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職冰河期”如何改寫被系統拋棄的一代人的命運

一、從“安靜的失敗者”說起

曾經，日本媒體用“就職冰河期世代”，形容大致197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批人，他們許多有大學學歷，90年代中期畢業，卻從未成為“正式社員”；他們的青春恰好撞上經濟泡沫崩塌，畢業就是冬天的開始。

在日本的官方敘事里，這些找不到穩定工作的年輕人，要么是“不夠努力”、不懂“忍耐”的問題青年，要么是追逐夢想的“自由一族”。

但在便利店夜班的收銀臺、縣城工廠的流水線、網吧的狹窄隔間里，另一個事實慢慢浮出水面，日本在維持表面安定的過程中，悄悄犧牲了一整代人的生活軌跡。

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就職冰河期是怎樣形成的

要理解他們這代人發生了什么，得先回到泡沫破裂的年代。

90年代以前，日本的“日本式經營”有三大支柱：終身雇傭、年功序列、企業內工會，企業通過統一的“新卒一括招聘”，把大學生、高中生成批招進來，從青年培養到退休，換取的是忠誠與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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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泡沫崩盤后，企業負債累累，銀行壞賬成堆，宏觀經濟長期低迷；在成本重壓下，企業做了一個看似“合理”的選擇：

對老員工：“終身雇傭”盡量不動，裁員會付出巨大社會成本和輿論代價；

對新畢業生：直接縮減甚至凍結正式招聘，把風險轉嫁給還沒進入公司的人。

于是出現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就業雙軌制。”

昭和時代留下來的“正式社員”，享受穩定工資、獎金和充足的退休金；留給90年代中后期之后畢業則是大量只能在合同工、派遣工、兼職間輾轉的“非正規雇傭”。

從宏觀指標看，當時的日本失業率并沒有像歐美那樣飆升到兩位數，看上去“社會穩定”；但對剛畢業的年輕人來說，“畢業＝進入穩定正社員”的舊規則被悄悄廢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寫在法律里的、卻十分堅固的二等公民身份。

三、勞務派遣工的閘門

進入21世紀后，一個關鍵的法律變化，讓這代人真正掉進了“冰河”。

2004年，日本對《勞動者派遣法》進行了大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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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向制造業派遣臨時工；

延長派遣合同的最長期限；

對派遣業務的準入門檻繼續放寬。

這些條文在文件里顯得很技術性，但它們的現實意義卻很直白，大企業可以放心地用派遣工來替代正式員工，而不必承擔長期雇傭責任，結果顯而易見。

在日本的慣例下，如果在畢業后幾年內沒進入正社員軌道，日后再想“轉正”會異常困難。

非正規雇員的時薪、年收入普遍低于正式社員，很難享受同等的獎金、晉升機會和企業年金，而且大多只能做流水線最末端的工作，難以累積可遷移的技能。

于是，我們看到現實中正式與派遣員工工作與待遇那種極端割裂。

四、企業保利潤、政府保福利，年輕人則保不住生活

進入90年代后，日本企業部門總體上長期處于“資金盈余”狀態，現金和存款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工資總額和資本投資增長卻十分疲弱。換句話說，公司賬上的錢越來越多，但發到年輕人手里的錢，并沒有同步增加。

另一邊，日本已經是全球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養老金與醫療開支逐年攀升。

政府通過提高消費稅、調整社會保險費率來彌補缺口，負擔更多落在了正在工作、但收入本就不高的中青年身上。

對冰河期世代來說，這形成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自己的工資因為“非正規”身份而被壓低；卻要用這份工資去為父輩那一代的高額福利買單；

五、從工資到婚姻、生育：一場“社會性消滅”

金錢問題不會只停留在錢包里，它會慢慢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縫隙。

1.住房與城市生活成本

在東京和大都市圈，冰河期世代的許多人只能租住老舊公寓、合租房，甚至以“網吧難民”的形式在廉價網咖過夜。

2.婚姻與生育的延后乃至放棄

經濟不安全感與婚姻選擇之間的聯系，在日本數據中有非常清晰的體現，2015年的統計顯示，50歲男性中約有23.4%終身未婚，女性則為14.1%，遠高于戰后早期的水平。

各種研究與民調也顯示，不穩定就業、收入不足是許多男性不敢結婚、不敢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姻變成了一道嚴苛的經濟門檻。

3.心理健康與自殺

日本的自殺人數在1998年突然跳升，從前一年的約2.4萬人增至3.28萬左右，此后至2011年連續14年維持在3萬以上。

經濟壓力、工作不穩定、長工時和孤立感，是被反復提及的風險因素。

冰河期世代的許多人，在最需要積累技能與社會關系的年齡段，卻在零碎的臨時工作和長時間的加班中消耗掉了健康。

這不是通過戰爭或災難造成的肉體毀滅，而是通過結構性安排讓一代人失去了積累資產、建立家庭、參與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六、誰在獲益，誰在沉默

這或許可以畫一張“利益分配金字塔”。

頂部，是少數大企業、高凈值家庭和握有資產的人，他們在長期通縮與低利率時代，通過資產保值增值受益；

中部，是保住了正式職位的中老年員工，他們在公司內部具有話語權，也往往是政治上的積極投票者；

底部，是非正規雇傭為主的年輕與中年勞動者，他們話語分散、組織薄弱，很難在政策層面發出統一的聲音。

這種結構性分布，使得一種敘事特別容易流行，“年輕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不夠努力、不肯吃苦。”

它通過媒體、勵志書籍和企業培訓不斷被重復，把制度問題轉化為個人道德問題，“不穩定”被說成“多樣化的工作方式”，“低薪”被包裝成“自由與靈活”。

這種敘事之所以有效，不只是“陰謀”，還因為，日本的中老年選民確實害怕福利削減；企業也確實面對全球競爭和股東壓力；政策制定者在“增長vs再分配”之間，常常選擇成本更小的那條路。

這不是某個壞人的陰謀，而是一整套制度在既得利益與現實中做出的“理性選擇”，但對冰河期世代而言，這種理性，是冷酷的。

七、遲到的政策補課與別處的影子

當時的日本政府也并非完全無動于衷。

從2019年前后開始，“就職冰河期世代支援”被正式寫進政策文件，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面向40歲左右人群的職業培訓、轉正支援、公共部門雇用等措施，希望幫助他們轉入穩定崗位。

疫情之后，隨著勞動力短缺加劇，一些企業也開始意識到，忽視一代人的技能與潛力，本身就是一種浪費；近年來有數十萬人通過再培訓與中途采用獲得正社員機會，但與整體規模相比，仍只是冰山一角。

從政策角度看，這些努力當然值得肯定，至少承認了“問題不只是個人不努力”；也為“同工同酬”“轉為無固定期限合同”等改革鋪路。

但從個人來看，這些補救顯然來得太晚，許多冰河期世代已經度過了技能累積的黃金十年；在高房價和不穩定收入夾擊之下，他們早已錯過了購房、結婚、生育的窗口；心理和身體健康也已經為長期的壓力付出了代價。

日本今天的極低生育率、高單身率、勞動力不足、財政壓力，其實都與此相關：一代人缺席了中產階級的位置，也就缺席了消費、育兒、納稅和社區建設。

在任何一個快速老齡化、增長放緩的社會里，會選擇由誰來承擔成本？

又愿不愿意承認，那些在角落里沉默的中年人，其實支撐著表面上的“穩定”？

注：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