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是西北干部，有些矛盾無法化解？并非個人矛盾，關乎是非！

1982年，張秀山和劉景范、張邦英聯名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召開西北黨史座談會要解決四十多年前的西北的歷史問題，是關于1935年陜北發生錯誤肅反問題。

說到該問題，實際上在1942年和1945年已經解決，為何還要舊事重提呢？

在張秀山的回憶中這是因一些人在解放后，多次向上級提出重新審查陜北的問題。以郭洪濤為例，分別在1956年、1958年兩次提出申訴。1978年中組部應對方要求，將1959年《關于郭洪濤幾個歷史問題的審查意見》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組部，以及國家機關各部委等，甚至在重要的選集中把那段時期的注釋說明抹掉，讓西北不少老干部很反應強烈。

從字里行間分析，在抗戰時期上級對陜北問題的結論，大多數西北干部是認可的，后來有人要求平反，再次將這個問題給抬出來談。

當年的問題到底如何，只能通過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來看，可能會有主觀因素在里面。

我們知道陜北革命武裝離不開謝子長、劉志丹，他們是陜北紅軍的創建人。在土地革命初期，拉起部隊創建陜甘游擊隊，并在1932年成立紅26軍。

在此后，身為陜西省委書記杜衡執行冒險路線，將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陜北紅軍領導外調，后來省委改組后，杜不在擔任書記。1933年到1934年之間西北發展形勢很好，尤其在1934年，謝子長從北平回陜北，領導陜北特委以及下轄武裝，劉志丹領導陜甘特委以及紅26軍。西北發展成兩塊根據地。

當時，陜甘根據地是劉志丹等人領導，而陜北特委是謝子長、郭洪濤領導。

謝子長中途離開陜北后去北平，1933年被北方代表領導派回陜北工作，郭洪濤過去在太原、北平工作，有過被捕經歷，然后去轉戰到北平找謝子長，倆人一起回陜北，他本人擔任特委組織部長。

此前，陜北特委與陜甘邊特委有些聯系，但因為被敵人阻隔，來往不多。兩個特委分屬兩個上級機構，陜北特委歸北方局領導，陜甘邊特委歸陜西省委，省委歸中央領導。這一年，陜北特委成立陜北游擊隊。他們之間有了更多地方和軍事方面的協同。

不過，在兩個根據地領導之間開會，陜北特委特意帶來北方代表的信，主要是批評紅26軍，扣了帽子，讓陜甘地方與紅26軍上下不滿。郭洪濤自己回憶：根據信內容和會議討論記錄，自己寫了《紅26軍長期斗爭的主要教訓》，刊登在《西北斗爭》刊物上，也送給上級。文章擁護上海臨時中央以及北方代表的錯誤觀點，后來自己也是深感內疚的。

1935年2月，北方代表派到陜北的干部建議統一領導的問題，于是成立西北工作委員會，也成立西北軍事委員會，劉志丹負責軍事，到陜北統一指揮兩支部隊，此時陜北部隊改為紅27軍84師，惠子俊任工委書記，負責地方工作。

也就是這樣一年，西北紅軍經歷了不同尋常的一年。

在張秀山回憶中：郭洪濤以個人名義給北方代表和上海臨時中央寫報告，說紅26軍和陜甘邊特委是“右傾”，當西北工委開會時，會上對郭進行批評，也導致內部分歧和矛盾現象。至于有沒有這件事，在郭洪濤的回憶中是沒有提及，或許也不會提及。

7月間，北方代表派朱理治，臨時中央局派聶洪鈞到陜北主持工作。一開始也沒有左右太多，因為兩位是空降過來的負責人，對各方面情況不了解，可到9月份紅25軍到來，情況發生改變。

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成立中央代表團，負責西北黨政軍工作，他們對陜北紅軍不熟悉，而紅25軍到陜北也不熟悉，開展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結果西北工委以及西北軍事委員會的干部基本都受到沖擊。張秀山回憶：自己被打昏好幾次，大哭說：你們把我殺了算了，但紅26軍創建不容易，不要把干部都冤死。

在緊要關頭，中央紅軍到陜北，叫停錯誤的做法，解決陜北的問題。

郭洪濤回憶說：陜北的錯誤是中央代表團主持的，自己擔任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陜甘晉、西北軍委、西北保衛局都歸中央代表團領導。逮捕劉志丹等人自己是事后知道的，但逮捕另一人是自己同意的。自己是反對將劉志丹等紅26軍干部逮捕，也不認為張秀山等人有問題，甚至還諫言，為陜北干部平反。

事情到底如何，當事人各執一詞，但看到1942年和1945年的結論，可能大家認為是公正的。

郭洪濤申訴是因為這件事把自己推上風口浪尖上，在1942年西北高干會議上給定性了，說他是肅反的主持人，說他反對迎接中央等，會上對陜北黨的歷史和他個人對問題作了結論。他回憶說：自己是有錯誤的，盲目擁護代表團負責人執行左傾路線的報告；誤信別人反映陜甘邊特委一些不符合事實的情況和錯誤，并將其反饋給代表團負責人。因此對這件事是負有政治上的責任。

他申訴的幾個問題就是主持人的問題，反對中央紅軍的問題，認為與事實不符，因此一直保留意見。

到1955年，召開座談會時，原西北干部二十多人，有朱理治、程子華、聶洪鈞、閻紅彥、劉景范、郭洪濤等二十多位，澄清一下重大歷史問題，作為那時候的中央代表團三位負責人證實他不是主持人，是反對逮捕26軍干部的，也證實不存在反對迎接中央紅軍的問題。在1956年向中央書面提出申訴，中央監委收到材料后對他的問題重新作結論。1960年經過中央正式批準，1978年中組部將《關于郭洪濤幾個歷史問題審查要點》轉發到各大單位組織部、國家機構各部。

當張秀山等人得知后，認為有關部門的處理是不妥當的，給中央和組織部寫報告。有人不理解，認為過去的歷史爭來爭去干什么。張秀山表示，這不是個人恩怨，這是是非問題。他與郭洪濤是同學，又是戰友，以革命同志相待，倆人私交沒問題，但原則歸原則，不能因為同學、同鄉不要原則。

1983年，上級決定以李維漢、王首道組成5人小組，和原陜甘邊、陜北有代表的老干部劉景范、張秀山、張邦英、郭洪濤等人開座談會，共同研究問題，對這段歷史全面分析，分清路線是非，總結經驗教訓，團結不再追究個人責任。

當這些問題再次擺在面前，確定了是非問題；路線問題。5人小組向中央寫的《關于解決西北歷史問題爭議問題的分析和方針》也就是28號文件。張秀山一開始說郭洪濤是拒絕簽字的，因為有些問題對方認為不符合，5人小組與他談話后，他在文件上簽字，這件事也最終解決，不再任何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