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就預測稱,賴清德對總預算卡關有恃無恐,是因為2026將開始濫用司法手段"大抓人"。
一方面通過各類案件抓走藍白陣營的“民代”,另一方面借民進黨權力機構推動"綠白合",甚至將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列為重點打擊對象,以此逼迫民眾黨“歸順”民進黨,進而奪取在“立法機構”的多數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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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清算并不是從街頭開始,而是從法庭落槌的那一刻正式啟動,最先被推上被告席的,往往不是握有實權的人,而是那些敢把話說出口的人。
張存逢、黃德榮被直接扣上“受國臺辦指示介入選舉”的政治標簽,判刑四年半、褫奪公權兩年,程序走得很完整,理由寫得很漂亮,但核心邏輯只有一個:誰越界說話,誰就要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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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高安國的處境更讓人不寒而栗,一位高齡老人,被長時間隔離羈押,身體出問題卻無法就醫,家屬探視被層層擋回,所有決定都躲在“國安審查”這四個字后面,這種處理方式,與其說是在維護秩序,不如說是在制造恐懼。
司法不急著定罪,卻牢牢控制住行動空間,目的并不隱晦:不讓你發聲,不讓你自由行動,也不讓你在關鍵時刻成為變量。所謂依法辦理,更像是一種精細化管理,把政治風險提前消化掉。
蔡正元的判決則徹底撕掉了遮羞布,“業務侵占罪”本身并不新鮮,但證據模糊、論證跳躍,卻依舊能得出明確刑期,這已經不是個案判斷,而是態度表態。
舊藍營的政治資源正在被系統性清理,誰曾經站過對立面,誰就可能被翻舊賬,難怪島內有人直言,如今的法院越來越像行政體系的一部分,判決不再只是法律結論,而是政治立場的延伸。
當司法開始承擔政治功能,威權就不會只停留在法庭內,而是順勢蔓延到生活的各個角落,劉世芳上任后推動修法,目標并不復雜,就是重新定義“正常往來”的邊界。
陸配錢麗被注銷戶籍,理由簡單到近乎粗暴,“常回大陸”,這個標準沒有量化,也不需要說明,只要被認定為“不夠安全”,個人權利就可以被直接剝離,這類操作并非零星事件,而是形成了一套可復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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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警惕的是重罪的濫用,參與論壇、進行交流,本應是再普通不過的社會行為,卻能被套上“內亂”的帽子送進司法程序。
這種指控的威懾力并不在于是否判刑,而在于足以讓多數人選擇沉默,一旦普通人開始反復計算“這樣做會不會出事”,社會的自我審查就已經完成了一半。
教育與學術同樣未能幸免,課程內容被不斷壓縮、重排,歷史不再是理解過去的工具,而成了塑造立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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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交流被叫停,理由始終圍繞“防滲透”,卻回避一個基本問題:如果連知識流動都被視為風險,那么被切斷的并不只是對外聯系,而是整個社會的認知能力。
大陸點名制裁相關官員,本質上是一種對等回應,釋放的信號也很清楚,推動切割的人,必須承擔后果。
民進黨的算盤并不復雜,用司法制造壓力,用壓力制造分裂,藍白之間只要出現猶豫和顧慮,這場博弈就已經贏了一半。
確實,有人開始擔心行程、擔心標簽、擔心被點名,這正是綠營希望看到的效果,但這種恐懼并沒有無限擴散,很快就遇到了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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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判斷并不復雜,卻切中現實,多數人關心的是生活穩定、經濟前景,而不是不斷升級的對立敘事,回避交流并不會換來安全感,只會讓政治判斷越來越失真。
黃國昌的轉向同樣耐人尋味。從高分貝動員到強調務實,這不是立場突變,而是對民意變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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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結構已經發生改變,年輕人要的是工作、收入和未來空間,而不是長期緊繃的情緒動員。
在這樣的背景下,藍白開始嘗試協調資源、共享數據、聯合行動,并非理想主義,而是現實選擇。
地方組織和年輕選票一旦形成互補,選舉版圖勢必重畫。對民進黨來說,真正的挑戰或許不是某一個人,而是這股正在成形的合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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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得越狠,越說明心里沒底,把司法當工具、把民主當擋箭牌,短時間或許能嚇住人,卻堵不住越來越多的疑問和不滿。
老百姓不是看不懂,只是一直在忍,等大家開始認真算賬,想清楚誰得利、誰買單,很多說法自然就站不住了,兩岸交流的意愿也不是幾道禁令就能壓下去,路走偏了,遲早要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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