這個不愛說話的孫女。

祖父會拉著她的手，在園子里慢慢地走。

他教她認(rèn)花，教她認(rèn)草，給她講故事，有時候他會變戲法似地從寬大的袖子里摸出一塊糖，偷偷塞到她手心里。

后花園的時光是零碎的，卻是她整個童年里唯一能讓她覺得自個兒是活著的、被疼愛著的時光。

許多年后，她把這些記憶寫進(jìn)書里，那些關(guān)于后花園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都帶著祖父手心的溫度。

她覺得，真正的親人就該是祖父這個樣子的。

后來，當(dāng)她遇到魯迅先生時，那份來自長者的、不求回報的關(guān)懷，讓她一下子就想起了呼蘭河畔的后花園，想起了那個總在喊她“小瑩兒”的祖父。

日子像河水一樣流，一轉(zhuǎn)眼，蕭紅15歲了。

1926年，女孩兒長成了大姑娘，眉眼也長開了。

父親張廷舉看著她，不再只是想著規(guī)矩，而是盤算起她的親事。

他給她定了一門親，對方是當(dāng)?shù)匾晃卉姽俚膬鹤樱型舳骷住?/strong>

這是一樁典型的包辦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個年輕人見沒見過面，喜不喜歡都不打緊。

蕭紅讀了新派的書，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知道了有個叫易卜生的外國人寫了一出叫《玩偶之家》的戲。

戲里的女主角娜拉不愿意再做丈夫的玩偶，不愿意被困在那個看似美滿的家庭里，最后摔門而出去尋找自己的人生。

她覺得自己就是娜拉。

她不能嫁給一個自己不了解、不愛慕的男人，不能把一輩子都交到別人手上。

她要逃。

蕭紅想到了在北平讀書的表哥陸舜振。

北平新思想、新文化匯集的地方，是她想象中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她偷偷給表哥寫信，說自己要逃婚，要去北平念書，求他幫忙。

表哥回信了，答應(yīng)了。

蕭紅找了個機會，悄悄地收拾了幾件衣服，帶著身上僅有的一點錢，逃出了那個讓她窒息的大院。

火車開動的時候，她看著窗外飛速后退的呼蘭縣城，心里沒有害怕，只有一種掙脫了牢籠的快意。

蕭紅站在北京的街頭，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和車，心里既興奮又忐忑。

她找到了表哥陸舜振，可表哥早已成了家，有了妻子和孩子，住在不大的院子里，日子過得緊巴巴。

北平的吃穿用度，樣樣都貴，表哥的薪水要養(yǎng)活一家人，本就捉襟見肘，再多供養(yǎng)一個她，實在是有心無力。

起初，表哥還盡力幫襯著。

可日子久了，表嫂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家里的氣氛也變得尷尬起來。

沒過多久，表哥找她談了一次，話里話外的意思是讓她自己想辦法。

蕭紅一下子掉進(jìn)了冰窟窿。

她回不去呼蘭，那個家因為她的逃跑，早已把她當(dāng)成了恥辱，她也留不下北平，沒有錢，她連一個安身的地方都找不到。

她第一次嘗到了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那道深不見底的溝壑。

原來，自由不是逃出來就有的，她需要錢，而她什么都沒有。

1931年，在北平漂了幾個月后，她身上的錢花光了，能借的人也借遍了。

她不得不像一只斗敗了的公雞，垂頭喪氣地回到了呼蘭。

這一次回家比逃跑時更讓她難堪。

父親因為她丟了在地方上的一些體面職位。

家族里的人開會，把她當(dāng)成反面教材，說她“教子無方”，敗壞了張家的門風(fēng)。

那些平日里見了面要點頭哈腰的親戚，如今看她的眼神都帶著鄙夷和幸災(zāi)樂禍。

她像一個罪人，被押進(jìn)了家門。

她被鎖進(jìn)了福昌屯老家的一間偏房里，整整半年不許隨意出門。

那間屋子又小又暗，窗戶對著院墻，只有中午時分，才有一縷微弱的光從墻頭漏進(jìn)來。

屋里只有一張硬板床，一張缺了腿的木桌。

每天，有人從門底下的小口送飯進(jìn)來，吃喝拉撒，全在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她聽著外面的雞鳴狗叫，聽著人們走過院子的腳步聲，卻沒有一個人跟她說話。

起初蕭紅絕望而憤怒，她用指甲在墻上亂劃，把所有的怨氣都發(fā)泄在那面冰冷的土墻上。

可時間長了，憤怒變成了麻木，麻木又漸漸生出新的念頭。

她明白了，硬碰硬，只會讓自己頭破血流，想要離開得用腦子。

蕭紅開始假意順從。

她托人告訴家里，說自己想通了，愿意接受那門婚事。

家里人見她“回心轉(zhuǎn)意”，總算松了口氣，警惕也放松了，他們同意她出門去置辦嫁妝。

她抓住這個機會，又一次跑了，目標(biāo)還是北平。

可這一次，比上一次更慘。

她身上揣著的那點錢，在偌大的北平城里連個響聲都聽不見。

表哥那條路是徹底走不通了。

她舉目無親，身無分文,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

有時候一天蕭紅就靠一個冷得像石頭的饅頭頂著。

北平的冬天來得早，她穿著單薄的衣裳在街上走，凍得渾身發(fā)抖。

晚上，她找不到住的地方，就縮在那個屋檐下或者在火車站的候車室里湊合一夜。

她甚至想，要不就這樣算了吧，隨便找個地方，嫁個人，只要能有口飯吃有個地方睡也就行了。

可心里那個不甘心的聲音，總在最難的時候冒出來，對她說：不行，不能就這么認(rèn)命。

走投無路的時候，她竟想到了一個人——汪恩甲。

那個她拼了命要逃離的男人，現(xiàn)在反而成了她能求助的人，她想，她要先活下去，就給汪家去了信。

她不知道，這場交易的代價，遠(yuǎn)比她想象的要沉重得多。

02

1931年12月，蕭紅跟著汪恩甲住進(jìn)了哈爾濱東興順旅館。

房間窄小，窗戶紙破了幾個洞，用舊報紙糊著，風(fēng)一吹呼呼作響。

這并不是她想要的歸宿。

她從北平的街頭逃到了汪恩甲的身邊，心里或許還存著一絲模糊的念想，想著先熬過這個冬天，等手里有了點錢，再做別的打算。

對這愿意收留她的男人，談不上愛也談不上恨，只是一種麻木的依附。

可日子沒給她喘息的機會。

沒過多久，蕭紅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

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把她單薄的衣裳撐得鼓鼓囊囊。

起初是惡心，吃不下東西，后來是沉重，走幾步路就喘。

生活的壓力，也跟著這個未出世的孩子一起翻著倍地往上長。

汪恩甲一開始還算照應(yīng)，可看著她日漸臃腫的身子，看著旅館的賬單越積越高，他臉上的煩躁也越來越掩飾不住。

終于有一天，他借口說回家去取錢，給她和孩子一個安穩(wěn)的未來。

他走了，轉(zhuǎn)身就再沒回來。

蕭紅等了一天又一天，她從起初的焦急，等到后來的心慌，最后是徹骨的冰涼。

她明白了，她被拋棄了。

旅館老板先是敲門催賬，話里帶著刺，后來直接堵在門口，唾沫星子都快噴到她臉上。

最后，他撂下了狠話：“要么還錢，要么，你就拿你肚子里的孩子來抵！再不然，把你賣到窯子里去，也夠還這筆賬了！”

欠款已經(jīng)滾到了400多元。

在那個年月，對一個身無分文的女人來說這簡直是個天文數(shù)字。

蕭紅被困在了那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室里。

那是個連窗戶都沒有的房間，只有一盞昏黃的燈泡吊在頭頂。她像被活埋了一樣，聽不見外面的聲音，看不見天日的變幻。

叫天天不應(yīng)，叫地地不靈。

她白天蜷在床上，抱著自己的肚子發(fā)呆。

晚上，她睜著眼睛，聽著走廊上傳來的各種腳步聲，心驚膽戰(zhàn)。

一天，蕭紅在旅館的角落里，摸到了一份被丟棄的《國際協(xié)報》。

報紙的邊角已經(jīng)磨得發(fā)毛，上面印著些城里的大小事情，還有一塊小小的文學(xué)副刊。

那些黑色的鉛字，像是一道光忽然照進(jìn)了她漆黑的世界。

她想，或許可以寫信求救？

蕭紅沒什么信心，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理會一個落魄女人的哀求。

可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的辦法了，她找來紙筆，把自己的遭遇，用最樸素的語言寫下來。

蕭紅寫自己的逃婚，寫被家族囚禁，寫在北平的困頓，寫如何被拋棄在這間地下室里。信的末尾，帶著一絲幾乎是乞求的語氣。

信寄出去后，她沒抱太大希望，只是做了一件自己能做的事，然后聽天由命。

沒想到，報社的主編裴馨園看到了這封信。

那字里行間的絕望與掙扎讓他的心沉了一下，他立刻派了手下的編輯蕭軍，去東興順旅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蕭軍那年25歲，是個從遼寧山溝里闖出來的窮小子，父母早亡，吃過數(shù)不清的苦。

他走進(jìn)那間又暗又潮的地下室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個縮在墻角的女人。

她穿著一件舊棉襖，身形單薄得像一片紙，只有肚子突兀地鼓著。

潮濕的墻壁上，還刻著一些零零碎碎的詩句，字跡歪歪扭扭，卻透著一股子靈氣和倔強。

蕭紅跟他說話，聲音很低，有點沙啞，但很平靜。講她的逃婚，講她對《玩偶之家》里娜拉的向往，也講她在北平的挨餓受凍，講她被汪恩甲拋棄后的絕望。

蕭軍聽著，從這個女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種在底層掙扎的苦，那種不肯向命運低頭的勁兒，讓他生出一種莫名的親近和憐憫，還有幾分敬佩。

他決定幫她。

就在蕭軍想辦法籌錢的時候，哈爾濱出大事了，松花江決堤了。

滔天的洪水像脫韁的野馬，沖進(jìn)了城區(qū)。

街道轉(zhuǎn)眼間變成了一片汪洋，房子被淹，家當(dāng)被沖走，到處是哭喊聲和求救聲。

東興順旅館的地下室，自然也沒能幸免。冰冷的江水灌了進(jìn)來，很快就沒過了腳踝，又漲到了膝蓋。

旅館里亂成一團，老板也顧不上她這個欠債的孕婦了。

混亂中，蕭紅看到了機會。

她挺著大肚子，在齊腰深的水里艱難地挪動。

她看到一只救生船劃過來，上面擠滿了人。

她不知從哪里來的力氣，抓住船沿，不顧一切地爬了上去。

她扒著船，四處張望尋找著蕭軍的身影。

而蕭軍真的來了，蕭紅就和蕭軍順理成章在一起了。

不久，她生下了那個孩子，這個女嬰是她和汪恩甲的孩子。

而她卻沒有初為人母的一點點喜悅。

他們住在一間閣樓里，屋里只有一張硬板床，一張破桌子，兩個人連吃飯都成問題，哪里有能力再養(yǎng)一個孩子？

孩子生下來沒多久就被送了人。

送走的那天，蕭紅沒有哭，只是呆呆地看著包裹里那張小小的、皺巴巴的臉。

之后，她和蕭軍的日子過得像是在針尖上行走。

他們窮到一條鞋帶都要拆成兩半，一人用一半。

餓了，就啃幾口干糧，喝幾口涼水。

實在餓得發(fā)慌，餓到眼睛發(fā)綠的時候，蕭紅甚至在稿紙上寫下這樣的話：“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

生活的艱難沒有把他們壓垮，文字成了他們對抗現(xiàn)實的武器。

他們把所有的苦和不甘都寫進(jìn)了稿紙里。

在那個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夏天悶得像蒸籠的閣樓里，他們點著一盞小油燈寫著那些關(guān)于底層人的故事。

1933年，他們東拼西湊，自費出版了一本合集，叫《跋涉》。

書里有蕭紅的《王阿嫂的死》，她用帶血帶淚的筆，把一個東北農(nóng)婦如何被生活、被男人、被那個吃人的社會一點點壓榨致死的過程寫得讓人揪心。

文章一出來，在當(dāng)?shù)匚膲鹆瞬恍〉恼饎樱芏嗳说谝淮卧谖淖掷锟吹搅藮|北農(nóng)村婦女那般真實而殘酷的處境。

但也正是因為寫得太真實太尖銳，揭露了太多底層的苦難，這本書很快就引起了日偽當(dāng)局的注意，成了他們要查禁的目標(biāo)。

他們意識到，他們在哈爾濱已經(jīng)待不下去了。

1934年5月，蕭紅和蕭軍離開了哈爾濱，前往青島。

03

1934 年11月，蕭紅和蕭軍從青島到上海的火車，車廂里擠滿了人，蕭紅和蕭軍縮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懷里揣著他們自己印的《跋涉》，還有一本《生死場》手稿。

他們要去上海，去見一個人——魯迅。

在那個年代，魯迅這個名字對他們這些搞文學(xué)的年輕人來說，不只是一個作家，更像是一座燈塔。

他的文章，像刀子，也像火把，刺破黑暗，照亮前路，能見到他，能得到他的指點是很多文藝青年想都不敢想的事。

到了上海，這個比哈爾濱、比青島都要大得多的地方，他們像兩只沒頭蒼蠅，心里又激動又慌張。

他們沒敢直接上門去拜訪，而是通過內(nèi)山書店的老板內(nèi)山完造輾轉(zhuǎn)送上了自己的書稿，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那天，在堆滿了中外書籍的內(nèi)山書店里，他們見到了魯迅。

他比照片上看起來更瘦，背微微有些駝，穿著一件半舊的長衫，面色有些蒼白，但那雙眼睛，卻格外的溫和，透著一股能讓人安下心來的力量。

他沒有像他們想象中那樣擺出大作家的架子，也沒有說那些客套的場面話。

他坐下來，點上一支煙，直接就聊起了他們的作品。

“你們的《跋涉》，我看了，有分量。”

他緩緩地吐出一口煙，看著他們，“東北的作家，是見慣了生死的，所以你們的文字里也有一股旁人沒有的生死的力量。”

聊著聊著，魯迅的目光落在了蕭紅的身上。

他說：“你是有天賦的，要多寫。”

就這么簡簡單單的一句話，讓蕭紅的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

從呼蘭河畔那個孤獨的小女孩，到哈爾濱地下室里那個絕望的孕婦，她一路走來，聽過太多的指責(zé)、冷眼和鄙夷，卻從沒有人像眼前這位先生一樣，用這樣肯定的語氣，對她說她“有天賦”。

臨走的時候，魯迅從口袋里掏出20塊錢，又從另一個口袋里抓了一把亮晶晶的銀角子，一起塞到蕭紅的手里，他說這是給他們解燃眉之急的。

那20塊錢，在當(dāng)時能頂?shù)蒙弦粋€普通人家一兩個月的伙食費。

從那天起，魯迅的家成了他們在上海最常去的地方。

魯迅的家在北四川路，不像她小時候呼蘭的大院那么富麗堂皇，只是一棟普通的石庫門房子。

屋子里的陳設(shè)也很簡單，幾把椅子，一張桌子，書架上塞滿了書。

可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暖氣場，讓人一走進(jìn)去，心里就踏實了。

蕭紅和蕭軍住的亭子間，又小又破，冬天冷，夏天熱。

可只要一跨進(jìn)魯迅家的門，現(xiàn)實生活里的那些窘迫和寒酸，好像就都被隔在了門外。

魯迅那時身體已經(jīng)不大好，常常咳嗽，卻還是每天伏在書桌前寫稿，一寫就到深夜。

許廣平先生，則像一個不知疲倦的陀螺，操持著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洗衣做飯，照顧孩子，樣樣都親力親為。

蕭紅去了，也不把自己當(dāng)外人。

她看許先生忙不過來，就主動鉆進(jìn)廚房幫忙。

她是東北人，會做面食，包餃子、烙韭菜盒子，她都做得又快又好。

廚房里，熱氣騰騰，面粉的香氣混著菜餡的香氣，飄滿了整個屋子。

許先生在一旁看著她麻利地?fù){皮、拌餡，總是笑著夸她：“你這餡兒拌得真香。”

吃飯的時候，一家人圍著一張方桌。

魯迅先生坐在主位，他吃得不多，但總會抬頭看看蕭紅的碗，用那種不帶一點客套的、就像家里長輩一樣的語氣問她：“再吃幾個嘛，別客氣。”

這樣的場景，這樣的語氣，讓蕭紅一下子就想起了后花園里的祖父。

她和許廣平先生，也處得像親姐妹一樣。

許先生性格爽朗，愛說愛笑，蕭紅也愿意把心里的苦悶跟她講。

她們常常躲在屋子的一角，低聲聊著天，聊寫作上的困惑，聊生活里的瑣事，聊蕭軍的大男子主義脾氣。

有時候聊得投入了，連魯迅先生在書房喊人都沒聽見。

家里的小海嬰，魯迅先生的兒子，那時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娃娃，卻格外喜歡蕭紅。

她梳著兩條又黑又長的辮子，海嬰一見著，就搖搖晃晃地跑過來，伸出小手抓住她的辮子不放，嘴里咿咿呀呀地，像是跟她說著什么悄悄話。

魯迅先生看見了，就摘下眼鏡，笑著打趣：“他看你梳著辮子，覺得你跟他一樣，也是個小孩兒呢。”

一句話，把滿屋子的人都逗樂了。

在魯迅家，她不用再像在呼蘭的家里那樣，小心翼翼地看人臉色，說一句話要想半天。

她可以在飯桌上撒嬌，多要一個餃子，可以在魯迅先生寫作的時候，安靜地坐在一旁，幫他磨墨。

這里，成了她在上海的“后花園”，一個可以讓她卸下所有防備，安放靈魂的地方。

魯迅對她的好，不只是幾句鼓勵，幾頓飯。

他預(yù)支稿費給他們，讓他們在沒有收入的日子里能買米買炭，天冷了，他讓許先生給他們準(zhǔn)備好棉衣送過去，他把自己在左翼文壇的人脈一個個介紹給他們，幫他們在上海站穩(wěn)腳跟。

有一次，許廣平在整理書房的時候無意中翻出了幾頁蕭紅的習(xí)作草稿。

那幾頁紙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魯迅先生用紅筆修改的痕跡。小到標(biāo)點符號的用法，大到整個段落的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都改得極為細(xì)致。

那些力透紙背的字跡，讓許廣平捧著那幾頁紙看了很久。

她這才真正明白，先生為什么那么看重這個來自東北的姑娘。

他不是簡單地欣賞她的才華，他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去澆灌一棵他認(rèn)為能長成參天大樹的好苗子。

作為魯迅的妻子，許廣平的日常早已被填得滿滿當(dāng)當(dāng)。

晨起要安排一家人的飲食起居，灑掃庭院、整理書房，讓先生能在整潔安靜的環(huán)境里寫作，白天要處理源源不斷的信件往來，接待登門拜訪的友人、學(xué)生，還要照料年幼的周海嬰，樁樁件件都容不得半點馬虎。

可自從蕭紅來了，這份繁忙里又多了一重沉甸甸的牽掛。

蕭紅似乎從未意識到許廣平的忙碌，總在晚飯后如約而至，無論窗外是刮風(fēng)還是下雨，那扇門總會被她輕輕推開。

蕭紅太需要一個可以傾訴的出口，而魯迅的家，恰好給了她這份無條件的接納。

于是，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對過往的迷茫、對未來的惶恐，都化作了源源不斷的話語一股腦地涌向許廣平。

許廣平從不打斷她，只是靜靜坐在一旁傾聽，偶爾輕聲安撫幾句。

她看得出蕭紅眼底深處那抹揮之不去的憂愁，即便姑娘努力用爽朗的語氣掩飾，那份深入骨髓的孤獨也藏不住。

可她不知道蕭紅的父親還健在，更不清楚她過往經(jīng)歷的那些顛沛流離，她從不多問，只憑著一份善良與體諒默默承接下這份沉重的情緒。

更讓許廣平費心的是，魯迅先生的身體早已大不如前，常年的寫作與奔波耗盡了他的精力。

為了不讓先生過度勞累，許廣平常常主動代替他陪伴蕭紅，耐心地聽著蕭紅的絮叨。

有時候?qū)嵲诔椴婚_身，她便讓年幼的周海嬰陪著蕭紅玩耍，只為能騰出一點時間，去照料先生的飲食或整理他的文稿。

可人的精力終究有限。

有一個夏日的午后，蕭紅又在客室待了一整天，許廣平陪著她聊了許久，竟忘了先生有午后小憩的習(xí)慣。

那天的風(fēng)格外大，所有窗戶都敞開著，她忙著回應(yīng)蕭紅的話語，全然沒留意到樓上臥室里，先生已經(jīng)睡著了。

等她終于抽身上樓時，才發(fā)現(xiàn)魯迅面色發(fā)紅，伸手一摸，竟是發(fā)了熱。

一場受涼引發(fā)的重病，就這么悄然而至。

許廣平和魯迅都默契地沒有提起這件事。

許廣平看著蕭紅依舊頻繁地來訪，看著她眼中的憂愁絲毫未減，終究沒能說出半句抱怨。

她理解這個姑娘的不易，更心疼她的孤苦無依，哪怕自己因此分身乏術(shù)，哪怕對先生的照料有了疏忽，她也始終保持著禮貌與克制，把那份無奈與焦慮悄悄藏在心底。

后來，蕭紅要赴日本，許廣平還特意精心準(zhǔn)備了餞行宴。

彼時魯迅的病情已經(jīng)愈發(fā)嚴(yán)重，她自己也深陷在疲憊之中，可面對即將遠(yuǎn)行的蕭紅，她依舊溫柔叮囑，讓她在國外不要害怕，好好照顧自己。

誰能想到，這位在丈夫危急存亡之際，還能分心為他人籌備宴席的妻子，心底藏著怎樣的焦慮與不易。

直到魯迅與蕭紅相繼離世，許廣平才在一篇紀(jì)念文章里坦然說出了這個藏了許久的秘密。

她寫道，蕭紅的生活失調(diào)，終究影響到了身邊人的節(jié)奏，那段日子里，她因陪伴蕭紅而疏忽了對先生的照料，至今想來仍有遺憾。

可即便如此，當(dāng)她在《追憶蕭紅》里寫下 “越界” 二字時，筆端沒有半分責(zé)備，只有滿滿的疼惜。

她太清楚，蕭紅不是故意要打破那份無形的界限，只是這個漂泊半生的姑娘，實在太需要一個能停靠的港灣了。

04

蕭紅的情緒崩潰，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和蕭軍的感情走向了絕路。

她和蕭軍的感情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

他是她的救命恩人，是在她最絕望的時候，像個英雄一樣把她從哈爾濱那個黑洞洞的地下室里拉出來的人。

蕭軍是愛她的才華的，他不止一次地在朋友面前夸她寫得好，有靈氣。

可這份欣賞并沒有讓他把她放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上，在他骨子里，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義。

蕭軍習(xí)慣了發(fā)號施令，習(xí)慣了讓她順從。

他們可以一起談文學(xué)，談理想，可一回到柴米油鹽的日子里，他就變成了那個需要被仰望、被服從的男人。

更讓她無法忍受的，是他在感情上的三心二意。

蕭軍的身邊總是不缺圍繞著他的年輕女性。

他甚至對朋友公開說：“愛便愛，不愛便丟開。”

真是理直氣壯的輕浮。

爭吵成了家常便飯，吵到激烈時蕭軍會動手。

那些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舊的還沒消，新的又添上來。

有一次，許廣平先生幫她敷藥，輕輕揭開她的衣領(lǐng)，看到那些新舊交錯的瘀痕時手都抖了一下。

這事傳到了魯迅先生那里。

一向不多管別人家務(wù)事的他，罕見地發(fā)了話。他對蕭軍說：“有才華的女性，是不應(yīng)該被這樣對待的。”

這句話分量很重，不只是說給蕭軍聽，也是在提醒蕭紅要懂得維護(hù)自己的尊嚴(yán)。

可現(xiàn)實并不會因為一句話就改變，蕭軍還是那個蕭軍，粗暴，自我。

1936年7月，蕭紅決定暫時離開。

她要去日本，她想換一個環(huán)境，讓自己從這段窒息的感情里透一口氣。

她也想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寫點東西，找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日本的日子是安靜的。

蕭紅一個人住在小小的公寓里，沒有爭吵，沒有暴力。

可這份安靜并沒有讓她好受多少，孤獨像海水一樣把她整個人都淹沒了。

她常常在夜里寫稿，寫著寫著就停下來，盯著窗外陌生的燈火發(fā)呆，心里空落落的。

她以為，這已經(jīng)是最大的痛苦了。

沒想到，一個更沉重的打擊毫無預(yù)兆地砸了下來。

1936年10月19日，她從報紙上看到了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

她呆坐在那里，手里拿著報紙，看了無數(shù)遍，卻還是不敢相信。

那個像祖父一樣溫暖她的人，那個在她最困頓的時候伸出援手的人，那個她精神世界里最堅實的主梁，就這么……沒了？

她痛呼“導(dǎo)師之死如霹靂”，這句話里藏著的，不只是悲傷，更是一種再也找不到依靠的、天塌地陷般的茫然和恐懼。

她踉踉蹌蹌地回了國，可等待她的是更不堪的現(xiàn)實。

蕭軍已經(jīng)和另一個叫許粵華的女人公開地住到了一起。

更讓她羞憤的是，在一次朋友聚會上，蕭軍竟然當(dāng)著所有人的面承認(rèn)自己打了她，還指著她的眼睛說那里的淤青就是他打的。

她最后一點情面和自尊都被碾壓得粉碎，她在朋友面前再也抬不起頭來。

蕭紅痛哭的時候，習(xí)慣性地去找許廣平先生傾訴。

可那時候的許先生，自己也還陷在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里，整個家都籠罩在一片沉重和哀傷之中。

許先生能分給她的安慰和心力都太有限了。

魯迅先生不在了，那個家也就不再是她可以隨時回去撒嬌、取暖的地方了。

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隆隆的炮火從北到南一路蔓延。

上海也變得不再安全，蕭紅和蕭軍跟著逃難的人群一起撤離，輾轉(zhuǎn)到了武漢。

就在這段顛沛流離的日子里，她和蕭軍終于走到了盡頭。

分手那天，沒有歇斯底里的爭吵，也沒有過多的解釋。

后來，蕭紅對朋友聶紺弩感嘆：“做女人，是太難了。天空是低的，翅膀是薄的，擔(dān)子是重的。我們總習(xí)慣于犧牲，這其實是一種懦弱。”

這句話，是她對自己前半生情感經(jīng)歷的總結(jié)。

她也坦白，心里其實還愛著蕭軍，那份從患難中生出來的感情，沒那么容易抹去。

可是“做他的妻子，是太痛苦了”，她把忍耐當(dāng)成了本分，把犧牲看作了必然，直到最后被壓得喘不過氣，才終于醒悟過來。

這是她情感上的一次徹底的覺醒。

分手后不久，她和另一個男人走到了一起——端木蕻良。

端木和蕭軍，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

他身上沒有蕭軍那種粗獷的野性，而是帶著一種文人的儒雅和細(xì)膩。

他能看懂她文字里那種“貧窮的浪漫”，那種在最困頓的日子里依然保有的詩意和倔強。

1938年，在武漢他們舉行了婚禮。

這件事，在當(dāng)時的文壇引起了不小的波瀾。

因為那時，蕭紅的肚子里還懷著蕭軍的孩子。

很多人不理解，覺得她太沖動，太不顧體面。

可她自己心里清楚，這個看似驚世駭俗的決定不是為了賭氣，也不是為了報復(fù)。

她只是想在剩下的路上，找一個能體貼她、尊重她的人，找一個能讓她安安靜靜寫字，不必時時提心吊膽的伴侶。

04

為了躲開蕭軍的糾纏，也為了躲開戰(zhàn)火，蕭紅和端木蕻良一路南下，最后到了香港。

香港的街市很熱鬧，到處是聽不懂的方言，人們行色匆匆，自顧自地忙著生計。

這個暫時遠(yuǎn)離了戰(zhàn)亂和情感糾葛的南方小島，給了她一段難得的、可以安頓下來的時光。

也正是在這里，她迎來了自己創(chuàng)作生涯里，最后、也是最輝煌的一個高峰。

她把那些沉在心底的記憶一點點打撈上來。

那個呼蘭河畔的五進(jìn)大院，那個寂寞的童年，后花園里祖父的笑聲，還有小城里那些在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中循環(huán)往復(fù)的、麻木而又鮮活的生命……所有這一切都融進(jìn)了她的筆下，變成了那本不朽的《呼蘭河傳》。

茅盾先生讀了之后，說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fēng)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可命運，似乎總是不肯給她太久的安寧。

1941年的秋天，蕭紅的肺結(jié)核病一天比一天重了起來。

咳嗽變得頻繁而劇烈，有時候咳得整個人都蜷縮起來，直不起腰。

她住進(jìn)了香港的瑪麗醫(yī)院。

也就在這個時候，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了。

日軍的炮火，撕裂了香港的寧靜。

醫(yī)院里的人手一下子緊張起來，藥品也變得稀缺。

端木蕻良作為她的丈夫，本該守在她的身邊。

可是在戰(zhàn)火的裹挾下，他常常為了生計和躲避戰(zhàn)亂而四處奔波，一走就是好幾天，連個音信都沒有。

蕭紅一個人躺在病床上，身邊沒有一個可以說得上話的親人。

那種孤單和虛弱混雜在一起，像一張無形的網(wǎng)，把她密密地罩住讓她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時，一個叫駱賓基的年輕人站了出來。

他是她弟弟的朋友，也是一個熱愛文學(xué)的青年。

駱賓基看到蕭紅病得那么重，身邊又沒人照料，心里不落忍，便主動承擔(dān)起了照顧她的責(zé)任。

她心里清楚，自己的時間可能不多了。

她開始默默地安排自己的后事。

她立下遺囑，把自己的作品都托付給端木保管，這是她對這個陪伴她走過最后一程的伴侶的一份交代。

她把《呼蘭河傳》的版稅贈給了駱賓基，這是她對這個在危難時刻守護(hù)她的年輕人的一份感謝。

她還惦記著那個多年前在哈爾濱送掉的、與汪恩甲生的女兒，她希望將來有人能找到她。

然后，她反復(fù)地、輕輕地呢喃著一句話，像是在對身邊的人說，又像是在對自己說：“若有來日，遷我之骨，葬于魯迅先生墓旁。”

那個地方，上海萬國公墓的魯迅墓旁，是她心里唯一的、真正的歸宿。

1942年1月19日的深夜，蕭紅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

她用手勢，示意要紙和筆。

她握筆的手，抖得厲害，但還是一筆一畫地，在紙上寫下了幾行字：

“將與藍(lán)天碧水永處，留半部《紅樓》他人寫……半生盡遭白眼冷遇，不甘。”

這幾句話，是她對自己這短暫一生的總結(jié)。充滿了不被理解的冷遇和未完成的遺憾，更充滿了那股子從骨子里透出來的不甘心。

第二天，她又提筆寫道：“死后葬魯迅墓旁，現(xiàn)辦不到，將來要辦……埋大海邊，面大海，白毯包裹。”

1月22日，她的精神似乎比前幾天還要好一點。她靠在床頭，望著窗外。冬天的樹枝光禿禿的，她輕聲說：“春天要來了。”

那聲音很輕，像一陣風(fēng)，卻帶著對生命最后的期盼。她隨后又在紙上寫下了“魯迅”、“大海”四個字，字跡比之前更潦草了，能看得出，她的力氣正在一點點地流失。

那天下午，她安安靜靜地停止了呼吸。

那一年，她只有31歲。

端木蕻良按照她的遺愿，將她的骨灰分成了兩份。一份，安放在了淺水灣的一個花壇里，面朝大海；另一份，葬在了圣士提反女校的后山坡上。

抗戰(zhàn)勝利后，許廣平先生始終記掛著蕭紅臨終前那個“將來要辦”的遺愿。

她費了很大的力氣，派人去香港設(shè)法將蕭紅的骨灰遷回上海。

只是時過境遷，圣士提反女校的后山長滿了荒草，淺水灣的花壇也早已變了模樣。

工作人員費盡周折才找到了安葬地，挖出的骨灰，已經(jīng)和泥土混在了一起。

許先生原想把她直接葬在魯迅墓旁，可萬國公墓有嚴(yán)格的規(guī)定，非親屬不能入葬。

最后，經(jīng)過多方商議，許先生將蕭紅的部分骨灰，安放在了萬國公墓一個僻靜的角落，離魯迅先生的墓地，不遠(yuǎn)。

她還特意為她立了一塊紀(jì)念牌。

多年以后，蕭軍一個人去上海祭拜蕭紅。

他站在那塊小小的墓碑前，站了很久很久。

端木蕻良則用他的余生，整理、出版了蕭紅所有的遺作。

而許廣平先生，常常在晚年，對著已經(jīng)長大成人的兒子海嬰，說起當(dāng)年那個總被他抓辮子的“蕭紅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