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一場黨內招待會內,鑲金邊的吊燈將大廳照耀得亮堂堂。朱可夫端著一杯格魯吉亞紅酒聆聽當地書記夸贊烏拉爾機床廠的產量,眼角瞥見一個熟面孔——被官方報道稱作“十月革命英雄”的老兵彼得·耶爾馬可夫搓著手走來。那家伙伸出布滿老繭的右手的時候,朱可夫將酒杯換到右手,讓那只等著握住的手懸于半空,說道“抱歉,我不和劊子手握手”,聲音并不響亮,周圍五六個人便即刻僵住了,耶爾馬可夫的臉立馬慘白得如同被抽干了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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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頗為諷刺,耶爾馬可夫是本地名人,學校課本里書寫著他“親手終結羅曼諾夫王朝的黑暗”,紀念館展柜中放置著他當年使用的毛瑟槍且標注著“處決尼古拉二世的武器”。而朱可夫卻偏要戳破此事,他后來對副官說道“革命不是讓地下室淌血,是讓嬰兒有牛奶喝”,這話雖然好似口號,但是聯系他親眼目睹的——1945年攻克柏林時嚴令禁止士兵侮辱德國婦孺并且槍斃兩個搶劫的紅軍——就可知其有分量。畢竟這位貧農出身、小時候給地主放牛挨鞭子的元帥,明白暴力得有底線。
我認為朱可夫憤怒是因為歷史被簡化。沙皇一家被處決的真相于1956年才逐漸顯現,行刑隊飲用伏特加壯膽,開槍時子彈亂飛,墻壁濺滿血點且動用硫酸毀尸,而官方長期僅稱“依法處決”,像耶爾馬可夫這樣的執行者還被推崇為英雄,仿佛血腥是革命必要的代價。朱可夫在二戰中見過眾多死亡,他知道無論以多么崇高的名義,對婦孺的屠殺都會玷污勝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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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是朱可夫對于權力濫用的警惕,斯大林那個時候他親眼目睹好多“英雄”一下子變為“叛徒”,1937年圖切夫斯基元帥被處決時的罪名也是“人民敵人”而且朱可夫差點受到牽連,所以面對耶爾馬可夫這類被官方打造的“完美符號”他本能地就產生抗拒,他跟作家愛倫堡聊天時感慨有些人將革命當作生意來做,依靠別人的鮮血換取勛章,這話沒有明確指出姓名但意思很清晰
晚年的耶爾馬可夫自身狀況也不佳,檔案記載他此后酗酒嚴重,還常向家人叫嚷“你們可知葉卡捷琳堡那個地下室有多冷不”。這一創傷與朱可夫在柏林見到希特勒尸體時的沉默實則源于同一根源,因為二者都清楚暴力一旦越界便會反噬執行者,只是朱可夫選擇了直面,耶爾馬可夫試圖依靠榮譽來進行掩蓋罷了
歷史有著奇妙之處,朱可夫逝世后官方悼詞未提及他“不和劊子手握手”之事,卻大談他俘虜德軍元帥的榮耀。而民間記憶更為長久,至今烏拉爾老礦工那里仍流傳著“朱可夫元帥寧可不握手,也不讓良心蒙灰”的事跡,由此可見群眾心中有著評判的標準
黃昏時分,莫斯科勝利公園內朱可夫騎馬銅像的底座時常被游客放上鮮花,偶爾有老人指著雕像言說他拒絕的不只是一只手,而是一個時代的野蠻;幾公里外耶爾馬可夫那斑駁的墓碑上僅有那么幾行字記載著生平,這對比或許便是歷史最為公正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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