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盛夏,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里燈火徹夜不熄。檔案堆成小山,舊報紙散發油墨味,一張泛黃的《行軍日志》突然讓所有人安靜下來。日志最后一行寫著:“4月1日,失去聯系——Q。”正是這行潦草的字跡,讓塵封了66年的謎團出現裂縫。
錢壯飛生于1896年,到1935年犧牲時不過39歲。短短數十年,他的履歷幾乎蓋住整部中國地下情報史:醫生、無線電專家、中央特科“眼鏡蛇”、軍委二局局長……名字不算家喻戶曉,卻極重分量。1915年考入北京醫科專門學校的那天,他大概想不到自己未來會在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里翻譯密電,更想不到生命終點會是一座荒涼的溶洞。
把時間撥回1931年4月10日,漢口。顧順章被捕叛變的噩耗瞬間像炸雷滾過上海、南京、瑞金三地。當天深夜,徐恩曾簽發的絕密電報以最快速度傳往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電文剛從電鍵發出幾分鐘,駐守收發臺的錢壯飛已經截獲。那天,他對身邊助手輕聲說了一句:“線路里躺著刀子,咱們得先把刀子拿走。”寥寥十三字,卻救下黨中央一大批核心力量。周恩來后來回憶:“若無錢壯飛,后果不堪設想。”這句話在延安窯洞里講過,也在建國后多次對外賓提起。
顧順章事件后,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三人身份露出端倪。1931年8月,他們由陳賡親自安排,從上海輾轉抵達中央蘇區。那里硝煙逼人,但對于地下人員來說反而安全。錢壯飛被任命為政治保衛局局長,短短兩個月,局里布成一套無線電偵察體系,監控贛南方圓百里的敵軍電波。當時紅軍彈藥緊缺,情報就成了最值錢的武器。
1933年秋,中央決定擴充軍事情報力量,錢壯飛接手軍委二局。此后九個月,他幾乎沒睡過一個囫圇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被迫長征。開拔前夜,他悄悄留下一封信給妻子張振華:“此行兇多吉少,望你照顧孩子——革命之事,不能中斷。”“一定。”張振華只是回答了一個字,語氣平靜卻讓人沉重。
長征途中,錢壯飛隨總部縱隊翻山越嶺。到貴州北部時,隊伍減員嚴重,補給幾乎斷絕。1935年3月底,二局所攜部分密碼本丟失,必須盡快補錄。錢壯飛決定轉道金沙縣后山臨時修整,等待與新四團無線電分隊會合。就是這次折返,為他的人生畫上句號。
當年的金沙縣屬于烏蒙山余脈,山高林密,地方武裝橫行。3月31日晚,霜降河口驛站里僅有半袋碎米,幾根野菜。警衛員劉正國回憶:“錢局長那晚看地圖看到了很晚,說要趕夜路與紅二團接頭。”凌晨兩點,他們十余人摸黑出發。次日上午,部隊信號兵在沙土河對岸放過一次紅色信號彈,約定的接頭哨音卻遲遲沒有出現。山霧沉沉,隊伍在岔路口發生分散。上午十點后,無線電里再沒有錢壯飛的聲音。
后來流傳數種版本:有人說他落水,有人說他被土匪打死,也有人含糊其辭,說是“機密行動犧牲”。然而軍委內部檔案一直空白。1951年8月16日,《革命軍人犧牲證明書》填上“安葬地點:不明”六個字,對于一個高級情報官來說,幾乎等同無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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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團就此擱置三十余年。直到1984年,總參謀部決定系統梳理長征烈士名冊,新問題擺到臺面:同批離隊失蹤的還有十余位戰士,為何只有錢壯飛沒有目擊記錄?貴州省軍區組織老紅軍座談,卻依舊眾說紛紜。有人突然提到金沙縣境內有一處“駱駝洞”,當地老人相傳“洞里埋過紅軍”。消息線索就像斷線風箏,又飄忽不定。
1999年,金沙縣修建鄉村公路,推土機轟隆作響時挖出一頂破舊軍帽,帽檐里用黑線縫了“Q.Z.F.”三個字母。工人并不識貨,隨手丟在一旁。兩年后,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的調查組重走金沙,意外從老鄉口中聽到這件事。正是那頂軍帽,再次聚焦所有目光。
2001年7月13日,考察隊深入“駱駝洞”。洞口坍塌,需要在藤蔓間撥開碎石才能進入。燈光一晃,地面散落數十枚子彈殼,更里側有一堆枯骨。法醫提取殘留纖維,通過比對30年代中央軍委發放的大檐帽布料,確認幾塊碎布屬于中央機關配發品。隨后,在洞底發現一只少見的英國產醫用聽診器,胸膜已銹,但柄上仍能辨認“M.O.”字樣。當年紅軍醫療器材皆為繳獲或國際援助,聽診器數量屈指可數;據檔案記載,軍委二局僅配給局長一件。證據串聯,一條新結論呼之欲出。
調查組再赴后山鄉走訪,土著老者吳大團提供回憶:“聽祖上講,民國二十四年春,有穿灰衣的人被土頑綁到洞里投下去,因之前死過人,洞口被稱‘十人坑’。”他還提到推人者是當地惡霸邱文海,為奪取隨身物資下此毒手。軍閥混戰年代,槍響人亡并不稀奇,但殺掉一個中共高層情報官,歷史分量截然不同。
對照軍委行軍日記、無線電接觸記錄與地方方志,終于畫出完整軌跡: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凌晨,錢壯飛帶六名情報員誤入后山;午時,在堰田巖附近被邱文海的武裝堵截;反抗未果,被捆進洞穴推落;之后紅軍搜索隊抵達洞口,因匆忙轉移未能深挖。至此,死亡原因——“被推落洞穴,屬蓄意害命”得到組織認定。2001年9月,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向中央檔案館提交長達八萬字的調查報告,補正了“犧牲地點、方式不明”的歷史空白。
很多人問:一代奇才為什么會在長征最危險的階段脫離大部隊?答案其實寫在他生前最后的電文草稿:“密碼本丟失,須取舊本,寧冒險亦不可延誤。”密碼本對當時紅軍等同性命。沒有它,無線電指令就成了廢紙,更容易被敵軍破譯。這個選擇是他基于職業本能作出的。劉正國在1980年代向口述史研究者回憶:“錢局長說,‘密碼在,紅軍在;密碼失,大家都懸著。’”一句話,道盡情報戰殘酷邏輯。
對錢壯飛而言,犧牲并非最令人惋惜,真正遺憾的是信息封閉導致后人長期誤讀。有人將他的失蹤演繹成“神秘失蹤”,甚至出現謠言——“另有任務,潛伏海外”。66年的歷史沉默所帶來的想象空間,被2001年的調查結論硬生生擋住。事實再次說明:謠言可以跑得很快,檔案終究會追上。
值得一提的是,貴州調查報告公布后,同年冬天,金沙縣為洞穴修建簡易紀念碑,僅用混凝土勾了幾行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烈士就義處”。碑不高,字體也不講究排版,但對于當地群眾而言,實實在在填補了一塊歷史空白。省里一位干部對媒體說:“有了坐標,才談得上記憶。”
不難發現,從顧順章叛變到金沙遇害,錢壯飛貫穿情報戰、生存戰兩條主線。前半段,他智勇雙全;后半段,他仍然智勇雙全,卻被偶然因素拖進另一個結局。歷史往往如此,棋高一著未必贏到最后,山野里的一塊亂石,也可能截斷英雄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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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學術界對那段往事還有余波討論:如果當時中央再多派一個警衛班,是不是能護住他?如果密碼本準備兩套,是不是就不必折返?設想雖多,卻已沒有驗證可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錢壯飛以生命守住了“信息安全”四個字,他的犧牲讓紅軍在貴州渡過最危險的信號空窗期,為隨后四渡赤水提供隱蔽空間,這是任何紙面勛章都難以取代的價值。
錢壯飛的墓地仍未找到,堰田巖溶洞落石層厚達十幾米,專業考古隊不敢輕易動工。遺骸暫且沉睡,但名字已回到史冊。對情報體系來說,這個名字是一把鑰匙,告訴后來者:暗戰最怕制度崩塌,其次怕疏忽大意。對所有關心中國近現代史的人來說,這個名字是一道警示,提醒大家密切關注那些隱藏在記憶縫隙中的細節,因為長久被忽視的小細節,往往改變大時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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