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中國 | 后城鄉時代：如何用“數字眼光”重新凝視中國？

“數字交往型構”作為“后城鄉”范式下的核心分析單位，并非旨在取代城鄉二元框架，而是將深度媒介化的視域引導至傳統二元敘事所忽視的跨地理邊界連接與流動性重組過程，從而在新的經驗現實之上豐富我們對數字中國的理解。

原文 ：《“后城鄉”：充滿張力的數字“重序”》

作者 |華東政法大學韜奮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金庚星

圖片 |網絡

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經歷了兩次影響至遠的“大遷移”。一是物理世界中的“進城”，即人的城市化，隨之而生的是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二是信息空間中的“上網”，即社會世界的數字化，我們藉其重新打量物理現實的意義。如果說人的城市化遷移塑造了以地理區隔為基礎的社會結構與身份認同，社會世界的深度數字化糾纏則正系統性地消解這一社會結構的物質與觀念基礎。這一以地理空間為前提的城鄉二元分析框架日益無力闡釋當代的社會組織形態、身份建構邏輯與權力運作模式。一個以流動的、跨越地理邊界的相互依賴網絡為特征的“后城鄉”社會正在浮現。

邁向“后城鄉”范式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數字媒介及通信基礎設施以其跨越地理空間、重構連接方式的可供性，侵蝕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物質基礎，日漸創造出一個與物理世界平行又交織的“流動空間”，信息、資本、商品、服務等要素的流動速度、廣度和密度皆達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時至今日，集成了各種App的智能手機作為新的社會操作系統，在交通出行、社交互動、資訊獲取、娛樂休閑、網絡購物、移動支付等日常實踐中，重塑了城鄉居民的感知體驗與意義世界。在數字基礎設施深度嵌入之下，城鄉中國的經濟社會組織方式已悄然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牽涉到兩個相互關聯的關鍵方面。

其一，數字媒介及其基礎設施將“地方”功能性地再整合進全球流通網絡之中。今天鄉村電商直播間通過去中間化正在改變城鄉間長久以來的產銷慣性。其上游連接著鄉村農產品生產、手工制造，中游集成了跨越城鄉的倉儲、物流網絡，下游則通過智能手機直面全網的城鄉消費者，實時展示種植環境、采摘過程和產品品質。其同時還衍生出營銷、金融、數據分析等一系列數字服務。此外，電商直播還將鄉村場景本身的地方文化意義嵌入到農產品的價值之中。在這樣的實踐中，直播間實則成為一個經由數字媒介及其基礎設施交轉的跨城鄉數字生態系統，其中，鄉村不再如傳統城鄉二元結構所假設的那樣，作為被動為城市提供初級產品的后臺，而是一個能夠主動生產經濟與文化價值，并直接與全國乃至全球市場交往的前臺。

其二，支撐數字基礎設施運作的信息工作者本身已變動不居。一個長期旅居大理村鎮咖啡館為東部沿海電商平臺或硅谷公司寫代碼的程序員，他/她的經濟活動、知識結構、文化消費習慣可能完全是都市的，甚至是全球的，其物理棲居地和日常生活場所卻是鄉野的。這一群體的出現意味著人口的城鄉屬性不再由其居住地的行政地理區劃來簡單定義。他們既非市民，又非傳統村民，而是在城鄉之間、不同場所之間頻繁流動的新型主體。他們的生存境況意味著，社會行動者的生活機遇完全可能受益/受限于其在關鍵數字網絡中的連接能力、節點位置和信息獲取能力，而非戶籍檔案上的身份標簽。更關鍵的是，這些并未置身于大都市科技園區的程序員之中很可能會誕生出定義下一代互聯網的Web3er們。

如果城鄉二元對立敘事的文化觀念，如梁心所揭示，是在20世紀初這一特定時期、被現代印刷媒體表征和都市知識分子“想象性地建構”出來的，那么，今天這一敘事框架完全可能被數字媒介及其基礎設施的非表征性和鄉村電商主播、遠程碼農等新型實踐主體所消解。在新的社會現實面前，社會資源的配置并不必然依賴于地理鄰近性，一切社會關系、經濟活動和身份認同，都不再僅僅以可明確區辨的城鄉地理區劃為原點展開。“城鄉二元”框架立基的地理限定、單向流動與身份固化等核心假設已然失去解釋力。如果“數字中國”的社會世界日益由那些我們既依賴又無法完全理解的社會技術系統所建構，那么，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邏輯，乃至我們對行動者的界定，都將面臨重估。為了回應這些變化，城鄉關系敘事孜待邁向一個由“數字交往型構”所定義的“后城鄉”范式。

在“數字交往型構”中凝視城鄉世界

實際上，“后城鄉”范式本就是“城鄉融合”這一政策話語的應有之義。因為如果要問城鄉如何融合,數字化是重要路徑之一，而數字化勢必意味著以流動和聯系取代靜止和區隔，所以“城鄉融合”本就指向了“后城鄉”的意義世界。“后城鄉”范式不預設城鄉差異的消失或鄉村的都市化，而是主張社會分析單位的轉換，亦即不再問這個村鎮或城市發生了什么，而是問這個節點（人/組織/地方）如何被連接進各種流動網絡，它在網絡中扮演何種角色，以及這種連接如何改變了其社會位置。在這一點上，“后城鄉”范式徹底轉向以超越行政區劃和地理邊界的交往網絡作為新型社會分析單元。這類超越地理邊界的流動網絡是由相互依賴的多元行動者組成的，跨越線上與線下、地理與網絡的多尺度動態關系網絡。其持續生成、維系與變遷，根本上是通過行動者們圍繞共享的關聯框架，在一個由數字基礎設施、算法和數據構成的媒介組合中展開的交往實踐而得以實現的。借鑒諾貝特·埃利亞斯和安德烈亞斯·赫普等的理論資源，它是一種“數字交往型構”，可用來作為后城鄉范式下可操作的中層理論和可觀察的分析單位。

通過分析此類型構，我們可清晰地看到“后城鄉”社會的運行機理，行動者之間如何因數字基礎設施而產生新的連接組合，從而部分替代舊有的城鄉分析單位。一個電商直播間的社會位置不由城鄉地理坐標定義，而由其在數字生態中的網絡連接和交往關系定義，它既可以是地理位置上的“鄉村”，又是經濟功能意義上的“市場”，還通過在直播中對鄉村生活場景進行數字化編碼和文化符號生產而成為一種“媒體”。其行動者群組包括鄉村主播、城市消費者、平臺、算法推薦系統、物流公司、地方政府等。他們共享的關聯框架是農產品溯源地的可信交易。他們的交往實踐則是一系列復雜的跨媒介行動，包括主播在直播間進行內容生產與展演，消費者通過彈幕、點贊、下單進行反饋，算法根據數據調整流量分配，物流系統完成線下配遞。這一型構內部充滿了“流動的權力平衡”，主播依賴平臺流量，平臺依賴主播的內容，消費者擁有選擇權，但其選擇又深受算法左右。“數字交往型構”能將一系列看似分離的城鄉現象整合到一個統一、動態的關系框架中進行分析。通過考察行動者所屬的各種數字型構，我們就能解析其如何在后城鄉情境下組織其生產與生活。這種關系性、過程性的視角對于理解這個日益流動的世界至關重要。

“重序”數字社會世界

“數字交往型構”作為“后城鄉”范式下的核心分析單位，并非旨在取代城鄉二元框架，而是將深度媒介化的視域引導至傳統二元敘事所忽視的跨地理邊界連接與流動性重組過程，從而在新的經驗現實之上豐富我們對數字中國的理解。當然，“后城鄉”絕非一個城鄉界限完全消弭、社會完全同質化的烏托邦，而是一個持續進行、充滿張力的數字“重序”過程。其中，基于地理和戶籍的舊有分層邏輯，正被基于遠程連接和數據權力的網絡邏輯所松動。社會的組織原則正從圍繞固定的地理場所，轉向圍繞跨地域流動的“數字交往型構”。

任何關于“后城鄉”的宏大敘事最終都有待落腳于社會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對這一現實的切身體驗與意義賦予。今天的行動者通過交往實踐，在數字空間中再生產著他們的社會關系和意義世界；數字空間的物質安排又反過來塑造著這些交往實踐的可能性與社會關系的形態。“交往型構”的數字“糾纏”意味著支撐這些交往的數字基礎設施并非透明物，而是規訓了整個社會世界的可能性邊界。數字世界的時間與空間體驗終究無法抽離其背后物質安排及其空間政治。所以，當我們順著科技公司總部和遠程數據中心的“數字眼光”統一凝視現實中的城鄉世界時，就需要警惕這種“數字眼光”是否變成了一種20世紀之初“都市眼光”的歷史延續，進而幫助創造了一種有別于城鄉二元但更隱蔽的中心-邊緣關系，這種反思對于我們在一個深度媒介化的數字世界里如何通達“現實”至關重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技術現象學視域下智能手機與城鄉中國居民的日常生活變遷研究”（19CXW030）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9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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