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運河，如何織出長江黃金水網？

夜幕下，華燈初上，江蘇淮安里運河文化長廊流光溢彩。里運河是京杭大運河的重要河段，流經江蘇省淮安市、揚州市，自清江浦至瓜洲古渡入長江。圖源：視覺中國

長江，既是滋育萬物的母親河，也是中國腹地不可或缺的交通干線。在此基礎上，人們“挖渠通溝”、開鑿運河，組建四通八達的水網，將地理分隔的各區域緊密聯系在一起。可以說，運河開發之于長江流域的“一體化”進程以及文明演進不可或缺。同時，流域居民世代圍繞運河的努力也漸成傳統，賦予長江文化一抹獨特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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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渠通溝”應運而生

據陳橋驛先生考證，“運河”一詞最早見于《新唐書·五行志》，原是對人工運渠、天然河流的總稱。至于在此之前對“運河”的使用，則往往追求實用，都會兼具一些航運、灌溉、排水以及防御的功能。但從秦漢開始，伴隨水上交通蓬勃發展與大規模漕運興起，運河的運輸功能與交通價值也日益凸顯，人們對于“運河”的表述愈顯專業，使之漸漸成為人工運渠的特指。

商周之際，在交通需求的刺激下，更大規模、更復雜體系的運河水網開始得以建設。如洹河流域考古中新發現的“殷墟干渠”，就是一條連接洹河與殷墟遺址的大型溝渠。《周禮·地官》對大小溝渠的功用做出了明確劃分，這些溝渠系統在灌溉之余還形成了層級相連、“以達于畿”的水網布局，顯然也考慮到溝渠之上行船泛舟的客觀需要。對應之后的歷史發展來看，始自春秋戰國時代的運河開發和建設正是由此奠定基礎，并確立了未來運河的發展方向。

就長江流域而言，大量“挖渠通溝”、開發運河，既是先天優勢使然，亦是基于生存智慧的必然選擇。長江流域降水豐富，形成多水的生態環境，不僅塑造了長江沿線“以船為家，以楫為馬”的獨特水上生活模式，也極大刺激了水上交通的現實需要，促使人們不遺余力地投入水路建設與運河開發。

從交通發展角度來看，長江流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者，長江主泓自西向東行徑，無法解決南北航行問題。二者，流域地形復雜、地域廣闊，山河阻隔將上、中、下游分隔成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很難形成緊密的社會經濟聯系。三者，河流迂曲發育，天然水路總不盡如人意，拖累交通效率。運河則能彌補上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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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荊州小南海濕地，河道縱橫，水網密布。先天的多水環境決定了長江流域水上交通發展優勢，而運河開發則是人們對環境適應、改造家園以及資源利用所做出的積極回應。圖源：視覺中國

運河開發不僅可以有效調節水資源的時空分布，還能在航運、農業灌溉、防災減害等諸多領域發揮作用。運河提高了水上交通的效率，促進了商貿繁榮、文化交流，解決了沿線居民的生計問題，帶動港口碼頭、城鎮草市興起和手工業繁榮，使長江流域逐漸扭轉了“火耕水耨”的落后局面。可以說，運河開發對于長江流域的提升是全方位的。綜上所述，我們就理解了長江流域從古至今“挖渠通溝”的內在邏輯。而運河的開發也構成了長江流域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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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開發 源遠流長

長江流域的古代運河開發大致可分為區域性運河開發和大運河開發兩個階段。自東周至明清的兩千多年亦可稱作中國的“運河時代”，隋唐大運河的修建恰恰構成這一時代中前后兩個階段的分界線。在此進程中，長江流域居民們陸續開發和改造出江漢運河、江南運河、隋唐大運河以及京杭大運河等宏偉工程。

江漢運河位于荊州與潛江之間，是長江流域開鑿最早的運河之一。圖源：視覺中國

江漢運河又稱“揚水運河”“荊江運河”，春秋時由楚令尹孫叔敖主持開通。《史記·河渠書》載其“通渠漢水、云夢之野……此渠皆可行舟”。后世因其處江、漢之間，故名之。史念海、譚其驤等研究指出，楚國比吳國更早開鑿運河，“揚水，是溝通長江與漢水的一條人工運河”，“其工程的關鍵是在郢都附近，激沮、漳水作大澤”，使澤水連通江、漢與云夢澤。云夢澤是對江漢平原上的古湖泊群統稱，北至漢水，南臨長江。

張修桂認為，長江原是自荊江三角洲分出夏水和涌水匯入云夢澤西部，但隨著泥沙淤積、上游分水頂點增高，夏、涌二水逐漸變成冬竭夏流的季節性分洪道。《皇覽》語“孫叔敖激沮水作云夢大澤之池”，即指明是人為調控水位，使江、漢主泓與云夢澤長期連成一片水澤，方便通船，此為江漢運河前身。之后，楚人增修河道、深挖溝渠（如章華臺運瀆、子胥瀆等），最終形成以揚水南通夏水、東連漢江、夏水，西接長江的三百里人工運河。原先，楚人南北交通只能“沿漢泝江”，如子西入郢就多走了1200多里水路。江漢運河的開通使水路“裁彎取直”，明顯提高了南北交通效率。楚莊王也因此加快了進軍中原的步伐，以邲之戰的獲勝直接奠定“春秋五霸”的地位。秦設南郡后，繼續經營這條水道，稱其“章渠”“長利渠”，記入《水陸里程簡冊》。西晉滅吳后，杜預于荊州重開揚夏水道，沿用楚、秦運河舊跡，改善南北交通。這些都充分證實了江漢運河的重要作用與交通價值。

蘇州平門屹立于古城正北，護城河波光粼粼。春秋時期，吳古故水道便由此出發，蜿蜒延展，入長江，通廣陵（今揚州西北蜀崗）。圖源：視覺中國 圖源：視覺中國

邗溝為今淮揚運河前身，歷代又稱“韓江”“中瀆水”“山陽瀆”“里運河”，春秋末年吳王夫差下令修建，自今江蘇揚州北抵淮安，連接江、淮兩大水系。《左傳》載，吳王夫差為北上進取中原，打通江、淮水路，于魯哀公九年（前486）“城邗，溝通江淮”。關于邗溝行徑，《漢書·地理志》初說“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杜預后來為《左傳》作注補充：“（吳人）于邗江筑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水經注》中進一步載述邗溝的線路“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粱湖”，之后“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可見邗溝也是充分利用江、淮之間的天然水系和湖泊加以連綴，同樣存在河湖不分、路途繞遠的問題。是故，唐宋以后的人們開始沿途修堤設堰、疏鑿新河，使其行徑漸向東移，與諸湖分離，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里運河。

吳、越之地因地勢低平、淺水廣布，早已實現“通渠三江、五湖”的水網布設。 制圖：祝昊天 卜洪權

吳、越之地因地勢低平、淺水廣布，早已實現“通渠三江、五湖”的水網布設，留下大量溝、渠、塘、浦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古江南河和江南運河。按嵇果煌對《越絕書·吳地傳》的考證，吳國腹地內有一條“吳古故水道”，從平門（蘇州北門）出發，經郭池、巢湖（漕湖，今蠡湖）、歷地（蠡地）、梅亭（古梅里，今無錫東南梅村鎮）、楊湖（陽湖，今無錫、常州之間）、漁浦（今江陰市西利港）入長江，達廣陵（今揚州市西北蜀崗）。可見該水路自太湖以東向西北延展，東段與太伯瀆行徑重疊，很可能是利用舊水道串聯姑蘇與延陵之間的吳國腹地；而長江北岸的“廣陵”有專門興修的邗城、邗溝，說明“吳古故水道”的開通與吳王夫差北上中原的計劃緊密相關。

蘇南當地一直有觀點認為“吳古故水道”就是在太伯瀆基礎上延伸所形成的江南水通道，是最早版本的“江南運河”。如是，按吳人行船由南向北的次序，古江南河的貫通時間應早于魯哀公九年，“吳古故水道”接入長江實乃吳國開辟北上水路的第一階段工程；邗溝則是連江濟淮的第二階段工程，將水路進一步向北推移至淮、泗流域；再后，吳人新開菏水運河貫通泗水、濟水，轉接黃河水路，當屬第三階段工程。越國滅吳后，繼續經營江浙水網建設，除改善既有人工運河外，還增開從姑蘇行至吳淞江的通江陵道，稱“越來溪”，意為越人統治后開鑿的水道。至此，江南運河幾大河段的前身均已初具輪廓：包括北段的古江南河（起自今江蘇蘇州，途經無錫，于江陰西北入長江）、中段的“通江南陵”（起自今蘇州姑蘇區，止于吳江區）、南段的百尺瀆（起自今浙江嘉興以北，于杭州入錢塘江）。秦統一后，為始皇巡游所需，改造徒陽、丹徒之間的水道，并向南修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終于使得一條連貫整個江南的運河形成。

2019年6月，廣西桂林興安縣湘漓鎮打漁村的龍船隊員在靈渠鏵嘴寬闊的水面上“扒龍船”。圖源：視覺中國

除江漢運河，《史記·河渠書》中還提到楚人曾在東方的江、淮之間開鑿過一條“鴻溝”，今人反復考證，最終確定所指是施肥水道。有觀點認為，春秋時期尚未開辟沿江東西往來的航道，所以無論“楚子為舟師以伐吳”還是后來的吳師伐楚入郢，都只能繞道走淮水一線。作為連江濟淮的關鍵環節，施肥水道自然成了吳楚交通的必經之途。古語“歸異出同曰肥”，施、肥二水同源異流，且汛期會“施合于肥”，古人利用自然規律，在季節性水道上加以人工挖渠、改造，形成巢肥運河。《水經注》中曾詳述肥水入淮、施水入（巢）湖的施肥水道以及（巢）湖入江的濡須水道，恰可連成一條南北向水路。參照已有材料可見，巢肥運河的開發應在戰國中期以后。楚自白起破郢之后徙都壽春，開始重點經營淮南地區，促成江、淮之間商旅往來不斷；兩漢時期，“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水道使用相當頻繁；迤至東漢末年，曹操“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等待“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孫吳屢屢北上與之爭奪合肥，都說明這條運河水路的交通大動脈地位。是故，有觀點認為施肥水道連江濟淮的重要性一度遠勝邗溝。

靈渠又稱“陡河”“興安運河”“湘桂運河”，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興安縣境內，連接長江、珠江水系。戰國秦漢時期，長江以南的丘陵山地分布著眾多越人部落。秦朝滅六國后繼續南征，越過五嶺，深入嶺南地區。但遭遇越人抵抗，戰事僵持，靈渠在此背景下開始修建，打通了秦軍南下最關鍵的一條補給線。《水經·漓水注》記載，靈渠所在的興安一帶正是湘江上源海洋河與漓江上源大溶江的相近處，距離不過二、三里遠。所以，只需稍加打通分水嶺，就能連接起長江、珠江兩大水系。

靈渠連接長江、珠江水系，修建于秦漢時期，其主體由鏵堤、天平、渠道、秦堤和陡門等部分組成，是一套完整的水道工程體系。 制圖：祝昊天 卜洪權

從新見出土文獻可知，秦是在“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的同時，又“使監祿鑿渠運糧”，其時間節點應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前后。經歷代建設，靈渠主體由鏵堤、天平、渠道、秦堤和陡門等部分組成，是一個完整的水道工程體系。靈渠在兩漢時期已發展成連接嶺南與內地往來的重要通道。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分兵五路征伐南越，其中有兩路“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柢蒼梧”，最終與其他三路“咸會番禺”。《桂州重修靈渠記》亦提到東漢名將馬援于建武十八年（42）南下交趾平叛時使用靈渠一線補給，“導三江，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兩漢以后，隨著長江流域與嶺南地區的交流日漸增多，以靈渠連接的湘桂走廊漸成繁忙商路，極大促進了兩地經濟繁榮與文化交融。唐、宋、元、明、清歷代更是修繕不斷，使靈渠延續至今仍能使用。

隋唐以后，隨著中國經濟重心東移南遷，歷代大一統王朝愈發倚重長江流域的錢糧、貢賦支撐，南漕北運日益成為國家經濟運轉的關鍵所在。在此背景下，更大規模、更長距離的運河開始出現，長江流域步入“運河時代”的第二個發展階段，運河開發邁向一個全新高度，也促成了貫通南北的大運河正式誕生。

隋唐大運河當是第一個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超級工程。隋唐建都關中后，需從關東調糧漕運京師。隋文帝時，就曾重修漢代漕渠舊跡、重開山陽瀆（古邗溝），嘗試打通運漕線路。隋煬帝繼位后，為了加強對河北、江南諸地的控制，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動用百萬民工、耗時數年之久，開始修建大運河。在前代基礎上，隋朝又相繼疏鑿通濟渠（唐宋時稱汴水、汴河，連接河、淮水系）、山陽瀆（故邗溝，連接江、淮水系）、永濟渠（故河北地區開發的諸運河，連接今洛陽與北京一線）、江南運河（故江南地區開發的諸運河，連接今揚州與杭州一線）。至此，一條以洛陽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及余杭（今浙江杭州）的南北交通大干線正式形成，“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大運河上“運漕商旅，往來不絕”。

南宋以后，元、明、清三大一統王朝相繼定都北京，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改道，裁彎取直，形成新的京杭大運河。元朝新開鑿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等重要河段，使運河可從杭州直達北京，大大縮短航程。明、清兩代繼續使用和維護大運河，開挖了更遠、更寬的人工河道，興造船閘、堤壩等水利輔助設施，還圍繞運河、漕運發展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歷經三朝修治的京杭大運河最終形成了總長約1794公里的水上交通干線。其南端始自杭州，經江南運河、里運河、中運河、魯運河、南運河、北運河、通惠河諸河段北上，過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天津等地，最終抵達北京。這一承繼隋唐，源起邗溝、古江南河的大運河不僅有效解決了北方政治中心的糧食供應問題，還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極大推動了沿線地區（尤其長江下游）的交流往來、商品經濟發展以及市鎮興起，堪稱中國南北交流、國家經濟運轉發展的重要紐帶，也標志著中國古代運河開發與漕運規模達到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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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文化 繼往開來

及至今日，長江流域的運河開發仍在繼續。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運河開發與水利建設工作。21世紀以后，長江流域的運河與水利建設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與時代價值。

如南水北調工程，就有效緩解了北方地區缺水問題，實現南北水資源的平衡調配。“南水北調”概念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經過數十年規劃和論證，確定了西、中、東三條線路。2002年12月27日，工程正式開工，東線和中線分別于2013年和2014年通水。東線工程以江蘇省現有的江水北調工程為基礎擴建，引長江干流之水，利用京杭大運河及平行河道逐級提水北送，連接洪澤湖等湖泊，分兩路輸水：一路向北穿過黃河；另一路向東輸水到煙臺、威海。中線工程從丹江口水庫調水，經河南陶岔渠首閘出水，沿唐白河流域西側過長江流域與淮河流域的分水嶺方城埡口后，在鄭州以西孤柏嘴處穿過黃河，沿京廣鐵路西側北上，基本自流到北京、天津。東、中線一期工程的干線總長2899公里，沿途六省市一級配套支渠約2700公里。

截至2024年9月，工程累計調水752億立方米，不僅使沿途七省市40多座大中城市、1.85億人受益，還顯著改善多地城市供水與生態環境。南水北調工程利國利民，堪稱人類史上的水利壯舉，更是承載國家發展戰略、關乎區域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多重使命的生命線，充分展示當代中國水利科技等多方面的實力和成就。

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位于揚州市廣陵區運河三灣風景區內，以豐富的展品和先進的展示技術，全景展示了中國大運河的歷史面貌與文化價值，是向世界講好中國運河故事的重要窗口。圖源：視覺中國

大運河的申遺為古運河的保護利用指明了方向。2014年6月22日，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在內的三大部分十段河道共同組成的“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運河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亦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生動見證。大運河沿線眾多商貿城鎮、港口碼頭、水利設施等，展現了中國古代高超的建筑技術與治水、用水能力，記錄著中國古代的漕運繁榮、文化交流以及社會變遷，為研究中華文明演進提供了珍貴材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是十分寶貴的文化遺產。”申遺的成功提升了大運河的國際知名度，也給沿線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如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就讓古老的大運河成為地方經濟新增長點。許多地方因此開始重視對大運河歷史風貌和生態環境修復，如2022年發起的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補水行動，使斷流百年有余的京杭大運河再次全線通水，極大改善了運河水質與生態環境。

此外，大運河文化帶、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也創造了豐富的文化體驗空間，一大批運河主題的博物館、藝術中心、大劇院拔地而起，既提升城市文化品質與精神生活質量，也彰顯著中國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方面的決心與智慧。在國際領域，大運河持續吸引世界關注，促成諸多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如揚州舉辦的世界運河城市論壇，就為全球運河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互鑒平臺，對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具有積極意義。

2025年4月，湖北荊州引江濟漢工程干渠內，長江水奔涌匯入漢江，為春耕春播關鍵期提供“及時水”。2014年開鑿的引江濟漢工程旨在解決漢江下游的水資源補給問題，優化江漢平原航道網絡。圖源：視覺中國

今天，水路交通仍是人類最常用的大規模、長距離運輸方式，長江流域興修運河的歷史傳統也依然在延續。一批新的人工運河已嶄露頭角。2014 年開鑿的引江濟漢工程亦稱“江漢運河”，旨在解決漢江下游的水資源補給問題，優化江漢平原航道網絡。工程設計巧妙融入通航功能，引水渠道按照限制性III級航道標準建設，可供1000噸級船舶順暢通行。運河全長67.23公里，從荊州市李埠鎮龍洲垸至潛江市高石碑鎮漢江興隆段，年均輸水31億立方米。這一創舉不僅極大縮短了船舶在兩江間的航行時間，更在江漢平原上勾勒出一條內連武漢城市圈的千噸級黃金航道圈，為區域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繼江漢運河后，荊漢運河也將橫空出世。針對荊江九曲帶來的困境，荊漢運河項目旨在優化荊江河段的航行條件，激發長江黃金水道潛力。按規劃設計，該運河將連接松滋市松滋口與武漢市東荊河口，顯著減少東西運輸的時間和成本。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今天的引江濟漢工程，還是未來的荊漢運河工程，都與過去開鑿于荊楚大地上的江漢運河產生某種巧合式的歷史交集。誠如晏昌貴在《秦簡牘地理研究》一書中指出，引江濟漢工程的行徑與秦簡記載的“章渠水道”頗為相似，甚至有部分河段重合。而荊漢運河“裁彎取直”、提升通航條件、縮短水路的設計理念，恰與興修江漢運河的楚人暗合。新舊運河的歷史交匯，既是歷史的繼承，亦是傳統的弘揚，兩者共同勾勒出一部跨越2000多年的荊楚運河開發畫卷。

從江漢運河到京杭大運河，再到南水北調工程、引江濟漢工程，以及規劃中的荊漢運河，中國運河開發的脈絡清晰可見。古往今來，運河開發與功能使用始終都與現實需要、國家發展緊密相關。古代運河不僅是連接南北、溝通東西的通道，更是維護國家統一與穩定的紐帶。運河的開發使長江流域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水利傳統與運河文化。今天，運河價值的呈現形式更多樣化，南水北調工程、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都讓我們重新認識古老的運河，也相信還會出現更多新的運河，繼續書寫長江流域“掘河為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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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河流地理與水文化

責編：王芳麗

美編：李彥霖

校對：段海英

審核：王旭輝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5年第6期 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