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意人》經濟知識導讀：晚清商場的那些隱秘真相！

《大生意人》這部電視劇，我是因為知乎活動的緣故去追劇，但沒想到只是看了3集就被其深深吸引！

原因很簡單，這部劇的故事歷史線，正好卡在了近代經濟史特別關鍵的三條時間線上，其橫跨了道光、咸豐、同治三代帝王治下滿清帝國的暮日；也揭示了中國民族工商業興起、資本主義早起階段發展加速、近代金融業開始被西方銀行業沖擊的前夕；更是近代中國財政和貨幣體系崩潰、商捐代農稅體系、洋務運動的開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原始計劃經濟《天朝田畝制度》和“圣庫制”的歷史性實驗！

這三條時間線分別為：

（1）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起，1842年《南京條約》簽約后；

（2）1851年太平天國起，1853年定都南京、1864年太平天國滅；

（3）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起，1860年《北京條約》后！

而通過本劇前5集的關鍵內容，我們就據此可以定下《大生意人》劇情開始時間約在1860年左右！比如，古平原說咸豐五年入寧古塔（1855年），蘇叔河因為南京守城不力被發配寧古塔（1853年），古平原逃出寧古塔是咸豐10年（1860年）、科爾沁王爺和西蒙小王爺發生武裝沖突（1861年、唐努烏梁海）、圣庫制度開始崩潰（1860）！

接下去，我就來說說，我目前看時的一些經濟史故事?。懤m更新吧）

一、常四爺的馬幫為何要販私鹽？

在《大生意人》的設定中，山西馬幫遠赴寧古塔運私鹽，是清末 “鹽政崩壞 + 利益驅動 + 區域供需失衡” 的直接體現！

寧古塔是清末流放地（今黑龍江牡丹江一帶），雖地處偏遠，但聚居著駐軍、流放官員、戍邊百姓等群體，存在穩定的食鹽需求。但官鹽運輸需經層層鹽引審批、長途轉運，成本極高，官方不愿向這種 “低收益、高風險” 的偏遠地區供應官鹽，導致寧古塔長期處于 “官鹽匱乏” 狀態，私鹽成了剛需。

其次，清朝實行 “綱鹽法”（官鹽特許經營），官鹽需繳納高額鹽稅，價格是私鹽的 2-3 倍！而私鹽無需繳稅，即便從關內運至寧古塔路途遙遠，扣除運輸成本后利潤仍遠超合法貿易。

并且，清末，隨著戰爭的蔓延，官方運輸體系（漕運、官辦陸路）逐漸崩潰，鹽政稽查也流于形式，幾次大戰的賠款讓鹽稅、關稅都抵給了西方列強！而山西馬幫長期經營北方商路（晉商的茶葉、皮毛貿易），熟悉偏遠地區的路線、驛站。

此外，清末商品經濟其實不是發展，是衰退！但邊疆的基本生活物資需求并未消失，而官鹽體系的 逐利性與民生需求脫節，必然催生私鹽的跨區域流動 ，本質是 “市場自發填補制度空白”。

二、為什么清末朝廷總是缺銀子？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帝國的黃昏:2074前奏！誰坐擁天下之財卻走向大衰退？》！

一般人或許不知道，我國一直是一個貧銀的國家，但卻有儲量還不錯的銅礦和金礦，可為何我們從16世紀開始，就一直是銀本位制度呢（貨幣以白銀的成色和重量錨定），其又對明初和清初的商品經濟起了哪些助力明末和清末的經濟造成了哪些傷害？

這里，我們先理清：中國古代的白銀從哪來？

實際上，我們雖然本土銀礦產量有限，但明清時期（銀本位確立），中國通過對外貿易獲得了巨量白銀流入！

這是因為，首先是西方大航海時代的開始，全球 “白銀洪流”正式形成：16-19 世紀，西方從美洲殖民地（波多西銀礦）開采的白銀，約有 1/3 通過貿易流入中國，而中國出口的茶葉、絲綢、瓷器，則換回美洲白銀，形成持續的貿易順差。

此外，通過東南亞、日本的貿易（比如明代的“隆慶開關” 后，中日貿易激增，日本石見銀礦的白銀大規模進入中國），進一步增加了我們的白銀儲備！因此，到清代中期，中國的白銀存量已足夠支撐貨幣流通，“本土產銀少” 的問題被外部流入彌補！

而我們之所以選擇白銀，除了其價值穩定、易于分割、便于攜帶的特點外，更主要的是宋代后，商品貿易規模擴大，銅錢不便大額交易，紙幣因濫發迅速貶值，失去信用，因此白銀的貴金屬屬性，填補了大額交易貨幣的空白，自然成為市場首選的貨幣媒介。

并且，明代張居正推行 “一條鞭法”（1581 年），規定全國賦稅統一折銀繳納，這一制度直接將白銀從民間常用貨幣升級為官方法定貨幣，讓農民、商人必須用白銀交稅，倒逼全社會儲備白銀，而官府的賦稅征收、財政結算也全用白銀，進一步強化了銀的貨幣地位，最終形成 “銀本位” 的貨幣體系。

但是，正因為中國白銀依賴貿易順差的外部流入，且其具有儲藏抗通脹的特點，因此在明末形成了“窖藏經濟”，使得經濟體系崩潰！而在清后期，銀本位更是暴露出了致命缺陷：19 世紀中期后，“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加上全球銀價波動，中國出現 “銀荒”，經濟陷入混亂，這也印證了 “依賴外部貨幣的本位制，天然缺乏自主性”。

對了，第8集山西八大家傳說有7000多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是清朝1860年4000萬兩歲入的近1.5倍，折合白銀3500噸！

三、票號與當鋪為何是中國近代金融的基礎！

實際上《大生意人》劇中會依次出現的票號、茶商會、鹽商會，其最后的歷史真實結局都不太好，落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腐朽的制度等種種原因，讓中國近代的金融行業、工商業都經歷了自強但坎坷的歷史過程，我們今天就來聊聊票號和當鋪！

劇中我們看到紫軒希望恢復太平天國的商業和經濟秩序，而清廷的申王、鮑將軍等希望能有充足的軍餉，實際上這都反應了清朝財政崩潰、經濟秩序敗壞的特點，從歷史上看，1860 年，清廷財政赤字達 8000 萬兩白銀，只能通過增發銅錢、商捐、濫發紙幣彌補，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銅錢貶值 50% 以上）。中國傳統的錢莊票號雖仍在流通領域發揮作用，但由于缺乏中央統一的貨幣制度和金融監管，無法為近代工業提供大規模資本支持，因此，在外國銀行進入后就逐步失去了歷史舞臺。

劇中的泰裕豐、太平號等票號+當鋪的模式，基本符合歷史，其中：

票號主營異地匯兌，"一紙之信符，萬兩之現銀"，解決了遠程貿易的支付難題。而當鋪則專注抵押貸款，面向城鄉小生產者提供短期融資，是 "平民銀行"

因此，票號服務官僚、大商人，承擔匯兌、存貸款和代辦捐項（咸豐年間，晉商壟斷全國 80% 匯兌業務）。而當鋪則服務普通百姓，滿足小額資金周轉需求，深入村鎮，網點密布！

而從模式上，票號為當鋪提供資金支持，當鋪為票號提供民間信用渠道，并且，當鋪發行的銀票還能在市面流通，成為輔助貨幣，彌補官方貨幣不足！

這里補充一句，票號和錢莊，主要是晉商和浙商對“銀行業務“的叫法差異！

那么為何這種組合成為了我們近代金融基礎？

這是因為明清商品經濟繁榮，遠程貿易激增，傳統鏢局運銀模式成本高、風險大，票號匯兌創新解決了這一痛點，而傳統當鋪遍布城鄉，形成毛細血管式金融服務，與票號的 "主動脈" 形成完整體系！

其次，票號在清末是清政府的國庫出納，負責軍餉、河工經費、協餉等大額資金調撥，并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為清政府籌借、抵還外債，緩解財政危機！

但在1861年英商麥加利銀行在上海開設分行后，晉商票后和浙商錢莊就開始崩潰了，1904年，清廷組建大清戶部銀行，1908年，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期間，票號也無一加入，至此中國近代民族金融史上最重要的票號生態歸于歷史塵埃！

說到底，是因為金融制度落后，金融主權喪失的問題！票號東家以全部家產承擔債務，風險過于集中！而其管理又依賴人治與關系，缺乏現代銀行的標準化制度和監管體系 ！

更不用談現代會計制度，和準備金制度、投行模式等！畢竟在骨子里，票號只重流通不重生產，對工業資本的支持更是毫無興趣，因此列強入侵后，在清廷海關、航運等經濟命脈均被控制，西方銀行業就獲得了"超國民待遇"，加上戰爭導致票號業務萎縮、資本金受損，但西方銀行卻能憑借治外法權和跨國資本安然度過危機。

四、太平天國末期的經濟怎么了？為何有錢但沒有做金融服務的人？

太平天國時期南方經濟陷入 “商品停滯、金融真空” 的絕境，核心是戰亂破壞 、 制度抑制、信用崩塌的三重打擊，其中天朝田畝制與圣庫制是關鍵誘因，但非唯一原因！

太平天國長期占據江南、長江中下游（傳統工商業核心區），戰亂導致城市損毀、人口逃亡（蘇州、杭州等商埠人口銳減 60%），漕運、鹽運等貿易通道中斷，工商業失去生存土壤。金融層面，當鋪、錢莊、票號完全停擺，既無業務可做，也無人敢經營。

這是因為：

（1）圣庫制直接否定私有財產：規定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民間不得持有金銀，所有財富收歸 “天朝圣庫”。而金融的核心是私有財產、自由交易與信用背書，圣庫制下，既無民間資本可流通，也無借貸、匯兌的需求（交易被禁止），金融機構失去存在前提。

（2）天朝田畝制重農抑商：其主張 “以農為本”，將商人視為 “剝削者”，打壓商鋪、貿易，商品經濟瓦解后，金融（服務于商品流通和資本周轉）自然無業務可做。

而且，戰亂導致金融從業者逃亡：江南票號、錢莊的經營者多為晉商、徽商，為避戰火紛紛撤回北方，人才與資本雙重流失！加上，太平天國將當鋪、錢莊視為 “高利貸剝削”，予以查抄封禁，民間即便有少量余財，也只能偷偷窖藏，不敢參與金融活動！

所以市場消失、流通環節被抑制，自然流動性也就沒了！

未完.....追完再補！

12月7日補充一個山西、闖王寶藏和茶商會的事！

五、山西窮么？為什么票號匯聚山西！

山西能成為資金匯聚地，首先源于其不可替代的地理與資源稟賦，為晉商提供了 “先天土壤”

（1）清朝是外來少數民族入關，加上北方蒙古和滿清通婚，前幾集放到常玉兒被科爾沁王爺招為格格，其實這個王爺應該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僧格林沁！清朝在入關前與科爾沁聯姻三十余次，占當時滿蒙聯姻次數的近40% ，其中孝莊皇太后就是來自科爾沁草原，而在1860年左右的十幾年里，咸豐、同治的皇后都是滿蒙正藍旗出生，均是科爾沁血脈，所以，科爾沁是蒙古最強大也是最忠實清廷的派系，說這個的原因是就是說山西過去是邊防重癥，而現在則成了溝通南北的重要樞紐，北邊沒有威脅了！

（2）地理位置：山西東接京畿（北京）、中原（河南、山東），西連陜西、寧夏，北通蒙古草原，南達四川、湖北，此時是北方內陸貿易的 “咽喉要道”。明清時期，北方的鹽、茶、鐵、皮毛等大宗商品，需經山西轉運，比如從江南采購的茶葉，經山西運往蒙古、俄羅斯！蒙古的皮毛、西北的鹽鐵，經山西銷往中原和京畿。這種 “承南啟北、連接東西” 的區位，讓山西天然成為北方貿易的 “中轉站”，而貿易的繁榮必然帶來大量資金的流動與沉淀。

（3）山西其實并非 “窮山惡水”，其自古就擁有鹽、鐵、煤炭等關鍵資源，而這幾樣都是封建王朝最重要的稅源！這部分結合專營貿易就不得了了，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時，晉商多為滿蒙皇商！

（4）專營貿易：明清實行 “開中制”（官府允許商人運糧到邊疆換鹽引，再賣鹽獲利），山西商人憑借靠近邊疆的優勢，率先壟斷北方鹽業貿易，積累了第一桶金（晉商早期巨頭如喬家、渠家），均發家于鹽業！此外，山西的煤炭、鐵礦資源亖支撐了鐵鍋、農具等手工業發展，成為貿易中的重要商品，而這種資源貿易的利潤很高，和鹽一起積累了大量的現銀，實際上明末經濟崩潰，和晉商及貴族的白銀窖藏有很大的關系！因此山西富商很多都是歷經百年，從事的又都是官辦資源壟斷貿易，很難倒閉！這也讓讓晉商快速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為后續轉型票號、開展金融業務奠定了資金基礎。

接著，很多人覺得過去山西窮，其實是其生存環境窮，和江南的區別很大！山西北部土地貧瘠，人口又多，加上“十年九旱”（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僅靠農業難以養活大量人口，這倒逼山西人出現了：走西口、闖關東、下蒙古經商的風氣，形成了人人皆商的地域文化。而經商的人一多，資源配置效應就有了，流動性多了，物價漲了，錢也多了！，進一步擴大了晉商的貿易網絡，同時山西本土則成為商人的 “總部經濟”： 賺來的資金、積累的財富，最終回流山西，形成資金池。

最后，明清時期，南方的徽商、浙商、粵商主要集中在鹽業、典當、沿海貿易，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匯兌網絡。而晉商深耕北方，率先轉型票號，占據了北方金融的 “藍海”。當南方商幫還在依賴本地錢莊時，晉商已經建立了覆蓋北方的金融體系，自然成為了北方金融中心。

六、闖王寶藏有沒有？

根據《大生意人》的劇情中的介紹，“闖王寶藏”是平遙山西老八家發家的本源根本，正是有了這個“闖王寶藏”，才讓山西老八家成功起勢，富可敵國。

其實明末有兩位農民起義軍領袖，一位是李自成（闖王，大順永昌），一位是張獻忠（大西大順，西王），其中張獻忠的江口沉銀已經在2005在眉山江口鎮找（在1646年與明朝參將楊展在彭山江口激戰，潰不成軍，大量載滿金銀的船只沉入江底。），截至到2025年出土文物已經有7萬余件（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而闖王寶藏目前還沒找到（李自成在山海關失敗后倉促撤離北京，將這些寶藏經宣化、大同、太谷，一路退回西安，但在西安沒安穩幾天，就在潼關大敗，被吳三桂趕著行走于湖北山區），最有名的介紹是金庸的《雪山飛狐》，胡苗范田四大貼身護衛分別掌握。

七、茶葉對晚清經濟的重要性

1861 年前后（19 世紀 50-60 年代），茶葉是清朝經濟的 “支柱性商品”，在對外貿易、財政收入、區域經濟中占據無可替代的地位，同時也暴露了晚清經濟的深層脆弱性！

這一時期，茶葉是清朝第一大出口商品，占中國對西方出口總值的90% 以上（19 世紀中葉數據那時東印度公司還沒有熟練掌握茶葉的栽種技術）。1861 年時，福州港出口茶葉占全國總輸出的 46.2%，漢口開埠后茶葉出口迅猛增長（1863 年漢口茶出口量已遠超廣州）。因此，中國茶葉占當時世界茶葉貿易的 80% 以上，是英國、俄國等國的核心進口商品。

由此，茶葉也成為了清朝海關稅收的核心支撐：僅福州港的茶稅，就占清王朝海關每年出口稅收的 20% 以上（19 世紀 60 年代末數據），至于地方財政就更是如此，福建全省茶葉出口總值占全省出口的 90% 以上，茶稅是閩浙等茶區省份的重要財政收入。

此外，茶葉還帶動了從種植到貿易的完整產業鏈：福建、浙江、湖北等茶區農民大規模改種茶葉，形成專業化商業種植區；福州、漢口因茶葉貿易成為近代重要商港（如福州因茶葉出口躍居 “世界茶港”）；晉商、徽商通過茶葉貿易擴張勢力，錢莊、票號也因茶葉資金流轉而繁榮（對應《大生意人》中票號與茶葉貿易的綁定）。

更重要的是，茶葉出口是清朝獲取白銀的主要渠道之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鴉片貿易導致的白銀外流壓力，并且后期通過商稅改革，厘金制度等，清政府財政收入從1860年左右的2500萬白銀，回升至1880年左右的8000萬兩白銀！

但悲哀的是，中國近代茶葉的定價權是被洋行壟斷的，茶商需通過洋行出口，洋行控制收購價格（茶號賣給洋行的成本占茶價 10%），茶農、茶商利潤更是被大幅壓榨么，并且經濟過度綁定茶葉出口后，一旦國際市場波動（如后來印度茶葉崛起），清朝外貿就直接崩盤了。

最后，茶葉出口雖然賺得白銀，但同時也被大量被鴉片進口消耗，最終反而導致清朝貿易順差快速縮小，財政壓力加劇。

八、茶商會和洋行的角力

在《大生意人》的晚清背景下，茶商會似乎短期內能在局部市場和洋行 “掰手腕”，但長期來看，其根本無法與洋行抗衡，兩者的差距不是 “商業能力” 的差距，而是國力的降維碾壓。

小說里的茶商會（比如古平原參與的），能靠本土資源和商幫聯合，在某些環節占優，比如像古平原收全村茶葉那樣，茶商會能整合茶農、茶號資源，壟斷某類茶葉的國內供給，并且能打通內陸運輸、地方關系，避開部分官商盤剝，降低國內流通成本；

但洋行可不是單純的 “外國公司”，而是列強殖民經濟的 “商業觸手”，這是茶商會根本沒法比的！

晚清海關被列強控制（比如赫德管海關），洋行直接掌握港口、航運、報關權，茶商會的茶葉要出口，必須通過洋行，否則根本運不出去；

加上洋行聯合起來壓價，茶商會要么接受低價賣茶，要么茶葉爛在手里（比如 19 世紀 60 年代，洋行把中國茶的收購價壓到成本的 1/3），其實就是沒得選！

而且洋行背后是列強軍艦、領事裁判權 ，茶商會敢和洋行硬剛，輕則被斷出口渠道，重則被 “扣上罪名” 抄家（歷史上真有茶商因抵制洋行被列強逼官府打壓的案例）；

更關鍵的是洋行有跨國資本，能囤貨、操控市場，還能提前拿到國際茶市的價格信息，茶商會連 “倫敦茶價是多少” 都得靠洋行通知。

所以，《大生意人》里的茶商會再能折騰，也抵不過列強的壟斷，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