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利用AI「復活」逝去的父親，完成了一場橫跨二十年的對話

仇晟曾是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專業的學霸，在腦機接口與基因圖譜的探索中觸摸生命的奧秘；如今，他轉身成為鏡頭后的追光者，于虛實交織的光影間縫合情感的缺口。這位游走于理性與感性邊界的導演，借一部關于AI與逝去父親的電影，完成了一場橫跨二十年的對話。

由仇晟執導的國內首部AI題材電影《比如父子》于12月6日開始上映，影片獲得了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藝術貢獻獎。仇晟1989年12月出生于杭州，從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專業畢業后，他選擇奔赴香港浸會大學攻讀電影專業碩士學位。2018年，他憑首部電影長片《郊區的鳥》入圍第71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當代電影人單元金豹獎，并獲得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劇情片獎。2021年，其執導的短片《生命之歌》獲得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真人短片獎。

新片《比如父子》正是他理性科學與感性藝術的終極交匯點。影片講述了一個兒子利用AI技術“復活”逝去的父親，從而展開一場跨越二十年時空對話的故事。這不僅是電影題材上的創新突破，更是仇晟用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在精密儀器與情感影像之間，完成的一次深刻私人的表達。他試圖用最前沿的科技語言，去縫合人類最古老的情感創口。

《比如父子》不僅關乎科技，更關乎一場遲來的情感共振。當生命被數據重構，那些未曾言說的記憶與遺憾，在虛擬與真實的縫隙間重新連接。仇晟將電影作為實驗室，以AI為媒介，完成的不僅是對父親的回望，更是一次對自我根源的深刻辨認。

《比如父子》

成為與父親正式告別的一場儀式

作為國內首部聚焦AI與親情的科幻作品，《比如父子》打破了傳統親情片的敘事邊界，將科幻想象與現實情感深度交融。影片中，主人公鄒橋始終無法釋懷父親的驟然離世，那些未說出口的牽掛、來不及彌補的遺憾，成了他心中難以愈合的傷口。直到人工智能技術為他這份執念打開了一扇門。鄒橋開發了一款AI拳擊教練，通過輸入父親傳授的拳擊口訣和經驗，讓父親以“數字形態”重新回到身邊。這不是驚悚懸疑的人機博弈，也非天馬行空的科幻奇觀，而是一場關于“告別”與“重逢”的溫柔探索：當思念有了具象載體，當“重逢”借助科技實現，我們與逝去親人的聯結，是否能跨越生死的界限？

《比如父子》的故事，始于仇晟埋藏多年的執念。影片開場，主人公鄒橋在父親的葬禮上失語，那正是仇晟十五歲時的親身經歷。“中考結束后，母親才告訴我父親已經去世。家人為了讓我安心考試，隱瞞了一切。在葬禮上，我因情緒失控逃離現場，這個遺憾一直縈繞心頭。”

仇晟向記者坦言，他關于父親的記憶是朦朧的。“就像隔著一層霧，又像望著一片云。”他解釋道。由于父親早逝，加之童年不常與父母同住，初中起便開始住校，父子間真正相處的時光被壓縮得極為短暫。因此，父親離開后，那份存在心底的印象雖揮之不去，卻始終難以凝結成一個清晰、具體的形象。

而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也是仇晟重新認識父親的過程。在拍攝前的準備中，他翻箱倒柜地整理家里的舊物，意外發現了父親在上世紀80年代寫的一本日記。那本日記真誠詳細地記錄了父親的生活、工作、情感，甚至還會穿插一些當時的新聞。閱讀它，如同觸摸到了父親生活的切片，也讓仇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自己與父親之間在性格與行為模式上竟存在著如此多的相似——有些浪漫，有時又難免有些自戀，沉溺于自我。

在剪輯階段，這種重新理解達到了頂點。仇晟坦言，拍攝期緊張忙碌，來不及消化情感；反而是在后期，一遍遍梳理片中父子關系時，他才同步理清了自己與父親的過往。記憶中的那片“云霧”漸漸聚合成形——他開始理解父親為何時而嚴厲甚至暴烈，時而又格外關切開明。他推想，這或許源于父親自身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也可能與父親早已察覺卻未曾明說的病情有關；是疾病，讓他時而陰郁，時而溫柔。

這個過程中，一個關于電影結局的關鍵決定，成為了仇晟個人情感上的分水嶺。影片原本的結尾，是AI父親化作了真人，與兒子展開了一場仿佛永無止境的搏斗，但在剪輯過程中，他和剪輯師共同意識到，是時候讓這場糾纏落幕了。他們毅然決定剪掉這個結尾。最終，片中的兒子以一種更為輕盈的姿態，選擇了放下。就在做出這個決定的那一刻，仇晟清晰地感覺到自己也釋然了，他的心里暫時放下了父親，這部電影，成為了他與父親正式告別的一場儀式。

劇本與AI共同成長的探索之旅

《比如父子》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仇晟透露，這部電影的劇本創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然而，與最終呈現在大銀幕上的故事截然不同的是，那個最初的版本與AI毫無關聯，“與當下核心情節完全不同，只是個故事雛形。”

轉變的節點發生在2020年，仇晟看到了一則關于一位韓國母親利用VR技術與逝去女兒重逢的新聞，這則新聞深深地觸動了他，并為他提供了全新的創作靈感。正是從那時起，他才萌生了將AI元素寫入劇本的想法，故事的走向也因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隨著AI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爆發式發展，仇晟也積極地投身其中，開始親身試用各類AI軟件與應用。這種持續的、第一手的體驗，讓他對AI的認知不再停留在抽象概念或新聞報道上，而是擁有了真實的感受，他將這幾年間使用AI的種種體會和感悟融入了劇本的修改之中。

仇晟介紹說，他并沒有采用那種先確立主題，再圍繞其組織論據的“論文式”創作方法。相反，他將整個創作過程——從劇本寫作到拍攝，再到至關重要的剪輯階段，視作一個探索“研究課題”的過程。他先是提出了一個關于人與AI、與逝去親人如何重新建立連接的“課題”，然后通過電影的實踐去不斷地研究、驗證和感受。最終，那個最核心的主題思想，是在全部素材拍攝完畢，并在剪輯臺上經過反復審視和提煉之后，才逐漸清晰并確定下來的。電影的最終形態，便是這場探索所得到的答案。

有趣的是，電影12月6日上映的這個檔期，也是Deepseek給出的建議，仇晟笑說他和團隊就這么愉快地采納了。

仇晟說他們還發起了一項面向公眾的AI征集活動，主題為“用AI與你重逢”，邀請觀眾們使用AI技術來修復或活化家中的老照片，讓那些許久未見的親人或朋友的影像，能夠以新的方式“活動”起來，重現當年的生活場景，或創造一種嶄新的情感連接。“我找出了童年時與父親在動物園的合影，我給AI的指令是：請讓右邊那個小孩長大，長得跟爸爸一樣高。”讓仇晟覺得有趣的是，AI的辦法是讓照片中四歲的小仇晟，站在了石頭上，達到了與父親并肩的高度。這一有些出乎意料的結果，讓仇晟看到了AI在情感表達上的另一種可能。他意識到，AI并非冰冷的工具，它似乎能夠以一種獨特的、帶有創造性的方式，來闡釋甚至解決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需求。“這個過程還挺有意思的，AI仿佛能夠理解指令背后未言明的情感渴望，并以一種超越常規邏輯的方式給予回應。”

仇晟希望借這部電影喚起觀眾的思考：當科技讓我們得以“重現”逝者，這究竟是一種療愈，還是一種更深的執念？在他看來，AI的確能部分填補情感空缺，但這種慰藉本身是雙刃劍——它在給予慰藉的同時，也可能讓人更深地陷入對逝者的執念之中。

因此，仇晟認為我們不應過度依賴甚至迷信虛擬技術。在他看來，人們不應該將AI創造的形象真正視為逝去親人的替代品，他主張一種更為理性且健康的關系，即“可以把它當成伙伴，或者朋友，但不要將其視為親人的替代品”。仇晟認為讓AI過度地“人格化”，去冒充一個真實存在過的人，或者將其變成某個人的專屬情感寵物，這并不是一個理想的發展方向。“AI的潛力不在于完美模仿人類，而在于以其獨有的思維，去做人類做不到的事——而非困在一個擬人的外殼里。”

最大的挑戰來自

如何呈現人與AI在虛擬空間中的交互

《比如父子》的拍攝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來自于如何呈現人與AI在虛擬空間中的交互。仇晟坦承這部分戲“其實還是蠻難的”。因為在實際拍攝時，飾演兒子的演員身處現實空間的布景中，而“父親”則存在于一個完全虛擬、由后期構建的環境里，兩位演員常常需要對著空氣表演，這使得情感的投入變得異常困難。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仇晟會在拍兒子的戲份時，讓扮演父親的宋洋在現場的某個角落，對著飾演兒子的演員孫寧所在的方向與其互動，讓他們能產生真實的交互感。

另一大挑戰則來自于拳擊等動作場面的拍攝。與仇晟前作《郊區的鳥》中自由即興的長鏡頭風格不同，此次為了確保演員的安全并提高拍攝效率，大量的動作戲份必須事先進行嚴格的設計和反復的排練。仇晟說這是一個“更復雜的工程”。在按照預定動作拍攝的同時，如何還能讓演員的表演保持新鮮的情感與生命力，這便成了“難上加難”的事情。

此外，《比如父子》獲得了法國方面的投資，后期制作在法國馬賽進行了一年多。這段經歷讓仇晟切身感受到中法電影理念的碰撞。最直接的差異體現在對故事的理解上：“法國制片人看完劇本就說，法國人不會想復活父親，要復活也是復活戀人或者孩子。”這讓他意識到，用AI復活父親這一核心設定——“其實是非常東方的，也很有意思”。

在制作中，文化差異也體現在剪輯理念上，仇晟感到法國剪輯師的風格更為直接，無論是人物態度還是情節轉折；而他更想保留許多“將說未說的東西”，注重含蓄的微妙瞬間。

面對這些分歧，仇晟說最終的解決方式是相互說服、彼此融合。“有些是他們說服我，有些是我說服他們。這本身也是一次中西文化在創作中的磨合。”

將拍電影比作“做研究”

寫劇本更像提出問題

仇晟的高考第一志愿本是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但在高考前，熱愛電影的他曾萌生報考電影學院的念頭，卻因已錯過藝考而作罷。選擇生物醫學工程，與父親因肺癌去世直接相關。“我當時很痛恨癌癥，想攻克這個難題。但臨床醫學要讀八年，太久了，所以選了四年的生物醫學工程。”

進入清華后，他開始用單反拍攝低成本短片，這成了他通往電影的秘密通道。首部短片便在中國傳媒大學影展獲獎，“后來我就義無反顧地拋下生物醫學工程，去香港浸會大學讀電影了。”

在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習讓仇晟對電影有了系統認知。“訓練非常全面，導演、編劇、攝影、錄音、剪輯、調色都要學。”他在不同劇組輪崗過所有職位，這使他能更敏銳地感知“攝影或聲音可以如何調整得更好”。

在香港學電影，仇晟更收獲了獨特的空間敘事課。“這座城市教會我拍電影。”他解釋說，香港狹小的居住環境迫使拍攝必須找到“唯一的解決方案”——機位必須精確，才能讓故事清晰呈現。這種“螺螄殼里做道場”的經歷，訓練了他在有限空間里有效敘事的能力。

理工科背景也深刻塑造了他的創作思維。他將拍電影比作“做研究”：“寫劇本更像是在提出一個問題。”這種研究式創作意味著，主題往往不是事先確定的，“很多時候電影要表達什么，是在我全部拍完之后才真正清晰。”

但他并非只依賴理性框架，仇晟同樣擁抱拍攝中偶然迸發的“那些隨機而美妙的東西”。在他看來，靈感并非憑空降臨，恰恰需要“強烈的好奇心”和“認真的態度”作為土壤，唯有在此基礎上，感性瞬間才會閃現，并被敏銳捕捉。理性與感性，在他這里并非對立，而是相互成就。

電影在上影節放映后，曾有觀眾認為影片過于沉浸于個人情緒。對此，仇晟覺得，問題或許不在題材的“私人”，“越私人的東西其實越公共，”他始終相信，關鍵在于能否做到足夠具體與細膩。而某些段落之所以給人以“沉溺”之感，他反思，可能恰恰源于自己當時“觀察或分析得還不夠透徹”，亦即“不夠清醒”。

他舉了一個具體例子：片中父親查出癌癥后，仍裝作無事發生，繼續帶孩子練拳。如今他覺得這場戲“拍得簡單了”。當一個人身體出現重大問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應受到影響；作為兒子，也應能捕捉到父親態度中那些細微的變化。這些更復雜的心理層次與肌理，“還是沒有拍清楚”，他坦言有些遺憾——若能以如今更清醒的視角重拍，這里本可以更深刻。

對仇晟而言，最害怕的不是差評，而是無聲。“我其實怕的是電影上映后毫無聲響，害怕大家覺得這部電影跟他們的生活無關，我期待觀眾多樣的、深刻的反應。”仇晟表示，無論是感到快樂，還是激起某些回憶，有些憤怒或者難受等等，這些真實的情緒波動都是有意義的，“我看重的是電影能否在觀眾內心激起漣漪，能否與他們自身的生命經驗產生共鳴。”

心態經歷了從焦灼到平和的轉變

仇晟表示，自己仍然關注生物醫學工程領域，“最近關注還增多了，特別是看到腦機接口等技術真的可以介入人的生活。我以前的老師正在從事相關應用，例如幫助高位截癱患者通過腦機接口重新控制肢體，這種前沿發展讓我覺得可以用神奇來形容。”他透露，自己正在創作一個與腦機接口相關的科幻劇本。

談及AI對電影帶來的改變，仇晟認為其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對電影美學產生深遠影響。“我個人日常就在接觸和使用AI，思維方式已經被其塑造。因此，即便未來的電影不直接應用AI技術，創作的布景傾向、視覺風格也可能不自覺地向AI的美學靠近。”

對于AI技術與人類電影創作之間的關系，仇晟持樂觀態度，他認為，當AI在制造視覺奇觀或生成單人場景方面愈發強大時，電影人更應該回歸到人類最本質、最獨特的優勢上來。在他看來，AI目前在處理多人場景、表現復雜的肢體接觸與交互方面，做得并不夠好。因此，人類電影的未來，或許應更專注于挖掘和表現那些最基本的人類元素，比如真實的眼神交匯、充滿情感的肢體碰撞。這些人類最原始的連接與交互，正是電影藝術在面對技術浪潮時，最應堅守與深挖的珍貴領地。

仇晟表示，自己并不后悔放棄生物醫學工程，他將在理性與感性的邊界，以電影為媒介持續追問。他坦言自己的心態已從焦灼走向平和，“前兩年其實比較著急，總覺得第二部作品遲遲沒出來。但到了今年，反而不焦慮了。”專注于當下，一部一部地創作，這種“不再渴求更多”的平靜，成了他在行業起伏中自我安頓的方式。

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領獎時，仇晟曾引用李白《月下獨酌》中的“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來告慰父親，那是對跨越生死對話的浪漫遙望。如今電影上映，當被問及若再選一首詩描述此刻心境，他想了想說：“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至此，漫長的告別終抵釋然的彼岸，仇晟選擇以一種更輕盈的姿態，走向未來。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嘉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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