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四十分鐘替嫖客辯解的人：警惕西方司法的宗教化產業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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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為公眾號《校尉講武堂》在頭條的主賬號，此外別無分號。

題記：

從來不寫題記，今天破例。

同一個話題，雖然總是被限流、刪除，但還是寫到第三篇了，后面還打算從不同角度接著寫。

十年飲冰、難涼熱血。人可以成熟、可以世故，但絕對不能泯滅了血性。

有些東西，為子孫計、為家國計、為種族計，是不能妥協的。

引子：

這兩天，有個段子非常叫座。原文如下：

花四十分鐘替嫖客辯解……

還以為是媽媽桑呢……

仔細一看，大學教授……

好嘛……

所謂大學教授花四十分鐘幫嫖客辯解，其實正是西方司法界宗教化、產業化傾向向我蔓延的體現。

對于西方司法界的亂象，校尉歸納為宗教化、產業化傾向。

宗教化傾向的兩大標志性特征，一是神棍+訟棍思維，二是圣母婊行為。

產業化傾向的主要特征，就是將司法當成生意、將罪犯當成工人來管理、經營。

壹：司法宗教化

當前的西方國家司法體系之中，存在諸多亂象，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格外關照犯罪人群、邊緣人群，卻刻意忽視守法人群、正常人群的正當利益。

所謂的廢除死刑、前科消滅、吸毒合法化、輕罪不入刑、零元購、黑命貴、LGBT運動等等，便都是這種現象。

這種現象背后的行為邏輯，就是西方司法界長期形成的神棍+訟棍思維——裝神弄鬼、欺世盜名，言必稱人權、自由、民主，其實一切都是為利益服務、為罪犯服務，因為罪犯就代表著利益，罪犯越多，司法人員的地位就越高、收入就越高。

這種現象表面的行為方式，就是西方白左最為熱衷的圣母婊表演——只有將司法亂象打造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才能壓制住守法公民樸素的善惡感、是非觀，才能讓這些歪理邪說大行其道。

而將神棍+訟棍思維與圣母婊表達方式結合到一起，就是宗教化。

所謂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其實就是神棍+訟棍與圣母婊的結合。

所謂神棍+訟棍，也即用毫無邏輯的神跡、神諭，來打壓、迫害正常人類的邏輯思維、科學思維。中世紀歐洲教廷的獵巫、火刑，便是神棍+訟棍伎倆失敗后惱羞成怒的暴力基因發作——既然忽悠不住你的思想，那就從肉體上消滅你。

所謂圣母婊，也即用虛偽的救贖欺世盜名，嘴里喊著神愛世人，心里想著發財致富，院里養著孌童幼女，手里做著種族滅絕。

圣母一般喊著口號以蒙蔽世人，神棍一般捏造神跡以洗腦天下，訟棍一般顛倒黑白以滿足私欲，這就是沒有經過世俗化改造的宗教本質。

就跟信徒不過是教廷的謀利道具一樣，罪犯也不過是西方司法界的謀利道具，信徒越多，教廷的權力越大、收益越大、話語權越大，罪犯越多，西方司法精英們同樣權力越大、收益越大、話語權越大。

因為對神棍來說，宗教本來就是一門生意，司法宗教化，就必然會帶來司法產業化。

貳：司法產業化

眾所皆知，美國有兩個數據一直雄踞世界榜首，那就是坐牢人員總數與人口占比。

以2024年數據為例，美國的在押人員接近200萬，人口占比約0.6%。

作為對比，中國的在押人員為179萬，人口占比不到0.17%，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俄羅斯的在押人員為43萬，人口占比0.3%，只有美國的一半；全球在押人員平均人口占比為0.14%，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

這些數據，無疑是反直覺、反常識、反邏輯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人類文明燈塔，怎么可能關押著世界上人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罪犯群體？

老祖宗說，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個富足的國家，老百姓就不應該有犯罪的沖動，除非這個國家國富民窮、貧富分化以至于道德淪喪、盜賊橫行。

顯然，美國雖然有貧富分化問題，但遠未達到讓普通人活不下去、只能鋌而走險的地步。

因此，上述反直覺、反常識、反邏輯的數據表現，背后一定有符合美國人直覺、符合美國人社會常識、符合美國人生存邏輯的地方。

就人類社會的普遍發展規律而言，出現這種反差，無非三種原因。

一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存在嚴重的文化基因缺陷，天生道德感低，目無法紀，就是喜歡犯罪。

二是社會治理水平低下，小偷小摸的治安事件得不到制止，形成嚴重的破窗效應，出現了趙教授嘴里的“人均違法”現象。

三是司法產業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能夠從司法及其衍生產業中獲取巨大的利益。

關于第一條，最近的文明尺系列有分析，不贅述。

參見《文明的尺度：中美博弈，一場文明與公司的對決》，順便重點推薦一下，這是今年最好的系列，文字未必最好，但思維確實有突破。文明尺的概念，很可能也是校尉此生最為得意的地方了。

關于第二條，其實就是司法宗教化的結果，這也是本文的重點。

關于第三條，網上已經有很多精彩的文章，本來沒必要多寫。

不過校尉認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司法產業化的文化背景、社會背景、制度背景，正是司法宗教化，因此一并做個簡單的論述。

美國的司法產業化，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圍繞司法體系，形成了一個成熟的產業鏈與食利階層。

眾所皆知，美國擁有全世界最為復雜的法律體系，聯邦與各州的法律各不相同。

再加上拼音文字的先天缺陷，普通中國人就能看懂的法律條文，對普通美國人來說，卻如同天書一般，因為其中充斥著大量拼寫與含義完全脫節的法律術語。

掌握兩、三千常見漢字的中國人，就基本能夠讀懂所有的專業著作，尤其是文科領域。但掌握兩、三千英文單詞的外國人，卻只能勉強維持日常交流，而沒法進入任何一個專業領域，越是詞匯量大的領域越是如此。

利用行政架構與語言文字帶來的護城河，美國的精英階層一直在護城河內構筑特殊的司法生態圈，進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鏈與食利階層。

單是美國的律師行業，每年就能制造三千多億美元的GDP。再考慮到訴訟行為的輻射效應——比如一個服務費一百萬美元的經濟案件，其案值可能高達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元，影響到成百上千的人——因而律師行業對美國政商兩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美國不僅出訟棍律師，也出訟棍政客和訟棍總統，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司法界與政界已經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同盟，律師變政客、總統，不過是內部輪崗，沒有任何制度障礙。

二是這個產業鏈開始喧賓奪主，反過來影響甚至控制了美國的司法體系。

官僚體系的自我繁殖、自我膨脹，乃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現象，而權力越大、利益越大的官僚體系，自我繁殖、自我膨脹的力量越大。

既然美國的司法界已經與政界勾結，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那么，他們反控司法體系就是必然的結果。

律師不說了，說說監獄。

絕大多數國家，監獄都只能是官方機構，但在美國，卻形成了特殊的監獄外包產業。

經常有人抨擊國內的勞務外包制度，校尉不想為其辯解，因為校尉也對勞務外包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深惡痛絕。但跟美國的監獄外包比，勞務外包真的不算什么。

可以想象，如果中國也搞監獄外包，全國人民能把始作俑者活活罵死。

據統計，美國的私人監獄已經超過200多座，擁有15萬張床位，年利潤超過50億美元。

跟美國龐大的關押人數比，私人監獄關押犯人的占比不算很高，還不到10%，但引發的社會負面效果卻非常大。

除了欺騙財政補貼、壓榨盤剝犯人，為了掙錢，監獄甚至與法官、律師勾結，將大量輕罪、無罪的青少年送進監獄。

比如2003年到2008年，美國賓州陸澤恩縣的兩名法官收受百萬美元賄賂，將3000多名青少年輕罪重判送進了監獄，引發了輿論的軒然大波。

但在美國的社會環境中，這似乎又不算什么大事。包括蘿莉島事件，懂王三天兩頭改口，至少暫時還沒看到什么嚴重的后果。

只能說，美國的普通民眾，不管是白左還是白右、不管是黑身子還是紅脖子，都他喵的太好忽悠、太能忍了。

叁：投名狀機制

人類設立司法體系的初衷，是通過保護弱者、保護守法者，建立基本的社會秩序，進而保護人類的集體利益。

但在西方政客、律師、法官、檢察官的神棍+訟棍思維與圣母婊行為模式下，從立法到司法，西方司法體系已經嚴重跑偏，蛻化為保護罪犯、保護權貴的幫兇。

這也是司法宗教化的必然后果。

繼續引用昨天發文提及過的小故事或者說小寓言。

一個西方人問一個中國人：你信上帝嗎？

中國人回答：不信。

西方人接著問：你為什么不信？

中國人說：我小時候想要一輛自行車，祈求了上帝，可什么也沒得到。

西方人搖頭：上帝不是這么信的！你應該先去偷一輛自行車，然后祈求上帝原諒，這樣你就合理合法地擁有了一輛自行車！

教廷之所以鼓勵信眾犯罪，是因為通過以贖罪券為代表的赦免機制，信眾就建立起了對教廷的心理依賴——人畢竟是有良心的，沒有教廷打著上帝的旗號予以赦免，常人就難以面對良心的譴責。

西方司法界之所以包庇、慫恿犯罪行為，是因為通過各種無罪化、輕罪化手段，罪犯也對司法人員形成了嚴重的人身依附關系。

說白了，不管是當年的贖罪券，還是現在的吸毒合法化、輕罪不入刑，就是一種投名狀機制。

以美國正在推動的吸毒合法化為例，侵犯的是社會利益，以及不吸毒正常人安全的生活環境，保護的是癮君子，以及癮君子背后的毒品產業鏈，包括那些通過濫用精神類處方藥發家致富的醫生、制藥廠，以及提供政策便利的政客。

而通過吸毒合法化，美國的白左政客、司法機構，也正式得到了癮君子群體的效忠，與醫藥制造商一起，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毒品生態圈。

在這個生態圈中，白左政客撈取選票、收取回扣，醫藥制造商獲得巨額利潤，醫生獲得豐厚報酬，癮君子則獲得了穩定的毒品來源與司法保護。

唯一遭受損失的，就是社會公共利益和無辜的守法人群。

同理，廢除死刑、前科消滅、輕罪不入刑、零元購、黑命貴、LGBT運動等西方司法界營造出來的概念，都屬于這個生態圈的一部分。

這種神操作，已經完全偏離了立法的初衷，原本應該得到法律保護的公共利益、守法者利益被犧牲，原本應該被法律打擊的違法犯罪群體、高風險人群卻得到了司法豁免。

一邊是無罪、輕罪的青少年被送進監獄，一邊是吸毒合法、搶劫無罪，這種被司法宗教化、產業化暗中驅動的跑偏，已經不能稱之為跑偏，而是與立法初衷、與人類基本道德基本倫理的完全背離，甚至就是迎頭相撞。

肆：盛世圣母心

人類歷史上有一種常見的現象，或者說一種規律，校尉稱之為盛世圣母心。

也即出現四海升平、路不拾遺的盛世時，很容易引發一種社會性的思想傾向，那就是通過放寬法紀以彰顯盛世景象。

比如文景之治，文帝就廢除了殘酷的肉刑并將其改為笞刑，景帝則兩次降低笞刑的量刑標準，使之更加人性化。

當然，其中最會玩的還是唐太宗。

貞觀六年，當貞觀之治取得初步成效后，唐太宗就曾經釋放390名死囚犯回家探親，同時約定讓他們在來年秋天返回京城受刑。結果死刑犯全部如期返回，沒有一人私逃，太宗大為感動，就此赦免了他們的死罪。

這個典故過于理想，校尉一直當成李二精心打造的政績故事看。

原諒校尉的小人之心，實在是歷史看得越多，對人性的復雜程度體會越深，就越是難以相信這樣高度一致的行為。

俗話說，人數上百、千奇百怪。人多到一定程度，連公知、買辦、漢奸這樣的奇葩生物都能批量產生，390名死刑犯，又怎么可能人人都有直面死亡的勇氣？

如果是在集體亢奮的無意識狀態下，比如戰場上沖鋒陷陣，這種行為可以理解，可罪犯都四散歸家了，如果沒有特殊的允諾，他們的行動不可能這么一致。

當然，太宗并非好大喜功、輕薄浮躁之人，他這么做的原因，未必是為了突出自己，而更可能是為了教化萬民。

亂世用重典、治世圣母心，本是客觀規律，問題是不能圣母心泛濫——亂世過于苛刻的法律條文，確實應該在治世糾偏，但絕不是無原則的寬容罪犯，因為那等于就是縱容犯罪。

由此又想到某教授的人均違法論。

如果真是人均違法，那就是典型的亂世，必須用重典。

如果不是人均違法，那某教授所說的違法記錄不封存就會導致沒人可以考公，就徹底失去了立論的依據。

算了，教授奇葩的思維方式，我們普通人是不懂的，說多了還影響文章發布（昨天的文章，就被頭條關了小黑屋），還是接著聊西方同樣奇葩的司法實踐。

就跟漢文帝、漢景帝、唐太宗努力放寬刑罰一樣，西方國家發明前科消除、違法記錄封存等制度，以及推動廢除死刑，初衷應該也是好的，也是在盛世的環境中，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圣母心，希望通過感化教育給罪犯指出一條新的出路。

因為在工業革命之初，直到二戰之前，西方國家的法律都相當嚴苛。

比如英國對同性戀，17世紀為絞刑、火刑，19世紀最高可判終身監禁，20世紀同性戀依然受到歧視，比如著名數學家、計算機學家、二戰期間破解德軍密碼的天才圖靈，就因同性戀于1952年被定罪，被迫接受化學閹割，最后于1954年自殺。而直到2013年，圖靈才獲得英國王室的赦免，算是恢復了名譽。

水果手機那個缺了一角的圖案，就是圖靈自殺時吃了一口的蘋果。

正因過去的法律過于嚴苛、保守，二戰之后，真正進入盛世狀態的西方國家，紛紛掀起了輕罪化、去罪化的高潮。

問題在于，很多罪犯，其實根本不值得感化，也根本沒有感化的可能，很多罪行，也根本不應該出現在輕判甚至不判的名單內。

問題在于，對違法犯罪行為無原則的法外施恩、對立法執法秩序無原則的放寬，其起到的示范作用，正好與人們預期的相反。

那些減刑出獄后報復社會的罪犯，那些殺人之前先確認14歲以下免刑責的青少年，那些一抓就慫、一放就跳的累犯，都離不開無原則感化教育的縱容與心理暗示。

更要命的是，無原則的感化教育也罷、無原則的輕罪化去罪化也罷，承擔代價的，依然還是無辜的普通人。

馬斯克的兒子變女兒都無能為力，更何況普通人？

人們常說，亂世先殺圣母婊，其實在盛世，也要高度警惕圣母心的泛濫，因為圣母心與圣母婊之間只隔著薄薄的一層良心，而對圣母婊來說，良心從來不是障礙，因為牠們根本就沒有。

伍：圣母婊與宗教化

除了與中國類似的盛世圣母心，西方國家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文化背景——深受基督教影響，這也導致西方的圣母心很容易就會轉化為圣母婊。

前面說了，神棍+訟棍思維與圣母婊行為方式，乃是西方司法界逐步宗教化的兩大特征。

這里要注意，圣母心與圣母婊并不一樣。

圣母心的出發點是好的，只是做法太過脫離實際。比如上面提到唐太宗釋放囚犯，如果他事先沒有做任何保障措施，那就是典型的圣母心。

當然，李二肯定不至于這么幼稚，所以他的圣母行為才能得到囚犯們的集體背書，成為歷史上最有名的德政之一。

圣母婊的外在行為與圣母心類似，但存在兩大根本性的區別。

一是標準差異。

不管標準對錯，圣母心的標準是一致的，因為她們是真的認同這種標準；反之，圣母婊則都是雙標狗，她們知道標準的對錯，但只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采用合適的標準。

自從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相繼爆發后，網上就出現了一句名言：俄烏沖突分立場，巴以沖突分人畜。

所謂立場之別，就是圣母心與普通人的區別，所謂人畜之別，就是圣母婊與普通人的區別。

至于怎么區分圣母心和圣母婊，大致可以這么看：在俄烏沖突中支持烏克蘭、在巴以沖突中支持巴勒斯坦的，基本都是圣母心，在俄烏沖突中支持烏克蘭、在巴以沖突中支持以色列的，基本都是圣母婊。

因為前者的標準是一致的，后者的標準是選擇性的。

二是動機差異。

圣母心的圣母行為動機，確實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圣母婊的圣母行為動機，則是為自己謀取利益。

正因如此，圣母心參與圣母行為，愿意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圣母婊鼓動圣母行為，則純粹建立在犧牲公眾利益、他人利益之上。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那些支持艾滋病入境免檢、吸毒記錄封存的人，是否愿意身體力行地與艾滋病人、吸毒者同吃同住同勞動？

如果能夠做到，那就是圣母心，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圣母婊。

西方國家推動前科消除、犯罪記錄封存與廢除死刑等圣母措施，對大多數普通平民來說，包括大多數白左，應該就是圣母心發作，因為這確實侵犯到了他們的利益；但那些深諳社會運行真實規律的政客、法官、檢察官、律師，其實都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的圣母婊，因為他們在借機謀利。

繼續引用基督教的例子。普通信眾信奉上帝真的是出于信仰，神父信奉上帝卻有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否則，怎么解釋贖罪券？怎么解釋教堂下面的原住民兒童遺骸？怎么解釋神父群體對上萬兒童的性侵案？

同理，西方政界與司法界精英不遺余力地推動圣母行為，背后有兩大利益糾葛，或者說兩條邏輯。

一是穩住信眾、壓制住民間的反對聲音，不管信不信圣母，只要圣母的幌子還在，民眾總是不敢公開反對。

具體到美國，信眾就是白左，心中反對卻又不敢發聲的就是白右、紅脖子。

二是獲取更多的利益，只有高舉圣母旗幟，才能理直氣壯地將司法產業做大做強。

比如美國推行吸毒合法化的背后，就是龐大的精神類藥物產業鏈。

美國用5%的人口，消耗了80%的阿片類藥物，這個產業能夠形成并長期保持興盛，從立法、執法、司法到行政，從研制、生產、銷售到訴訟，離不開大型制藥公司、醫院、醫生、議員、律師之間的密切配合。

借著反毒的名義，懂王敢跟中國打貿易戰，甚至敢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封鎖、武力打擊，但卻不敢對國內的毒品產業鏈采取任何實質性動作，就跟不敢宣布肯尼迪遇刺案、愛潑斯坦案真相一樣。

這就足以證明，這個利益集團的勢力，堪比肯尼迪案、愛潑斯坦案的幕后黑手，美國總統也得罪不起。

結語：人均違法論與媽媽桑

前面說了，校尉之所以認為西方司法界出現了明顯的宗教化傾向，就是因為西方司法界采取了與中世紀歐洲教廷類似的投名狀機制，通過各種無罪化、輕罪化、去罪化措施，給違法犯罪行為松綁。

這種行為搞得多了，也就出現了某教授的人均違法論。

人們常說，屁股決定腦袋。

人總是本能地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群體辯護。

美國司法界的精英們，之所以絞盡腦汁為罪犯開脫、想盡一切辦法擴大罪犯群體，甚至搞出一個人均違法的盛世第一強國，是因為在他們構建的司法產業化生態圈中，罪犯就是最底層的食物來源，就是司法精英們的衣食父母。

但在中國，不管用哪種標準衡量，不管是謀殺率、犯罪率還是大家深惡痛絕的吸毒率，不管是嚴重的強奸殺人還是輕微的治安違法，都絕對不能說是人均違法。

說中國人均違法、所以需要封存包括吸毒在內的治安記錄，這不是用明朝的尚方寶劍殺清朝的官，而是用猶撒的尚方寶劍來殺中國的官。

這屁股都歪到太平洋對面去了，腦袋自然也不會站在中國這邊。

更重要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均違法，正是盛世圣母心泛濫、然后又被圣母婊操作的結果——法律的尺度太松，就好比女人的褲腰帶總是自動往下掉，怎么能怪經驗豐富的嫖客上來搭訕？

至于那些花四十分鐘替嫖客辯解的人，不是媽媽桑，難道是名牌大學的法學教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