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的終極命題：從“文藝大眾化”走向“大眾文藝化”

新大眾文藝用了一個“新”字，我想是因為在90多年前的20世紀30年代中國發生過一場文藝大眾化運動。那場文藝大眾化運動希望用民族民間文藝，來反對西方文化殖民，反對封建文化殘余，致力于構建人民大眾可參與、可共享的本土文化體系，從而建設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藝，這個民族文藝的核心是文化層面的革命、啟蒙與現代化。

那么，90多年后的今天興起的新大眾文藝浪潮，我們怎么來定義它？我想大概有這樣兩個核心特征：其一，新時代以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這是其根本屬性，凡貼合當下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被大眾廣泛接受的文藝活動，都可以算作新大眾文藝；其二，這種大眾文藝大多借助現代科技與媒介，讓民眾全面參與到它的創作、傳播、評價的全鏈條中，打破了傳統文藝創作的門檻與邊界。凡具備這兩大特征的文藝形態，大概都可歸入新大眾文藝的范疇，所以，我認為關于新大眾文藝的一個最簡明的定義就是：當下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并借助現代科技與媒介參與到其中的文藝活動。20世紀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其核心是由魯迅、左聯成員、延安文藝工作者等文化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革新，而今天的新大眾文藝是民間自發的文藝活動。

新大眾文藝之所以可以深入大眾生活，正是因為其喜聞樂見的特質與現代媒介的賦能。例如，上百萬、上千萬的點擊量，使其滲透到大眾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超乎傳統學院派文藝想象的。新大眾文藝興起于民間，這種自發性的發展路徑或許契合了胡適百年前提出的文化演進模式：最初，各種各樣的文藝形式起源于民間，手藝人、工匠把這些文藝形式精致化，再由專業藝術工作者介入將其雅化，而后通過國家與社會體制的賦能使其走向高雅化與經典化，最終在僵化后回歸民間，完成循環迭代。如果我們追問新大眾文藝何去何從，我想大概不會超過胡適給出的這個演進模式。

至于新大眾文藝能否真正地“破圈”——打破分野、消除雅俗，觸及這個時代核心的精神特質，對此我認為目前還有待觀察。我們看到，有些新大眾文藝作品雖然流量大、受眾廣，但美學成就尚顯不足。例如，一些熱門動畫片依賴的是視覺奇觀加網絡熱梗的路徑，一些網絡微短劇熱衷于“白日夢”式的敘事和代償式的前期快感，這樣的文藝形式要實現時代精神的新表達，尚需文化精英的深度介入，推動其從娛樂化走向真正的藝術化、高雅化。

今天，新大眾文藝的流行，我想可能本質上是源自對文化“兩創”（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期待。民間向來是創新的沃土，將各種各樣的創意、技術大膽地融合使用，或許能為當下文化的創新與開拓開辟出新的路徑。與此同時，學院派文藝（包括文學、美術、音樂、戲曲等）紛紛想搭新大眾文藝的“便車”，借助其流量擴大經典文化的傳播范圍。例如，神話故事、關于古代詩人的傳記可能讀的人并不太多，而《哪吒之魔童降世》《長安三萬里》等動畫作品，以新大眾文藝的形式讓經典得以抵達更廣泛的受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大眾文藝也可以成為傳播經典文化的一個“通道”，但尚待進一步完善。

這就涉及新大眾文藝如何經典化的問題。因為，假如作品僅僅停留在娛樂層面，純粹的娛樂性難以跨越時間考驗；假如僅為一時風潮，就無法滿足大眾對文化創新的深層期許。盡管新大眾文藝為素人打開了“人人都是藝術家”的一個通道，但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是將大眾的審美與創作能力提升至藝術高度，還是讓藝術降格為單純的生活程度？答案顯然是前者。必須看到，新大眾文藝固然貼近了大眾的文化需求，但更要肩負起提升大眾審美的使命。

所以，在我看來，討論新大眾文藝的破壁、融合與抵達時，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在新大眾文藝浪潮下，學院派、體制化藝術平臺（如美術館、博物館）該何去何從？面對這一挑戰，大致有三種姿態可選：一是抵抗，無論它再怎么熱鬧，我還是我，以傳承民族文脈為使命，不為流量所動，專注經典的延續與守護；二是借鑒，借鑒新大眾文藝的傳播手段與流量邏輯，目的是擴大高雅文化、經典文化的受眾范圍，實現有效傳播；三是深度投身，放下學院派的姿態直接參與到新大眾文藝的創作當中去。

在流量為王的當下，第三種狀態無疑充滿了誘惑，比如說，上海大學文學院的創意寫作課，聘請了一些網絡作家來授課。這些網絡作家只有二十來歲，作品點擊量上千萬，年收入上千萬元，這對于今天的學院體制來說真的是一個莫大誘惑。在這個誘惑下，是不是應當聘請這些網絡作家成為學院本科生、研究生的導師，讓他們帶著學生投身到網文的創作中去，還是繼續把學生“押”在圖書館里，讓他們細讀屈原、莊子，熟背李杜詩歌？讓他們像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或曹雪芹、魯迅一樣進行嚴肅地思考與寫作，還是按網文的套路進行生產？今天，我們之所以討論新大眾文藝，是因為在巨大的流量面前，在巨大的點擊量面前，大家都想對新大眾文藝進行某種程度的利用，但“利用”一定帶來“反向利用”，新大眾文藝因為其喜聞樂見及流量背后的巨大利益，必然會對高雅文藝產生沖擊。

為此，文學院、美術學院等學院應當起到“文化堡壘”作用：深入觀察新大眾文藝的發展，用其傳播優勢推廣經典文化，為新大眾文藝的精致化、高雅化提供一種學術支撐與技術指導，形成一個新大眾文藝和學院精英體制之間的對話關系。

我想最終的理想路徑是，從“文藝大眾化”走向“大眾文藝化”。文藝大眾化是讓文藝為大眾的娛樂服務，為大眾的交往服務，滿足大眾對于文化的精神需要。通過普及而讓文藝為大眾服務，這正是延安文藝路線的一部分，但延安文藝路線的另一部分是——提高。文藝應當教育人民、引導人民、創新新文化，新大眾文藝除了文藝大眾化，還應當讓大眾文藝化，也就是通過藝術、審美與文化作品等對民眾進行美育賦能，實現全民審美素養的提升、精神風貌的提升。用人民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對人民進行美育。同時，人民本身是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不斷提升的，人民能夠區分大眾文藝與高雅文藝，也能夠欣賞高雅藝術。在這方面，上海在城市文化新空間建設中的不少實踐頗具啟發。舉個例子，浦東美術館舉辦的“締造現代”展是一個現代藝術展，這個展覽是對現代派藝術的起源、發展、高峰、終結做了一個簡明扼要的歷史梳理，學術性還是挺強的，我去過兩次，每次都要排長隊。這說明大眾對這種為美術學院體制保留的精英文化是能接受的，大眾對文化存在多元需求，大眾有提升自己的趣味、鑒賞力、認知能力的需求。

因此，我認為一方面我們要不斷地提升新大眾文藝，使其脫俗入雅，使其精致化、藝術化、審美化、精神化，推動產生新大眾文藝的精品杰作；另一方面我們要更有效地傳播傳統的經典文化，而最終的目的是讓大眾文藝化，通過美育形式讓大眾得到提升。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

原標題：《新大眾文藝的終極命題：從“文藝大眾化”走向“大眾文藝化”》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黃瑋

本文作者：劉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