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系統思維做好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多維協同

◎摘 要 基于黨的二十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及科學語義邏輯的統合分析表明，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是一個橫向上關涉多部門、多區域，縱向上聯動多層次、多主體，并兼有體制內外多元要素耦合交織的復雜系統工程。對這一問題的破題求解，尤需以系統思維統籌體制內外的三者資源要素協同配置，優化政府與市場的聯動互補；規避區域間分散封閉的無序競爭，強化區域協作與發展共享；打破三者條塊分割的部門決策及管理，增強政策取向及政策效果的一致性；做好不同行政層級間的銜接配合，提升改革舉措的實踐落地效能。與此同時，還應不斷深化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理論研究突破與試點創新實踐的良性互促。

◎關鍵詞 系統思維；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改革；資源統籌；政策協同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1]，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亦進一步對“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以及“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事項做出深化部署[2]。客觀上，兩次全會雖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差異，但無論是三中全會的“統籌推進”，還是四中全會的最新部署，其都蘊含著“將教育科技人才事項視為一項系統工程”來加以部署和推進的國家頂層設計本意。因此，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實踐中，尤需我們在堅持系統觀念原則的基礎上，始終以系統思維來做好三者體制機制改革中的全鏈條、多維度、各要素統籌。

系統思維是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實踐破題的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明確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3]。從這個意義上，要聚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目標，深層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實踐，無疑需要在系統觀念原則指導下，用好用活系統思維這一適切的理念引領。

1.從政策本意上看，作為系統工程的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需以系統思維來破題

從政策意蘊看，如果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對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改革任務，從“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維度，明確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要求。那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則是進一步從“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4]的角度，既深化了“在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中，需全面堅持系統思維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論”問題，同時也進一步細化了“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需要具體做好的系統事項”問題。

首先，在作為改革基本原則及方法論的維度。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建議》的說明”中明確提到，在《建議》稿起草過程中注意把握“堅持系統思維……全面部署經濟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各方面工作”的問題[5]。而客觀上，指向和服務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其在本質上亦屬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社會發展事務，故而也需要在其間堅持系統思維。不僅如此，即便單純就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先期部署看，《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亦明確將“堅持系統觀念……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等確立為各項改革工作需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且還進一步將“深化教育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作為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次級系統工作”來進行細化和部署[6]。

其次，在部署改革的次級系統工作的維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既在會議公報中明確提出“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以及“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要求[7]，強調將“三個強國”建設放在一起作總體統籌，進而一體化地推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的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同時也在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中，直接指明了“建立健全一體推進的協調機制，強化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促進科技自主創新和人才培養的良性互動，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8]的系統任務。可謂進一步細化和闡釋了“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中，究竟何為一體改革？怎樣做到一體改革？以及一體改革之后應該達到何種目標樣態的系列底層邏輯問題。

最后，在改革事項的具體實施推進維度。《建議》提出的“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9]，本質上亦隱含著“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而賦能這一系統工程的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牽涉不同體系+橫跨多個領域+縱貫多個層級+涉及多個區域+聯動多個內容，需要多主體參與實施”的深層意蘊。具體來看，其中牽涉不同體系的問題，即體制內外的問題。就教育作為一種培養人的社會活動的本質看，除了體制內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培養人的正規學校教育，體制外還廣泛存在著各類市場主體的崗位技能鍛造、職業發展進修，以及泛在可及的終身教育中的自主學習、自我教育等；從科技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和知識應用活動的本質看，除了國家財政資助的科技創新創造，還有相關市場主體，尤其各類科技領軍企業、頭部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基于追求市場利潤、履行社會責任等而自行投入的科技創新創造等；從人才的異質資源屬性本質看，除了傳統人才工作部門用人單位對人才的培育、集聚使用、評價、激勵、服務等事項外，同樣也還有非政府部門的企業人才培養、人才隊伍建設，以及相應的個體人力資本增值等一系列事項。橫跨多個領域和縱貫多個層級的問題，即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中的不同參與部門，以及同一參與部門的不同行政層級協同配合問題。我國現實的教育科技及人才事項，更多由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央組織部各司其職主導管理。但在這種部門管理以外，在上位還有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人才工作領導小組的統籌協調，在下位還分別有省、市、縣、鄉的不同行政層級來具體落實。尤其需要指出，三者的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除直接涉及“教育、科技、人才”領域，還需要編制、財政、發改、外事、人社、工信的政策協同和資源統籌等其他多元部門的協同參與。涉及多個區域和聯動多個內容的問題，即三者體制機制改革政策效率上的行政區域問題以及非行政區域內的三者資源要素流動共享問題。從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政策效率看，其明顯存在各不同行政區之間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實踐的區域差異甚至是分割。但從現實來看，隨著市場在我國各類相關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更好發揮，現實的三者資源要素已然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打破行政區域界分自由流動和共用共享”，典型的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粵港澳、成渝等的區域性發展集群。多主體參與實施的問題，即無論是體制內外、部門之間、區域之間、層級之間，聚焦到教育科技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政策制定上、政策實施上、資源配置實踐上，都同時存在有不同的參與主體問題。典型的如：在政策制定上，職能部門、業務部門、專項主管部門、專家學者、相關市場主體代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屬于主體；在政策實施上，從中央到地方不同行政層級的相關部門、機構等均屬于主體；在資源配置上，按市場規律運行的市場主體，以及代行政府調控的機構部門等都屬于主體。

2.從科學邏輯上看，作為系統事項的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需以系統觀念為指導

首先，就語義邏輯而言，既然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是為賦能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而實施的。而三者的一體發展，又是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而存在的。那么，三者的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就不可能只是單純的“教育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科技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人才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疊加，也不是單純的“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的體制改革”與“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的機制改革”的二元合組，而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體制改革與機制改革”的一體協同、一體推進。在這其中，教育科技人才亦絕非簡單的“教育+科技+人才”的疊加組合，而是內在一致的“教育、科技、人才”三維一體協同；體制機制改革也并非“體制改革+機制改革”分項加總，而是“體制改革、機制改革”的耦合聯動。最終都要落腳到“一體”上來，是一種超越過去“由教育事項中具有決策權的主體來對教育領域進行體制機制改革+由科技事項中具有決策權的主體來對科技領域進行體制機制改革+由人才事項中具有決策權的主體來對人才事項進行體制機制改革”的有機統一，明顯是一種跳出“三者”看“三者”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安排部署。

其次，就語義內涵而言，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以“改革”這一動作指向為落腳點，屬不證自明的實踐活動。而任何實踐活動都包含有“實踐主體”及“實踐內容”兩個核心要素[10]。在實踐主體上，這一改革由誰來發起？是單一主體實施還是多主體共同參與？各不同主體之間誰主誰次、誰先誰后？在實踐內容上，這種改革究竟是生產實踐、處理社會關系的實踐，還是科學實踐？聚焦這些問題的求解做深入剖析，我們不難發現：在“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實踐中，“體制機制”是改革的基本內容，舉凡教育領域的體制機制、科技領域的體制機制、人才領域的體制機制，都是改革的內容所在；“教育科技人才”是這些改革內容的主體對象，舉凡教育活動的參與主體、決策主體，乃至是更大范圍上的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作為相應的改革主體。這就意味著，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既有統合教育、科技、人才三個事項為一體來進行改革的問題，也有統合“教育科技人才事項相關體制”和“教育科技人才事項相關機制”于一體來進行改革的問題，本質上屬“多事項集成+多內容聯動+多主體參與”的整體實踐，是一個典型的復雜系統事項。

綜上，無論從黨的二十屆三中、四中全會部署做政策解構，還是從科學語義范疇做類比推演，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本質上都是一個橫向上關涉多部門、多區域，縱向上聯動多層次、多主體，并兼具體制內外多元要素耦合交織的復雜系統事項。尤其從馬克思主義系統觀的認識看[11]，關涉多部門和多區域，強調作為教育科技人才系統整體組成的各部門、各區域在系統中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直接對應系統思維的整體性原理問題；聯動多層次和多主體，強調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中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須不同層級、部門、區域及體制內外的多元主體全面參與，直接對應系統思維的結構性原理和開放性原理問題；體制內外多元要素耦合，強調體制內外要素共同構成我國教育科技人才的系統運行要素，且體制內外的系統要素在系統整體中有其地位差異，直接對應系統思維的整體性原理和不平衡性原理問題。上述分析總體上與系統思維“以科學把握整體和全局為特點，注重系統各部分聯動集成、協同配合”[12]的理念觀點和理論范式高度契合。因此，運用系統思維來針對性地破題三者體制機制改革的難點、堵點問題，無疑具有極佳的理論適切性和實踐針對性。

系統思維引領下的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破題路向

從向改革要動力的維度出發，對標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指出“強化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的“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要求，運用系統思維指引，針對性地提出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破題思考如下。

1.做好體制內外協同：實現三者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便鮮明指出，“在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13]毋庸置疑，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其作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二十屆四中全會持續部署的重要改革，亦必然存在有體制內外的各種既得利益羈絆。破題關鍵就在于以系統思維做好體制內外的三者資源統籌，把握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

從系統的整體性出發。破除西方經濟理論的“政府-市場”二元對立的思想，明確確立“體制內教育科技人才事項”和“體制外教育科技人才事項”皆屬中國式現代化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有機整體的理念。在這一基礎上，從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內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撐性維度，更好發揮教育強國建設在“三個強國”建設中的先導作用，同步統籌好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中的“體制內三者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和“體制內外三者資源要素自由流動”事項；從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效聯動維度，聚焦教育優先發展，同步統籌好“三個戰略”實施中資源要素配置中的“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協同運行問題。

從系統的結構性出發。聚焦政府力量和市場規律的有機統合，既持續激發體制內各教育事項的發展活力，又做好體制內外各教育事項的規范有序發展，科學規制好不同類型/層次教育中的公私協同與實施主導問題；既堅持發揮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的創新創造功用，又進一步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更好發揮科技領軍企業龍頭作用，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從制度上保障企業參與國家科技創新決策、承擔重大科技項目；既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對人才工作的全面領導，管總做好服務保障，又充分發揮市場在人才評價、認定和潛能釋放中的機制與作用，進而最終形成體制內外良性互促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

從系統的動態性出發。聚焦不斷變化的國內外形勢及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推進實際，堅定保持戰略定力，既系統放眼全球坐標，針對西方國家的“卡脖子技術封鎖、國際科技合作限制，高層次人才流動壁壘、STEM學科留學限制”等教育科技人才領域的政策變化，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領域的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機制，在保護國家利益基礎上，最大限度規避外部形勢變化對我相關事業的不利沖擊；又積極順應國內發展，針對“教育大國、科技大國、人力資源大國”到“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系統性躍升和質變現實，充分發揮市場在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兼以相應的資源投入效益評估，動態實施三者資源要素投入導向、投入模式和投入總量的優化調整。

2.做好區域之間協同：在空間布局層面統籌國家大局與區域發展

自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部署以來，北京、寧波、蘇州、成都、濟南等多個區域通過科技創新資源共建共享、建立人才互認互通機制、實施教育科技人才聯席會議制度等舉措，在打破三者一體化推進區域壁壘上發揮了重要作用[14]，但總體離三者一體化推進效能的應然發揮還有較大差距。因此，用系統思維引領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區域協同問題，本質上就是地方行政效率與區域集聚效應相統一的問題，不僅要考慮全國發展大局和整體利益，也要顧及區域差異和地方需求，只有二者并行不悖，方能實現全國教育科技人才系統的整體功能和效益最大化。

聚焦區域考慮整體，統籌兼顧全局功能和地方效益。在區域層面，重點破解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因片面追求本區域利益，從地方保護主義和本位主義思想出發，無序爭奪教育科技人才資源要素，封閉短效地設置相關資源要素跨區域流動壁壘，進而損害全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整體功能和效益最大化的問題；在國家層面，立足“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單位資源投入產出效益最優”等多元約束，充分考慮區域特點，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在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實踐尤其是改革的重點任務和發展目標上，分項細化區域政策尺度，探索差別化的區域政策，系統求解不同區域之間有主有次、有先有后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路徑。

打破行政區劃界線，深化不同區域間的資源協同共享。在區域一體化發展集群層面，摒棄“競爭—共享”對立思維，變“地域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為“受益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完善集群發展區域內的三者一體化推進省際會商，科學統籌三者發展資源要素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粵港澳、成渝等區域的共建共享；在集群發展內部，超越傳統省級行政區域架構，探索建立統一規劃、統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模式，并在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上，加強省際交界城市間協作、建立健全跨省城市政府間聯席會議制度。與此同時，在“非集群發展區域”與“集群發展區域”協作上，創新探索三者資源要素“逆向流動”的利益補償機制。

關照非重點區域，高效發揮重點區域的溢出效應。用好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粵港澳、成渝等相應發展集群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上的“溢出效應”，采用“組團式幫扶”“對口支援”“合作共建”等多種模式，反哺和扶持西北、西南、東北等邊疆區域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效能發揮；挖掘西部省區、東北老工業基地、邊疆省區的后發優勢和區位特色，借力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合作、中俄東北—遠東合作、圖們江地區開放合作、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等機制，打造邊疆區域教育科技人才資源共建共享聯合體，最大限度規避各省區三者資源要素爭奪的馬太效應。與此同時，還可考慮支持沿邊境地區利用國際合作平臺，積極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的國際區域合作。

3.做好部門之間協同：在運行機制層面強化職能部門的橫向融通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逐漸意識到政策協同的重要性，一些重要政策文件‘組合拳’通過多部門聯合決策聯合發文的方式加強協同，一些重要領域政策通過組建跨部門領導小組的方式協商統一多部門意見。”[15]但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作為一項新興部署，仍普遍存在典型的部門分割問題。因此，用系統思維引領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部門協同問題，歸根結底是作為核心圈層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主體部門有機聯動問題，“核心圈層整體”與“非核心圈層整體”的協作配合問題，以及“核心圈層內部各部門”與“非核心圈層內部各部門”的多維統籌問題，最終都需落腳到政策取向和政策實踐的一致性上。

針對核心圈層三部門的有機聯動。聚焦三者“三位一體聯結”，一方面，正確處理教育、科技、人才各自在三者有機聯結體中的關系，在把握教育在三者中基礎性主導作用、科技在三者中動力源助推作用、人才在三者中主體性紐帶作用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另一方面，立足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和三者一體化推進“交叉合作+獨立運行”的客觀實際，適時探索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分工+合作”的雙軌制，由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人才工作領導小組做好“三者交叉合作事項”的跨部門高位協作，由教育部、科技部、中央組織部等做好“三者獨立運行事項”的專責管理和具體實施。

針對“核心圈層整體”與“非核心圈層整體”的協作配合。聚焦“大教育科技人才觀”，一方面，跳出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體聯結系統，從中國式現代化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全局審視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和三者一體化推進事項，將三者體制機制改革全面融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十四項改革任務”之中加以實踐。另一方面，全面引入三者核心圈層以外的發改、編制、財政、人社、工信、外事、安全等部門，協作支撐教育綜合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和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更好統籌三者政策一體制定、事業一體謀劃、資源一體配置，最終實現三者一體化推進政策取向和政策實踐的一致性。在具體實踐事項上，積極探索三者一體化推進的跨部門、跨層級業務協同辦理機制。

針對“核心圈層內部各部門”與“非核心圈層內部各部門”的統籌協同。一方面，回歸教育、科技、人才三部門的教育自主發展、科技創新創造和人才培育集聚實踐，對標2035和2050年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要求，科學判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實然效能與應然效能差距，統籌做好三者體制機制一體化改革的“預期管理”；另一方面，回歸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難點堵點分析研判，明確制定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以及三者一體化推進的“多部門關聯事項清單”“多部門協作重點任務清單”“各職能部門具體任務清單”，在這一基礎上，體系化規制其他非核心圈層部門對“教育科技人才系統及其內部子系統部門”改革發展的精準協同舉措，確保三者體制機制改革具體事項上的多部門同向發力。

4.做好層級之間協同：在組織層級層面完善政策上下位銜接

“地方政府作為區域的一級機構，既是地區經濟活動的主體，負有發展本地區經濟的責任，又是局部利益的支配者，有著本區域所要追求的利益目標以及謀求地區發展的價值取向”[16]，這一現實的客觀存在，難免導致不同行政層級在三者體制機制改革上的決策分歧和實踐偏差。因此，用系統思維引領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層次間協同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處理好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省級行政區域）內部的相關行政層級之間，以及非同一領域的上下級部門之間的銜接配合問題，進而形成政令統一、行動一致、全國一盤棋的“教育科技人才”治理格局。

聚焦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協同。圍繞“國家所需”和“地方所能”，做好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央地協同。一方面，可考慮將“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工作納入國家有關部門，以及地方各級黨委的年度工作目標考核，分級制定《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工作目標責任制考核暫行辦法》，確保相關的國家頂層設計和政策部署能夠及時有效地傳導貫徹到基層一線和執行末端。另一方面，在全面提升地方政策理解度及執行能力基礎上，依托各級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領導小組（委員會）的年度會議及柔性工作機制，做好地方（含地方內部各行政層級）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的訴求回應，最終以“央地雙向賦能”來不斷優化國家層面的政策供給和資源投入。

聚焦地方內部相關行政層級的協同。各級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部門，以及三者領域的具體執行機構、一線工作部門、單位主體等，均應著眼自身在全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和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大局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務，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融入+服務”模式。具體來說，鄉鎮級單位在實施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舉措時，應充分考慮其對縣級層面三者一體改革整體部署的支撐作用；縣級部門在制定本轄區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政策時，需考慮與地市級和省級相關政策的一致性，并兼顧鄉鎮一線和基層單位的認識理解和落地落實；地市級和省級決策則應立足融合和服務國家戰略全局，確保不同行政層級上的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實踐，可最大限度地提升國家層面三者一體化推進的整體功能和效益。

聚焦非同一領域的上下級部門協調。在中央和地方均設有教育、科技、人才相關領導小組（委員會）的現實基礎上，可因地制宜探索建立跨部門層級的政策執行機制，確保政策執行不走樣變形。一方面，以不同部門層級之間的縱向溝通協作和聯席會議制度，確保三者體制機制改革信息的及時共享和堵點事項的共同商討，從而強化非同一領域上下級行政部門間的理解與配合。另一方面，制定三者一體化推進的跨部門層級協同工作指南，明確各部門不同層級機構在政策執行中的職責任務和配合方式，減少因理解偏差而產生執行不力問題。與此同時，可考慮引入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跨部門層級績效考核機制，將跨部門不同層級政策的執行效果納入各部門的績效考核范疇，倒逼各相關參與主體跨越行政層級、打破部門界線，共同服務三者一體化推進。

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

作為一種學理探討，我們粗淺地認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可謂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的全新表述，既有別于過去的“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論述[17]，也不同于“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表達[18]，既可算是直接脫胎于黨的二十大的專章部署，也可理解為深化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要求，更具有面向“十五五”乃至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19]的鮮明指向。但也正因如此，直接服務并深層賦能“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效能生成的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亦屬典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創新探索，既沒有適切的域外經驗可直接參照，也尚缺成熟的理論模式供移植借鑒。故此，在向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要三者一體推進效能過程中，除需做好前述四個維度的系統施策外，還需要切實考慮“三者體制機制改革的理論研究”與“三者體制機制改革的實踐推進”的良性互促問題。一方面，切實以不斷深化的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理論研究來服務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實踐推進。諸如：從理論上更好解構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難點堵點，更好評估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宏觀政策取向，更好探索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的區域特色作為等；更好細化教育部門、科技部門、人才部門在三者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中的實踐著力點，另一方面，聚焦三者體制機制改革理論研究的深化，探索三者體制機制改革的容錯機制，鼓勵創新發展和先行先試，進而在一段時期的試驗試點和優化改進后，形成更多可借鑒、可復制的經驗在更大范圍內推廣。諸如：在實踐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的深圳、在實踐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海南等地，率先開展“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領導小組”建設試點，或將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領導小組”的建設經驗，在更多區域予以因地制宜推行，或以超前的戰略布局，將相關事項一體納入國家整體的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框架，因勢實施系統謀劃等等。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J].求是，2024（16）.

[2][4][7]新華社.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

[3]新華社.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EB/OL].https://www.cac.gov.cn/2021-01/11/c_1611935131648260.htm.

[5]新華社.新華社受權全文播發《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EB/OL].https://www.cac.gov.cn/2025-10/28/c_1763423650521464.htm.

[6]新華社.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8][9]人民日報訊.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N].人民日報，2025-10-29（1）.

[1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吳易澤.系統治理 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 推動營商環境持續優化[N].人民日報，2023-10-11（9）.

[13]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J].求是，2013（22）.

[14]劉曉燕.G60科創走廊：區域人才發展共融的示范探索[J].中國人才，2023（5）.

[15]朱旭峰.在提高政策協同中促進高質量發展[N].人民日報，2025-3-12（9）.

[16]黃偉如.跨區劃公共經濟管理的理論與體制構建思考[J].理論月刊，2010（7）.

[17]新華社.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ddtab=true.

[18]新華社.習近平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緊緊圍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朝著建成教育強國戰略目標扎實邁進[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3522.htm.

[19]新華社.習近平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強調：適應形勢變化 把握戰略重點 科學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21971.htm.

[本文系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深圳路徑’研究”（SZ2024A006）終期成果]

【作者：段從宇 彭遠鴻，單位：深圳大學】

（原載2025年第21期《中國高等教育》）

作者：段從宇 彭遠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