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首見！陜西出土鎏金銅辟邪紐套印

來源：西安發布

2020年，為配合基本建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陜西省西安市灞橋區新筑街道黃鄧村清理了一批東漢墓[1]，其中M35出土一件鎏金銅辟邪紐套印，印臺四面陰刻有建筑、人物、動物圖案，為全國首見，對研究東漢時期的喪葬用印、璽印制度有重要價值。現將此印介紹如下，并對辟邪紐印章的年代及其蘊含的漢代喪葬觀念略作研究。

一、印章形制

這件辟邪紐套印所在的東漢墓M35，系長斜坡墓道磚室墓，坐西朝東，總長11.78米，墓內出土各類器物共38件（組），套印出土于墓室北部。此印為銅質，器表鎏金，母印與子印均為辟邪紐，組合整體呈大辟邪環抱小辟邪之姿，兩辟邪皆作扭身側首仰天長嘯狀。印臺為長方體，四面陰線刻有圖案（具體描述詳見后文）。印面近方形，印文為篆體陽文“王俊之印”四字，印文深峻，鑄造而成。印面邊長2～2.1、印臺高1.2、通高3.2厘米（封面；封二∶1～4；圖一、二）。

封二 西安黃鄧東漢墓（M35）出土鎏金銅辟邪紐套扣

圖一 黃鄧M35出土鎏金銅辟邪紐套印印面

圖二 黃鄧M35出土鎏金銅辟邪紐套印（原大）

二、辟邪紐印章的年代

辟邪紐印章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單體印，另一類是套印。前者流行于西漢末至新莽時期，器形相對較小；后者至東漢時出現，體積因套印所需而有所增大。由于以往考古出土的標準器數量較少，學界對辟邪紐套印的年代判斷存在一定分歧，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東漢晚期出現，流行于魏晉時期[2]；另一種認為主要集中于東漢晚期[3]。筆者搜集了我國目前已公開發表且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辟邪紐印章（表一），重新討論其年代問題。

表一 考古出土辟邪紐印章統計表

迄今考古出土的辟邪紐印章年代最早的為西漢中期，西漢末至新莽時期數量漸增，形制均為單體印，而套印則均屬東漢時物，流行于東漢中晚期，至魏晉時期基本消亡（圖三）。目前看來，以往印學界認為辟邪紐套印流行于魏晉時期并無考古材料支撐。辟邪紐單體印的印面邊長約1.3厘米，印章通高在2厘米以內，紐式精巧，印文多為陰刻而成，專稱多用“私印”。套印母印印面邊長1.8～3.4厘米不等，印臺略增高，完整套印由母印、子印或母印、子印、孫印組合而成，多為一大一小兩辟邪，母印辟邪或作前仰呼嘯狀或側首昂揚頭身呈S形，印文改為以陽文鑄造為主，專稱多用“之印”“印信”。西安黃鄧M35系東漢中晚期墓[4]，出土的套印“王俊之印”，形制和內容均符合東漢中晚期辟邪紐套印的特點。目前考古所見辟邪紐套印大部分僅存母印或子印，“王俊之印”印體形制完整，其印紐及印文風格可作為標準器，為該類印章的斷代增添物證。

圖三 兩漢時期的辟邪紐印章

1.湖南長沙袁家嶺M23出土　2.江蘇揚州市郊M5出土　3.陜西西安圖書館M8出土　4.河北陽原西城南關M1出土　5.安徽亳州馬園村M2出土

三、辟邪紐印章與漢代的喪葬觀念

“辟邪”紐印章多屬私印，考古出土印文為公印的辟邪紐印章，僅見有一枚“巴郡守丞”印，該印出土于貴州興仁交樂M14，系東漢中晚期墓[5]。“巴郡守丞”印為辟邪紐套印，鎏金銅質，印面邊長2.1厘米，印高3厘米，印文鑿刻“巴郡守丞”，未見子印，母印印臺四周以極細的線條陰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兩漢時期，公印的使用已嚴格規定至紐式，“諸侯王印，黃金橐駝紐……列侯黃金印，龜紐……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紐……御史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6]。“巴郡守丞”印為辟邪紐子母印，與這一時期實用公印制度不符，其印文雖具有公印屬性，但實質應是為彰顯墓主身份的隨葬印。

縱觀兩漢時期辟邪紐印章的演變，雖然尺寸（印面由小變大）、紐式（由單體印變為套印）有差別，但印紐的題材并未發生轉變，表現的都是一種有翼神獸。單從印紐的造型來看，其亦虎亦獅，與漢代以來陵園神道兩側的“翼獸”極為相類，這種“翼獸”也被稱為“辟邪”“天祿”“麒麟”，其本身帶有辟邪除兇、天降富祿的含義。

辟邪紐印章的制作殊為不易，辟邪鱗甲、須發等細節的刻畫極盡精巧，東漢時期流行的兩套印、三套印更可謂窮工極態，體現了這一時期微型青銅器鑄造極高的工藝水準，因而辟邪紐印絕非常人所能擁有。在墓葬中，辟邪紐印多發現于人骨腰側，是墓主貼身隨葬之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對此類印章的認識還有更進一步的可能。

王煜在討論漢墓中“虎食鬼魅”畫像時認為，這類圖像是墓葬大儺的延伸，即漢代人認為地下有食死者肝腦的鬼魅，下葬時要請方相氏進行“大儺儀式”，下葬后這類鬼魅懼怕獅虎，所以漢代墓葬中常出現翼虎食鬼魅的圖像，意在保護死者在地下世界的安寧[7]。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載：“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毆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側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8]因此，楊寬、王煜等學者也認為“虎食鬼魅”這類畫像與陵前翼獸的意義是相同的，都是保護墓主的尸體和靈魂不受地下鬼魅的侵害，進而護衛和承載死者升往仙境[9]。

筆者贊同上述觀點，自兩漢至魏晉南北朝盛行的虎形翼獸的圖像或雕塑是這一時期喪葬觀念的反映，它們被賦予辟邪除兇的功用。印章的體量很小，只能算作“微型”隨葬器物。筆者注意到，置于墓主腰側附近的還有一類“寶玉石微雕”器物。兩漢時期，微雕器物的蹤跡幾乎遍布整個漢朝疆域，它們一般成組發現，材質包括玉、綠松石、青金石、水晶、瑪瑙、琉璃、石榴石、琥珀、煤精等（圖四）[10]，表現題材有人物、動植物與神靈異獸、兵器、寶瓶（壺）、連勝等。西漢史游編纂的《急就章》載有“系臂瑯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甕。玉玦環佩靡從容，射鬾辟邪除群兇”，孫機先生引上述文獻用來說明漢墓所出琥珀小獸為簡化的辟邪，應是系臂之物[11]。左駿進一步認為用“瑯玕”“琥珀”“碧珠璣”“玫瑰”這些寶石雕琢成龍、神獸（射鬾、辟邪）或小壺（甕）的形狀，串系在手臂上，就能消災辟邪[12]。此類成組的器物中多見綠松石、青金石、琥珀、水晶微雕而成的虎形靈獸，甚至也有琥珀、瑪瑙、煤精、綠松石材質的印章。有學者統計了考古出土的琥珀印，指出琥珀印多與金銀、水晶、瑪瑙、琉璃等珠飾同出，其中琥珀印的紐式也不乏虎形異獸的造型[13]。另外，在巴蜀、陜西、湖南一帶的墓葬中，常見虎類題材的圖形印出土，其中亦有較多虎食異獸、虎食精魅的圖案[14]。《風俗通義》云：“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15]因此，無論是各類寶石微雕的虎形靈獸，還是印章中與虎相關的紐式造型或印面題材，可以說都帶有辟邪消災的特性。

圖四 陜西咸陽西漢晚期君惠墓出土微雕串飾

西安黃鄧M35出土的這件辟邪紐套印，紐式為一大一小兩只辟邪，較為特殊的是其印臺四面分別陰刻有四幅圖像：第一面，左右刻闕樓，為兩層單檐闕，雙闕間刻有一人物，人物下方刻有兩道云紋；第二面，刻有人物與靈鹿，人物穿交領袍服，腰間系帶，靈鹿昂首翹蹄，頭有角，胸側有雙翼，人物與靈鹿間有系帶連接；第三面，刻有二羽人，左側羽人席坐于地，右側羽人呈跪姿拜謁狀；第四面，刻有二羽人，皆身穿交領袍服，腰間系帶，似作交談狀。

雙闕是漢代較為重要的一類圖像，部分雙闕附近有“天門”的題刻（圖五）[16]，因此這部分雙闕被推測與漢代升仙信仰有緊密聯系。上文提到，西安黃鄧M35辟邪紐套印第一面圖案陰刻有雙闕，其余三面表現的內容幾乎都與仙人有關。綜合來看，此雙闕應當與天門關系密切，但雙闕間的人物形象比較難以解釋。此陰刻的人物形象有別于以往漢畫中雙闕間的門吏、士兵等，更接近西王母的姿態。由于畫面刻劃簡單，缺乏日、月、鳳鳥、蟾蜍、龍、虎、連勝等元素，單從第一面圖像來看，很難確認雙闕間人物形象的身份，但其余幾面有仙人引鹿（路）、羽人拜謁、羽人晤對的內容，應是表達墓主期盼死后升仙的場景。同時，王煜認為漢代昆侖山、天門、西王母間聯系緊密，昆侖山是仙界承載之物，天門是昆侖山升天成仙的入口，西王母掌握不死藥與仙籍，是取得升天成仙資格的關鍵，三者共同構成了升仙的信仰體系[17]。這樣就可以理解西安黃鄧M35辟邪紐套印印臺四面的圖案，其展現的正是墓主對于死后登天門、拜見西王母，繼而羽化成仙，于仙界暢游的美好愿景。

圖五 四川簡陽鬼頭山崖墓3號石棺側板畫像拓片

西安黃鄧M35出土的辟邪紐套印可謂“一體兩用”，辟邪紐式可保墓主尸身不受鬼魅侵擾，印臺四面的陰刻圖案又象征了墓主尸解成仙的場景，“打鬼辟邪”與“升仙”兩種觀念被融合在這件微型隨葬器物之中，不由聯想到漢代墓葬出土的微雕組飾中也常常發現連勝、蟾蜍造型的飾件，毫無疑問也是這一時期西王母題材盛行的結果。漢代中小型墓葬中，受制于墓主身份地位、家族財力等因素，無法像高等級墓葬一樣使用畫像石、畫像磚，或繪制墓室壁畫及營建陵前石雕等，但通過印章、微雕組飾這一類微型隨葬器物，亦可窺見此時在墓葬的細微之處，“辟邪”“升仙”的信仰觀念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

附記：本文寫作得到南京大學周曉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龍國及南京博物院左駿的幫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