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不再為“資歷”買單：新導演如何接棒？

文｜33

今年電影市場的一個顯著趨勢是：資深導演作品頻頻遇冷。

《封神第二部》《紅海行動》《射雕英雄傳》《你行！你上！》《東極島》等備受期待的大制作，票房均未達預期。這反映出觀眾不再單純為“資歷”買單，也不再輕易接受那些與當下脫節的敘事與價值觀。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批新導演的作品正持續帶來驚喜。無論是暑期檔的《捕風追影》，還是國慶檔的《畢正明的證明》《震耳欲聾》等，均在故事內核、影像語言或是情感共鳴上給觀眾帶來全新體驗。

這一切也印證了：電影市場呼喚新鮮血液，需要真正與當下接軌的價值觀、富有生命力的故事，以及不設限的創意來重新激活。

而“海納國際青年導演發展計劃”便是這樣一個平臺。在第七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上，一場聚焦“海外青年導演的市場路徑”的海納圓桌對話再度展開。然而，在整體行業氣氛低迷、增長乏力的當下，即便越來越多在海外學成的青年導演陸續回歸，也往往難以找到施展才華的空間與路徑。

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他們究竟還能如何突圍？他們的未來又可能指向何方？

青年導演第一課：別自嗨，要共鳴

在當下的華語電影圈，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越來越多在國外一流電影院校學習過的年輕導演，正選擇回來拍電影。

他們帶回了國際上最新的講故事的方法、技術上的高標準，以及對電影產業的全球視野，個個都充滿熱情，想在國內大展拳腳。不過，這條路走起來并不輕松。很多人回來之后新鮮感還沒過，就碰上了現實的難題：他們在國外學的那套“國際語言”，怎么才能跟國內觀眾真實的生活、文化的根，還有不斷變化的喜好對話？

這不僅僅是技術或美學的融合，更是一個根本性的創作意識問題：青年導演究竟應該拍什么樣的電影，以及以什么樣的意識去拍？

大麥娛樂總裁李捷分享了一個例子：一位年輕導演拿著一個精心打磨多年的劇本尋求支持，故事講述中國留學生與一位非洲裔朋友在紐約相識，因共同想去非洲從事公益而產生分歧，最終分道揚鑣。李捷看完后坦言：“這確實太難讓國內觀眾代入了，基本上每一個點都是國內不熟悉的場景。”

他還從投資與宣發的角度點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很多觀眾甚至是從簡介開始就放棄了一部電影。

“就是那么100個字。你可能拍了五年，花了很多的錢，但是100個字就把你的命運決定了。”

知名電影編劇李媛進一步指出了當下觀眾心理的深刻變化：“我覺得現在的觀眾可能更多會期待你的電影是怎么來服務于‘我’。‘我’會提前判斷‘我’能從你這里面獲得什么，如果‘我’找不到那個點，就不會去看。”

凡此種種，構成了擺在青年導演們面前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雙重挑戰：一是跨文化背景下的創作定位與深度融合，二是建立起一種強烈的“服務觀眾”的創作意識——你的故事是否與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呼吸相關、情感相通？

電影學者、監制、制片人焦雄屏對第一重挑戰看得很透。她說，這種融合不是簡單地把國外的東西照搬過來，而是一件需要智慧和耐心的事。“并不是你一回來，立刻就能在產業生根，或者是理解當今的市場。”她以當年楊德昌導演引入新的布光理念卻遭遇團隊抵制的例子說明，即便是一個技術選擇，也需要找到與本土工業習慣溝通的路徑。

焦雄屏接著提到了導演李安的路子。她覺得，李安擅于用國際化的創作手段，去深挖或連接本土的文化情感與生命經驗。“他很聰明，用西方敘事講了一個中國的故事。故事里頭裝的，是非常中國、非常個人的情感和家庭難題。”諸如此類的實踐表明，融合的核心，是讓技術服務于對本土經驗深刻而獨特的表達。

而真正完成這種表達，還意味著必須面對第二重現實挑戰：如何與觀眾建立有效連接，讓故事真正被看見、被感受。李媛給出了一個務實的建議：“我覺得新導演的第一、第二部長片，最好不要做自己的原創故事。”

她特別提到，在國外待久了的導演，生活根基需要時間才能和國內大多數觀眾的現實接上頭，如果一開始就拍非常個人化的原創故事，很容易讓觀眾覺得有距離感。

但這不意味著導演不該有原創，而是指出了一條更穩當的路：先借用一個已經扎根于本土的好故事（比如改編或者有人委托的項目），來慢慢理解、適應國內觀眾的情感節奏和敘事習慣，等摸清了門道，再把自己的作者風格注入進去。

海納青年導演傅尚斌的跨學科經歷，則從另一個角度回應了這兩重挑戰。他從經濟學跨界，通過攝影切入行業，他的體會是：“導演最簡單要具備的是對人生的看法和感悟，那種共鳴和敏感度是非常重要的。”

這意味著，無論技術多么精湛，背景如何多元，導演最終的功課依然是理解人、理解時代，并提煉出能引發廣泛共情的故事內核。這種對生活的洞察力，才是跨越文化差異、連接觀眾內心的真正橋梁。

產業托底，青年演員才能“冒頭”

電影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斗。一個青年導演的成長，固然需要個人的才華、堅持與清醒的創作意識，但如果沒有來自電影產業本身的系統性支持與清晰的角色分工，再好的苗子也可能在復雜的工業體系中迷失方向，或是在市場的初次碰壁后沉寂下去。

因此，當我們將目光從導演個人的創作挑戰移開，投向更廣闊的產業環境時，一個同樣關鍵的問題浮現出來：當前的華語電影產業，究竟該如何搭建一套有效的培養體系，來托舉這些新生力量？

首先，一個長期被模糊卻又至關重要的角色亟待“正名”——監制。在當下的行業語境里，“監制”一詞似乎被賦予了過多且含混的職責。那么，一個理想的、能切實幫助青年導演的監制應該做什么？

焦雄屏以自己擔任監制的經驗給出了答案：“監制的職責，包括尋找資金與合作對象，找到最合適的導演、編劇、剪輯、攝影，組成一個制作團隊。影片完成后的行銷、賣片以及去電影節，都是監制的責任，而不是現在這樣，變成一種榮譽性的頭銜。”

換言之，真正的監制是項目的“總工程師”和“第一責任人”，不僅要在創意層面為項目把握方向、定位調性，更要在執行層面整合所有資源，搭建團隊，并負責將作品推向市場。對于經驗尚淺的青年導演而言，一位具備這種全方位能力的監制，能幫助他們在創作與市場的雙重風險中穩定方向。

李捷也表示：“未來海納青年導演的電影長片，我們都要找一個好的監制，可能是一個優秀的大制片人，也可能是優秀的大導演，讓他真正能帶著年輕導演拍一部好的作品。”

其次，在電影人才培養的路徑上，我們正逐漸看到一種趨勢：從以往注重培養“細分人才”，轉向越來越重視“復合型人才”的塑造。這不僅僅關系到導演、編劇等個體創作者的能力結構，更深刻影響著未來電影工業化團隊的整體協作效率。

在這方面，海納國際青年導演發展計劃項目海外發展顧問鄭非所分享的南加大經驗，提供了一個重要參照。作為北美最早成立的電影學院之一，南加大自創立起便基于好萊塢的產業需求，將電影視作一門系統化的工業進行教學與實踐。

鄭非具體解釋道，南加大的學生入學后并不急于細分專業，而是先接受全面的電影制作訓練，直到高年級才根據個人興趣選擇導演、編劇、制片等方向。這種“先通后專”的培養模式，帶來兩大顯著優勢：其一，學生未來無論從事哪個具體工種，都能深刻理解其他環節的工作邏輯與挑戰，“不會出現部門之間因為不夠了解而協作不暢的情況”；其二，它自然培養出許多具備跨界能力的復合型人才，“等一個年輕的創作者成長起來，他既可以做編劇，也可以做制片人”。

鄭非進一步指出，這種強調融通與協作的培養思路，在AI技術持續滲透并重塑創作流程的今天，顯得尤為必要和珍貴。

再者，體系化的扶持平臺與計劃，是連接個體潛能與產業資源的“基礎設施”。如同“海納國際青年導演發展計劃”所實踐的，這類平臺的價值在于提供一條清晰、可持續的成長階梯。它不止于資金支持，更是一套“組合式”解決方案：通過開放IP庫降低創作啟動門檻；通過安排進入頭部項目擔任B組導演，積累實戰經驗與行業信用；通過創投評審與專項孵化，為優質項目精準匹配資源，搭建從藍圖到成品的橋梁。

鄭非認為，這種聚焦于特定群體（例如擁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青年導演）的精準扶持，具有獨特的價值。這種系統性的支撐，能顯著降低青年導演在事業早期獨自摸索所產生的高昂試錯成本，讓他們更能專注于創作本身。

小結

電影的生命力，根植于持續創新與真誠表達。但“真誠”不等于自我封閉。正如論壇中談到的，許多年輕導演的“個人表達”，因其經驗過于獨特，往往難以與觀眾建立連接。真正的真誠，是一種試圖讓個人經驗被廣泛理解的努力。

這也正是海納計劃明確扶持商業片導演的初衷——培養像曾國祥、許宏宇等導演那樣的商業片導演，讓深刻的表達通過精湛的敘事贏得大眾共鳴。

同時，創新是電影進化的核心動力。它不僅是技術與形式的革新，更是敘事視角與情感維度的拓展。在技術變革與觀眾習慣快速迭代的今天，電影必須通過創新來保持其不可替代的沉浸體驗與情感深度。

行業的未來，始終取決于能否持續吸引并幫助兼具真誠內核與創新勇氣的創作人才。電影的持久力，正是在這一代代創作者對連接觀眾的追求與不竭的探索中，得以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