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和平 寶刀出鞘時

1945年出生，1965年入行，時至今日，他將整整一個甲子的時間和生命，都投注進了中國武俠電影的創作與傳承中。

世人予他“天下第一武術指導”的美譽，他不應也不接，只是如常地，手撐著腮，走到離擁擠的人群三步外的地方，低著頭沉沉思慮著什么。

走過去，又走回來，七情不上面，始終不離場。

“不回頭”

一身筋骨的赤膊青年黃飛鴻，架起臂膀，兩只手拱成擎杯的架勢，腿腳初初發動時似搖晃不定，實則定力十足，引而不發，極具迷惑性。他的師父蘇乞兒就盤腿坐在一旁，戴一頂黑色圓頂布帽子，泛紅的鼻頭叫人一眼便識得出，他正仰頭，把又一壺美酒灌進嘴中—懾人的醉拳，必得好酒先行飲下。

江湖奇人，奇門和遁甲，一對師兄妹，法力均深不可測。他們各守一處屋宅，相對而立，當中空地上畫一條紅線，二人約定誰也不許逾越。互斗了半生的兩個人，為一個叫樹根的后生，默契地聯手助之，一起闖過天師爭霸賽的一道又一道難關，終存本分道義于了了凡間。

將凌亂頭發整齊束起，走出命中迷障的張三豐，在林間，用太極云手攪得漫天漫地的樹葉翻飛。

陳真把白襯衫的兩個袖子挽起到肘間，一步，兩步，三步，四步，走到師弟—霍元甲的兒子霍廷恩的拳頭跟前。

劫富濟貧的蒙面大俠“鐵馬騮”楊天淳和黃飛鴻的父親黃麒英，兩兩并立在一片火海中的木樁上，腿腿相接、拳拳相護地與敵手大戰了不知道多少個回合，一身烈焰，完全沒打算回頭的樣子。

子彈沾不到基努·里維斯的身上。烏瑪·瑟曼撂倒了所有人。掠過玉嬌龍的那片竹枝，不消多時便被李慕白踩在了腳下，悠悠不問年節。周星馳的巨掌從天際穿云而下。吳京將水缸里的水攪出波譎云詭的氣象。宮二在大年夜的火車站，親自從師哥馬三身上拿回了宮家的東西，雪花落在地上，沒有一點聲音。

宗師陳華順將一條梆梆作響的腰帶緊緊系在7歲的葉問腰間，對他講出了伴隨他一生習武為人的那句話：“一條腰帶一口氣，上了這條腰帶，就是練武之人……”

會議室的門被輕輕推開了，所有人一時間都不自覺地站起身，繃直了腰板，再一聲一聲喊起“八爺”。這是一個已經無從追究準確出處的稱謂，就這么伴隨了袁和平大半生，所到之處，聲聲不絕。

袁和平的出現是靜悄悄的。這間屋子里有他的家人、伙伴，還有幾個慕名而來拜訪的陌生人。他和客人一一淺淺握手，然后便退出門了。第一遭相見，他幾乎一個字也沒有說。

但前文所述的那些畫面、場景、交手、蕓蕓眾生，早已經在這次會面前的數年、十數年、數十年，就被灌入并扎根于我們的眼中、腦中、心中。袁和平20歲作為演員入行，27歲就第一次擔綱功夫電影《壁虎》的動作設計，33歲首次做導演的一年之內連續創作出了兩部經典之作—《蛇形刁手》和《醉拳》。此后他步履不停，《勇者無懼》《霍元甲》（1982年版）《奇門遁甲》（1982年版）《雙龍會》《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太極張三豐》《精武英雄》《水滸傳》《太極宗師》《黑客帝國》《臥虎藏龍》《殺死比爾》《功夫》《功夫之王》《一代宗師》……袁和平的代表作海量等身，與之合作共創過的導演也都極具強烈的個人風格。他穿梭游走于其間，遼闊如天地。

“哪有那么多。很少。我覺得我拍的東西很少。幾十部吧。”此刻，時年80歲的袁和平，對這一番事關他成就的歷數與回望，就只是以這短短四番字句，作為回應，輕描淡寫，模棱兩端。

“我從來不回頭看。”忽然，袁和平把一行字就這么釘在了這里，“過去已經過去了，懷念往事，有什么用呢？懷念往事有點消磨意志吧。還是往前看比較好，一直去進步比較好。我覺得做人應該是這樣的。”

袁和平此刻坐著的長桌對面，白板上，明晃晃寫著一行字：距離電影《鏢人：風起大漠》（以下簡稱電影《鏢人》）交片還有XX天。其中的“XX”是紅色的，其他字都是藍色的。紅色的字下面有明顯的涂擦痕跡，可見是每天都要擦掉新寫的。

“八爺，您真想拍《鏢人》嗎？”

袁和平作為總導演，與他的團隊已經為電影《鏢人》的策劃、拍攝、制作，投入了3年有余的時間。這是袁和平職業生涯里又一部不同以往的力作，一部不同尋常的武俠片。整個創作過程里，每一個與影片有關的細節，袁和平都親力親為。初見那一面，無聲的問候后，他退出門去直接就鉆進了隔壁的剪輯房。與他約定采訪的這一天，我們聊了兩個小時有余后，他也沒有休息就套上外套去了百米外的錄音棚—正有演員在進行部分臺詞的補錄音，他必不缺席。

袁樂琴是電影《鏢人》的總制片人，也是袁和平的女兒。在工作的語境里，她習慣喊他“老板”。袁樂琴和父親一樣的親和，講話總是溫和、善意、體貼。

袁樂琴表示：“八爺很包容我們，就算我們私底下有時候跟他講話很隨意，他也都會認真聽我們在講什么。”她話里的“我們”，是整個電影《鏢人》的創作團隊。袁樂琴和幾位女生伙伴們在后期剪輯階段曾“堅持發言反饋”，說有一場她們“覺得很美”“有一點意識流”“很會touch（觸動）到我們女生的東西”，希望導演可以“拿回來”。“八爺起初也會糾結，然后他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吸收、思考，最終還是擺進去了，留下來了。”

電影《鏢人》改編自同名漫畫。2022年，漫畫第一次被遞到袁和平手中后，他只用了大約一周時間就全部看完了。“他覺得這個漫畫很帶感，每一格都像是電影分鏡。內容也是他喜歡的，覺得很熱血。”袁樂琴說。

決定將投拍《鏢人》作為自己漸至耄耋之年的新挑戰之后，袁和平第一時間約見了原著作者、漫畫家許先哲，后者清晰地記得二人初見那一天的諸多細節。“八爺到得比我早。我到約見的地方時，八爺已經在了。”

許先哲自認是“仰慕八爺多年的影迷”，對袁和平的認知素來是：“香港武打片黃金時代的引領者，世界最頂級的武術指導”。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他，記憶里看過的第一部功夫片，事后方知出自袁和平之手。因此第一次見面，他“非常激動，甚至不大敢相信”。情急之下，他竟脫口而出：“八爺，您真想拍《鏢人》嗎？”對方回：“當然想啊。”就這么一來一回之后，事情順利地得以展開。

他們沒有再多無用的寒暄，直接攤開來聊角色、聊內容。“一說到具體的創作，八爺沒有任何客套的話，而且可以聊很多。”第一次見面，袁和平就已經和許先哲聊到了自己想要怎么去設計幾位主要人物的動作戲風格和細節，以及人物的性格特質。“他會征詢我的意見，跟我證實。”讓許先哲感到“驚訝”的是，才只是第一面，袁和平就和他提到和伊玄—一個故事中“很復雜”的人物，并非絕對主角，但他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層級的角色的“多面貌”和“多層次的細節”。

在整個創作階段里，袁和平始終秉持著“讓大家發言”的原則，“我們真的覺得很幸運，他肯聽我們講。”

同為資深武術指導的香港影人谷軒昭，第一次和袁和平合作，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時。“第一次見到八爺，他已經是宗師級別的（武術指導）了，我還是小孩子，還在做龍虎武師和副武術指導，那是我第一次和像他那么大名氣的武術指導合作。”

谷軒昭留意觀察片場的袁和平，“他在現場呢，還沒有開拍的時候，就在晃來晃去，左邊走，右邊走，想東西。”在其中一個鏡頭開拍前，谷軒昭想到一個主意，想跟袁和平說，“但我又害怕”，后來他還是“鼓起勇氣”說出來了。“八爺聽了之后，就‘嗯’了一下，點個頭。然后他就問我‘你感覺李連杰能做嗎’。我說，以我了解他的能力，他肯定能做的。”對話完畢，袁和平沒再說話，走開了。“又去一邊，走來，走去。”待到那一場開拍時，谷軒昭發現自己的意見被采納了。

“八爺從來不會說‘這個不好’。他都會聽完大家說的，然后自己一個人在外面慢慢走，分析一下哪一個好或是哪幾個好，把它拼在一塊兒……他從來都是接受人家的意見，從里面拿出最好的東西擺在一塊兒。”谷軒昭說。

說到袁和平的兼容并蓄，袁樂琴不住地感嘆連連：“他好包容，而且他能接受、能變通，我覺得你讓一個80歲的老人家這樣子包容、接受、變通，真的不容易，因為他的人生其實很多軌跡都已經定型的，他已經很厲害了，他已經用那么多的作品證明過他是對的了，但八爺也不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的。”

“拍我的戲，必須吃得了苦”

青年演員董思成也曾經在拍攝現場向袁和平提出過自己對于角色的設計和想法，“他都會讓我去試”。

在參與電影《鏢人》的拍攝之前，董思成從未拍過武俠功夫片。但《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黑客帝國》《一代宗師》都是他電影片單里的常客。在他心里，“八爺是武俠電影動作指導的天花板”。

在電影《鏢人》的試戲現場，董思成第一次見到袁和平，“感覺他的氣息非常沉穩”“眼神非常有神”，握手時更是直觀體會到“他的手勁很大”。“他問我有沒有練過武，我說沒有練過武，但是我從小在北京舞蹈學院學舞蹈，對武術也非常感興趣！”然后他向袁和平展示了自己的空翻技能。“他的話不多，但是他的行動讓我感覺到他對演員是非常嚴格和有期待的。”

確定得到出演電影《鏢人》的機會后，董思成自袁和平處只得到了一句話：“拍我的戲，必須吃得了苦。”“我馬上告訴他，八爺，我能吃苦。”

正式開機前，董思成和其他演員、龍虎武師們一起集中訓練了兩個月。“訓練的那段時間，八爺基本兩三天就會過來一趟，看我們的成果。”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袁和平將一個創作觀念逐漸植入這一代年輕演員們的意識里，“他一直告訴我們說，功夫演員不僅要會打，還要會演。動作是外在，情緒是內在，要兩者合一，才是這個人物完整的本身。武戲和文戲是相通的，必須結合起來一起服務于角色。一樣的動作，不一樣的演員來打，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年輕人想做好一個功夫片演員，不是你‘希望’就可以的，演功夫電影是很辛苦的，你一定要不怕辛苦，而且還要學習演戲。你不能光會打，戲不好也沒用，‘打中有戲’才是最高層次的，這個是比較難搞一點，很難有新人能做到這點的。”談起這個話題，袁和平的口氣倏然變得不容置疑。

“他說，武術不是打出來就行，更要打出這個人是誰。他教給我們的不僅是武術動作，而是動作之外思想層面的東西。”董思成深深領受的這份功夫片創作觀念，30多年前，袁和平雖未和當時合作的演員用言語講過，但卻用行動實實在在地永遠留在了作品里。

于榮光深深記得在和袁和平合作電影《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時，有一場他和甄子丹的對手戲，兩個人沒有交手，沒有打斗，但功力已然具現。

“我的個頭高，練的是北派的拳，以長拳、長腿、長腳見長，和甄子丹的南派有不一樣的套路。八爺就讓我削面，讓黃麒英炒菜，用這么一場戲來體現南北文化的差異和人物性格的不同。”于榮光快人快語，這段回憶也隨著他鮮活的描述，穿越了30余年的時間，噴薄著沖到我們眼前。

雖然是笑談，但于榮光在拍攝的當下就意識到了“八爺的牛”，“他為什么設計這么一場戲？這就是八爺最高超的地方。一般的武俠電影里人物的建立，就是打，你打，我打，就完了，就通過武術和套路來體現差異嘛，但八爺用的是文化。《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的高，就高在這里。”

事實上，我們第一次與袁和平坐下來漫談，請他自選幾部自己滿意的作品，他說出的第一部電影，就是這部上映于1993年的《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

“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于榮光回憶道，“有足夠的時間和資金來盡情地創作。”

一場體現“鐵馬騮”楊天淳武功高強的戲，袁和平設計讓于榮光和搭檔演員王靜瑩在藥店的場景內完成。于榮光回憶道：“如今我們在電影畫面里看到的，也不過是一個30秒左右一氣呵成的鏡頭，但在當年，我們拍了十幾天，我不知道從那個高臺上空翻下來多少次，但很多次都不盡如人意，終于有一次，我聽到八爺很輕地說了一句‘ok’。”

于榮光當時不理解，“哇，就這么一場戲，至于這么一次一次拍嗎？拍這么多天。”直到后來自己也做了導演，他終于明白了，“八爺追求的是，藝無止境。”“你打得再好，他也覺得……差一點勁頭，再來試試。”“這種東西不可言傳。就好像今天我們看八爺的作品，很多所謂的名場面也是沒法用語言形容的，他的東西就是會讓你百看不厭，很有味道。”

“差一點兒都不對的”

“就是時間和空間嘛……”

所有的溢美之詞到袁和平這里時，總是會被他三言兩語接住或拆掉，像極了你在他跟前花里胡哨嗚嗚喳喳打了一套亂拳，他只輕輕抬一下手，你就轟然倒地。但他也根本沒想傷你，馬上又會一把拉住你，讓你重新站起來。

袁和平耐心講解起那些“不可言傳”的關隘一則：“拍武俠片和做武行都是一樣的，要對時間和空間有把握，鏡頭過來時，你要打到哪一招，就一定要到，時間掐得很準的。演員也要很醒目，知道鏡頭在哪里，打歸打，也不能擋到機器。好的演員是會這樣的。”

沒錯，于榮光當年從袁和平那里也是學到了這一手。“他對時間和空間的把握很精妙，這個拳出得多長，這一腳出得多短，這一招要打多長時間，都需要演員精準地掌握。不僅是演員，鏡頭也要完美地和演員配合，還有燈光、威亞……任何一方，差一點兒都不對的。”

于榮光稱：“八爺是在這行里邊使用威亞的先驅者，最先使用，玩兒得最高明。有些小動作，離地面大概一兩米，轉兩圈，落地，那都是人體自身完成不了的動作，他在威亞的輔助下，能夠實現自己的設計，動作上也相當的好看。”

谷軒昭記得，拍攝《臥虎藏龍》時有一個難點，便是周潤發與章子怡竹林斗劍那場戲，那場戲直到今天都被公認是“難以超越的經典”場面。在拍攝時給到袁和平和他的動作團隊的一個挑戰即在于威亞的設計。“那個竹林很大，我們就想，這要怎么飛呢？只有10天的時間。因為地形原因，有些吊車的位置很難擺。八爺就帶著我們研究，最后決定把拍攝范圍縮小、收窄。那時候我們埋頭在那邊弄威亞，我猜李安導演也不知道我們在干嗎。因為這就是武術指導的工作職責嘛。”

20世紀末，好萊塢奇才沃卓斯基“兄弟”好不容易“搬”動袁和平親往《黑客帝國》劇組，助他們成就了這部經典名作。袁和平不僅將“子彈時間”這一“科幻與武術完美結合的發明”永久賦予了電影，更為珍貴的是，他將中國武俠片的武術指導工作模式和“中國的威亞模式”也輸出給了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

“在我去之前，好萊塢都是用機器操控威亞，機器比較危險，一飛，一撞墻，收不住，就完蛋了。但我們香港style（風格）的做法是用人來控制，比較安全。”“武行有專門操控威亞的人，都是非常有經驗的。”袁和平談及此處，話里盡是知足，“我在為《黑客帝國》工作時，培養了十幾個外國的動作指導和武行，現在他們在美國都是一流的。”“我想這也是對中國功夫片的一種傳播和傳承。”

袁和平以自己的作品之力所達成的文化傳播與傳承，還遠不止于此。

當我們去問袁和平，他依舊是一貫的波瀾不驚：“我不知道我影響過什么。我只是覺得我到今天這個年紀還能拍電影，已經算好了。”

2025年10月，袁和平過了自己的80歲生日。之后袁樂琴就總會對他講：“老板你的人生80歲才開始，80歲正是闖的年紀！”“他聽了后會心一笑，代表他也很認可吧。”

不止一次地，袁樂琴聽袁和平表達過，“他不想退休。只要還能動，他就想做下去。”

“他把壓力都給了自己”

董思成生于1997年，他出生的那一年，袁和平已經接下了導演三顧茅廬請他出手擔任動作指導的電視劇《水滸傳》。在董思成看來，袁和平在電影《鏢人》中給予包括自己在內的一眾年輕電影人“最好的傳承”，就是“給我們年輕人機會”。

董思成在電影《鏢人》開機前兩個月的集中訓練中，找到了少時練舞時的那種“辛苦”而又“真實”的感覺，“身體會疼，但是也開心，因為體會到了努力就會有收獲，每一天都直觀地感覺自己變強了。”他記得很清楚，自己的胯不是很柔軟，每次蹲馬步的時候都不能蹲得很深，袁和平每看到一次都會直接地給他指出這個問題。

更多的收獲來自拍攝現場。

電影《鏢人》有超過一半的戲份都在新疆實地取景，正值盛夏，地表溫度最高時近60攝氏度，太陽暴曬，風沙又大，但在董思成的眼里，“八爺頂多就是戴頂帽子”，“始終在現場，就在離我們演員最近的地方”。盡管演員們在開拍前已經根據各自的角色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訓練和套招，但大部分的創作還是要在現場根據實際環境來進行調整和優化。“我因為有舞蹈功底所以腿部柔韌，側空翻有優勢，我們每個人的特長，都被八爺在現場加進了我們的動作里，打出來確實很漂亮。”

“《鏢人》現場的八爺，非常地認真，非常地專注，而且我覺得他可以給武打動作注入美學的意義，武打不僅僅是一種暴力，更是一種角色表達自我的身體語言。”董思成說。

于榮光也在《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的現場收到過來自袁和平近乎神一般的指點。“他跟我說：小于，你人高馬大的，拳還能打得那么快，腳還能踢得這么好看，你能練到這種程度是非常難的。我們要尊重你的苦練，這個片子里邊，我也會著重地來發揮你這些特長。”也是在那時候，于榮光才了解了自己的“優勢”。袁和平也沒有食言，在電影里，他專門設計了一段楊天淳打給少年黃飛鴻看的武功展示，“那段戲里有場耍棍，完全是京劇跟武術的完美結合。”

這一身在現場根據環境和演員量身定做動作方案、隨時隨地掏出“兵器”的本事，在谷軒昭看來，是“必須的啦”，“之前香港電影都是這樣的節奏，很多時候都根本沒法事先預知拍攝環境是怎樣的，就必須隨時隨地想辦法。我們都是習慣了到現場馬上觀察、馬上腦筋轉起來。”

谷軒昭還記得拍《臥虎藏龍》時，是袁和平第一次和李安合作，“李安導演大概也很緊張。第一場戲開拍之前，李安專門找到我們，問八爺可不可以中午吃完飯之后，先在酒店樓下的會議室套一下晚上要拍的東西，因為我們第一場戲是夜戲。但我跟八爺以前都沒有這個習慣的，我們通常都是現場見，要看過場景的環境再來現場調整設計。”

《臥虎藏龍》因為拍攝制式不同，許多事情都有比較早的準備，即便如此，現場依舊會有許多不可預見的突發情況。谷軒昭舉例講給我們聽：“打比方說，這一場戲是周潤發打，那如果本來設計的動作，他在實際的拍攝場地里打得不順手，我們就不能硬要他打，就要改到趁手為止。”

做袁和平的“副手”和“搭檔”多年，谷軒昭從未見過他執拗地非要堅持什么不可，“八爺不會勉強人，演員如果做不到的動作，那我們就再想辦法。有一些動作如果有危險，他也會首先考慮演員的安全和狀態。有些東西必須要給你做，我們才給你做的，有些真的有危險的，我們就請替身演員做了。”

所有的受訪對象無一例外地告訴了我們一個完全一致的信息：在他們與袁和平相處、一起工作長則40余年、短則兩三年的時間里，他們從未見過袁和平生氣、發脾氣。

“他從來沒有跟我們發過火，”谷軒昭說，“他都是自己頭撞墻，拳頭打墻，都是他自己痛的，他不會跟人發脾氣。”這些場景，都是袁和平講給他的，說是自己年輕時會做的事，“但我跟他在一起之后，都沒見過了。”

在袁樂琴的記憶里，無論是作為父親還是作為老板，袁和平都從未嚴苛對待過身邊人。“他不會要求我什么，但你知道他會希望你很好。例如說，如果你跟他講，這次考試你考了第八名，他就會說‘你怎么不考個第一名’那樣比較傳統式的爸爸會說的話，但是你沒有達到他的要求，他也不會怎么樣，就只會很溫柔地說，你要加油。”

在工作的語境里，袁樂琴也從沒有見過袁和平給別人施壓，“其實他的地位跟他所承擔的責任，有的時候真的壓力蠻大的，但他蠻豁達的，雖然他表面常常會說很擔心，也常常會把東西先想到最壞的一步，比較悲觀主義，但是他對我們總是很寬容。八爺也常說，如果你給一個演員設計了一套動作，他（她）做不到，你也不用勉強，設計另一套他（她）能做到的就好了，一樣也可以拍得很漂亮。”

“他把壓力都給了自己。”袁樂琴說。

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累積，谷軒昭也能獨當一面做武術指導之后，他才終于懂了袁和平，懂了他“為什么要頭撞墻”。

“你比方說，一個鏡頭本來設計好要打十下，演員打到第八下，哎呀，就打錯了。差兩下就打完了，而且那組鏡頭其實是非常完美的，就差這兩下。你也沒辦法去怪任何人，就是可惜，沒辦法，就再來吧。”結果等到下一個鏡頭，十下都打完了，沒有問題，可能攝影機或者燈光或者威亞又出了瑕疵。

谷軒昭也會在某一個時刻思忖，“八爺也想過要發脾氣吧……”“我問過他的，我說你為什么不罵那個人？他就跟我說，你罵他（她）也沒用啊，不會就是不會啊，難道你罵完了，人家就會了嗎？你不會翻跟頭的，難道我罵你之后你立馬就能翻嗎？不可能的嘛，對不對？”

“八爺，您為什么不發脾氣，都要自己忍住呢？”面對面交談時，我們也把這個問題拋給了今天的袁和平，得到了和當年的谷軒昭幾乎一樣的回答。

“你發脾氣有用嗎？如果他（她）是能做到的，你講三句，他（她）就能做到。做不到，你發脾氣也沒用，你就不要罵了。”

我們目前所見的幾乎所有流傳下來的香港功夫片里，每一個鏡頭里的所有部門，都要配合到極致精妙，要做到絕對的完美，實非易事。想來，遺憾也大抵無處不在。

于榮光忘不掉《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拍攝期間，他聽到袁和平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再來一條吧”。“有一場戲，拍了十幾遍他都不滿意，就總說：差了一點兒，再來一條吧，你還行嗎？我說沒問題啊！其實我已經累得腿都打顫了。”后來他自己做了導演，終于理解了袁和平一直讓他“再來一條”的意義，“就是總會覺得可以更好，但最好的永遠是下一次。”

袁和平似乎不愿多談“遺憾”二字。“一部戲拍得很好，我當然很滿意了，那你問有沒有遺憾？有！改一個拍法可能比這更好。每部戲我都有這樣的感覺，但你不能總想那些過去的事啊。沒有那么多時間想‘遺憾’的，沒有時間想。”

“他怎么可以這樣分秒必爭？”

一樁小事，雖不涉及任何要害，也著實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吊足了我們的胃口。

這個信息第一次是袁樂琴告訴我們的。電影《鏢人》整個的拍攝時長預計是120天。“結果在兩個獨立場景各自占去兩個星期才拍完的情況下，八爺提前4天殺青了。這樣一算，八爺拍得好快。”

重點來了，由于拍攝任務密集，全劇組在新疆外景實地拍攝時，只給大家放了一天假。結果就是在這唯一的一個休息日里，袁和平自己驅車，去了鄰近的克拉瑪依市，只為看一場電影。袁樂琴覺得不可思議：“他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往返車程要3個小時？”“如果知道要這么久，那到底是什么電影，值得他這么長途跋涉？”“有時候我們都會偷懶，八爺他怎么可以這樣分秒必爭？”然后袁樂琴馬上把自己的猜測和理解綴在了后面：“我猜八爺是不是不僅把電影當成自己的工作，也當成了自己的娛樂，或者也是一個休息。他也會一直想要了解現在市場上的電影什么是好看的、受歡迎的，如果一部片賣得很好，他可能也想知道到底是為什么。”

我們就這么一直揣著這個問題，把它帶到了袁和平跟前。

“拍攝《鏢人》期間，到底是一部什么電影，讓您跑了這么遠？”

“我都忘了看什么戲了。”袁和平微微垂下眼簾，還沒等我們再追問，就好像預見到了什么似的，直接搶答了，“其實我也不累，就趁中午去了幾個小時，也還可以了，那個時候《鏢人》的戲差不多拍了一多半了，我已經知道后面怎么拍了，所以還可以了。”

谷軒昭告訴我們：“八爺一直很愛看戲的……以前在香港，大家也都會去看午夜場，看看什么電影賣座。你既然還在干這個活，就不只是為自己干，你不能做觀眾不喜歡的東西對不對？”

“對哦……”袁和平隔空給出老朋友一計回應，“要時刻留意一下，什么片拍那么好，什么片拍得那么爛。觀眾不喜歡的片，我也要去看看，記住不要拍成這樣子。”袁和平一講完，圍在旁邊聽的人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

在采訪前，我們便得到了來自各方關于對話袁和平給到的溫馨提示。于榮光說：“八爺不太善于言辭……你訪問他的話，他可能也不會有太多的話，你如果問他‘一直還在創作、還在思考、還在進步的動力是什么啊’這種問題，他大概率只是會跟你說簡單的一句‘哎呀，就那樣啊，反正我就是干活嘛，我工作嘍，總要干的吧’。這幾句話，就完事兒了。”

袁樂琴也說，“等你訪問他的時候就知道了，比如你問他怎么做到把很多事都做得那么厲害的，他一定會說‘我就這樣啊’‘我很普通的啦’。”“但是你不要擔心，如果他一個問題回答得很簡單，你就繼續問，沒關系的，你只要一直問，他就會一直答。”

“我過不了這個坎了，完蛋了”

“我很普通的……”果不其然，他們事先說的話都一一應驗了。

“我小時候從來都沒想過要做武術指導。”“我的身體條件其實不好。”“我是跟著戲班子學練功，比較晚一點，我十二三歲才開始練功。”

為什么會晚？

“懶嘛！”袁和平開自己的玩笑，不遮不掩，幽默也像冷槍，“是真的，練功的時候我是最懶的，我記得我弟弟很勤快。”相比于硬橋硬馬地練功、打斗，小時候的袁和平更喜歡“看書”“動腦筋”“下象棋”，“是不是聰明不知道，我的個性是喜歡安靜了。”

那時候跟誰下棋呢？

“全部是街坊。都跟我差不多年紀，比我大的也有很多。”

您下棋時是那種步步為營、勝負心很強的嗎？

“不一定，經常輸的，遇到高手就輸了。我是最多看三步，人家一看能看十步以上。”

那如果輸了，您會生自己的氣嗎？

“有什么生氣的，技不如人，輸就輸咯。”袁和平露出無所謂的笑意。

但有的人很爭強好勝，如果今天不贏，誰都別走……

“我遇到過這種人了，比我年紀大很多的，遇到這種人，我就趕快走吧，快走。”這下，他笑得更酣暢了一些。

我們在心里默默對袁樂琴講著“謝謝”，是她說的，“你不要擔心……你就繼續問，沒關系的，你只要一直問，他就會一直答。”

應該快了，就快可以觸到一點點袁和平精神形成的內核了。

您是輸得起，對嗎？

“對。我是輸得起的，輸就輸了，為什么要發脾氣呢？為什么要做一個人家看了不喜歡的事情呢？”

要怎么去接受自己的輸呢？

“輸了，你去檢討，對吧。沒有一個人會是常勝將軍，一定有輸的時候的。”

1987年，袁和平獨立擔任導演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電影作品《蛇形刁手》《醉拳》先后上映，在當時一眾相似的香港功夫片里以獨創的喜劇功夫類型殺出重圍。其中，《醉拳》在香港收獲了超過700萬元的票房成績，一時間風光無兩。

“全世界都說很好，很厲害，我自己都嚇一跳。”那時的袁和平還未預見到，他職業生涯里最難挨的日子也將隨之而至。

那一年，袁和平33歲，風頭極盛，他接連拍了《不擇手段》《南北醉拳》，“都失敗了，根本沒辦法和《醉拳》比。”

挫敗感最強烈的時候，袁和平想過“退出影壇”。“我后面拍什么？怎么拍？”“我拍什么才能超越《醉拳》啊？”“我過不了這個坎了，完蛋了。”但也只是想想而已，該做的事他一刻也沒有停。

繼續拍下去，于是有了《林世榮》。“《林世榮》還好，不失敗。”時隔46年再去看這一切，時間給予袁和平最大程度的公平。

從《林世榮》開始，他也終于可以甩掉那個沉重的包袱了。“我想那么多干嗎？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給自己那么多壓力，就好了。”1981年，《勇者無懼》上映，袁和平重新找回自己的節奏和信心。次年，他就完全從自己的興趣和意志出發，拍出了奇絕吊詭的《奇門遁甲》。

那一遭沉浮，教袁和平懂了，過度的壓力會讓人失去判斷力，“結果就是千選萬選，一定選個不好的。”“太在意別人的看法，也會變成無用的負擔。”“人噢，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力從地起

許先哲數次親赴電影《鏢人》的拍攝現場，將袁和平的工作狀態深深地刻入了自己的記憶里。采訪中，他以語言和文字，為我們繪出了這樣一個袁和平。

“在整個拍攝的間隙里面，他都是背著手，站起來，然后低著頭，閉上眼睛，我就知道他在腦海里面把每一個打斗的細節再重新去過一遍，再找到一個可能需要去調整或他覺得可以更加完善的部分，然后，他就會把這個創意想出來，走到演員們跟前，說出他的想法。”

“只要他背著手，一低下頭，整個人的氣場就是完全地專注和聚焦……這個氣場，我覺得是非常富有創作力的一種狀態。”

“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畫面是，八爺在拍攝現場基本上都不坐著，也不會在導演帳篷里面待太長時間，他總是要去現場，在演員打斗的場地跟前，一邊導，一邊在拍，再一邊導，再拍……他就坐不住。”

袁和平的拼，就這樣“震撼”到了許先哲，“他平常就是非常和藹可親、非常謙遜的一個人，像是把刀藏在了鞘里一樣。但他一去到拍攝現場，就把‘刀’拔出來了，整個人就是殺氣騰騰，一往無前。”

最初著手創作《鏢人》時，許先哲的本意就是想要做一部“拳拳到肉”的作品，“我想畫出更能讓人信服的武俠，不是那種架空式的武俠，而是扎根于歷史的，可以站得住腳的武俠。”他也實心實意想要對深遠影響自己的香港功夫片致敬。

電影《鏢人》的開機儀式上，許先哲說：“我從小就看著八爺的電影長大，做了一個武俠夢，我把這個夢畫成了一幅漫畫，這就是《鏢人》。現在八爺來把它拍成電影，就是把這個夢還給八爺了。”

袁和平接住這個“夢”的方式，也一如他60年來所堅持和奉行的那般—力從地起。

袁樂琴告訴我們，這一次電影《鏢人》的武術設計，幾乎都是“以實戰為主，打得很實”“沒有太多飄逸或者不切實際的東西”。“他還是比較注重物理原理，要求所有動作的形成都能夠有根基。就好像你習武，一定得馬步扎穩，才能打得出來。”

谷軒昭對袁和平的“力從地起”有更加深切的感知。他至今都對袁和平在《臥虎藏龍》中的一個設計贊嘆不已。在一場楊紫瓊和章子怡的追逐戲拍攝現場，袁和平拉住谷軒昭說：“前面那些戲，已經叫他們太多飛來飛去的了，這一場，我們可以不讓他們那樣飛嗎？”然后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玉嬌龍輕功一跳，我們就讓俞秀蓮給她的腳踩一下，不給玉嬌龍跳起來。”只是一個簡單的踩腳壓制動作，谷軒昭一直記到今天。“那場戲最后拍得所有人都很過癮，因為既是一個變化，也是一個限制。八爺這一招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厲害的。怎么在那么多的相同里找出不一樣的變化，這對于武術指導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全部都是要借力才能去飛嘛。”袁和平說起這場戲，也講出了一樣的四字歌，“再怎么飛，還是要從地上用力起嘛，全部都是力從地起，不能違反地心吸力。”

谷軒昭記得，從李安第一次找到袁和平說他想要拍“輕功”時，他們就已經確定了，要拍“有力學根據的輕功”。“當時我們都已經很懷疑，因為什么呢？香港的電影已經飛來飛去，飛到都停不下來了。那八爺就說，我們可以拍一些有力學根據的，就比方說，你飛的過程中，下來踩一踩東西。不要一直飛，很奇怪的。”

1982年版的《奇門遁甲》現在看來依舊充滿了神秘的“法術”，袁樂琴笑說父親那時候就是和一伙人一起“古法煉鋼”。那是一個幾乎沒有特效的年代，袁和平一想到這部戲就忍不住撓頭皺眉，“我拍得最累的電影就是《奇門遁甲》，不是難在動作設計，是怎么做‘法術’，每天在現場做實驗，全部是想怎么搞，找了一些研究物理學的朋友來一起研究。不過（結果）很好的，也做得不錯了，這個（電影）。”

《太極張三豐》里有一段李連杰在樹林里練習云手，將周圍樹葉全部攪動起來形成一陣旋風，再團成一個“葉子球”，最后“炸開”的畫面，袁和平說這個設計里有“合理的夸張”，但也沒有使用特效的條件，就想辦法用線把葉子串起來，再隨著李連杰的動作去使之運轉。

那么，又要如何理解周星馳在《功夫》里那從天而降、力大無窮的如來神掌呢？袁和平笑笑說：“那個功夫動作是有點似是而非的，但放在整個電影的敘事和風格里，觀眾也覺得是合理的。”

當我們問及袁和平，一個優秀的武術指導必須要具備的能力是什么，他講出的第一條便是：“經驗是第一了，跟導演溝通最主要，導演需要什么，你要跟他聊得很清楚，你需要什么，你告訴我。”“導演是一部電影的靈魂嘛，你要幫導演完成他（她）的想法。”

“都忘了”

董思成因為一些或許可以被定義為“緣分”的東西，在電影《鏢人》拍攝結束后，依舊可以和袁和平擁有更多創作之外的相處，“他私下里是一個很可愛的爺爺，有點像小朋友，非常直率，會直接說出自己想要的東西。比如，他喜歡吃甜食！”但董思成還是難以忘記電影拍攝現場的導演袁和平，“他夸獎人的方式也是很含蓄的，如果他對你的表現比較滿意，就會在收工之后來拍拍你的肩膀，說‘今日還行’。”他說每每聽到這4個字，就覺得“所有的努力都有了意義”。

“八爺的存在像一座橋梁。”董思成說。

這些年來，在很多不同的場合，袁和平都表達過一個相似的看法，他覺得動作片演員現在有斷層。在袁樂琴看來，父親堅持在當下選擇“拍自己想拍的東西”“把這么多功夫巨星集齊在一起”，“等于也是在培養一些后代吧。這么多人跟他合作過，親身見到他的工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傳承了。”

谷軒昭以前常常會在工作中跟袁和平搭手套招，“他是上手，我是下手。”在他的印象里，袁和平并沒有比較偏愛哪一樣拳法，“他只會在意，怎么打出來更有力，讓觀眾可以透過銀幕看到力量。”“說到底，一個人就只有兩只手、兩只腳，八爺做了半個多世紀的武術指導，能打的東西基本都打過了，但他還是不停在變化、在進步，終究他還是覺得可以一直精進，怎么打是好看的？打到哪里，拳腳的力量可以被觀眾最大程度接收到？就是他不停在思考的問題。”

袁和平之于于榮光則是，“你愿意為了他去拼盡全力。你讓我摔多少下，我就給你摔多少下，摔不好，我站起來，你不要管我，疼是我的事兒，哪兒斷了我自己接去，不要管我。”在他看來，那個所謂的“黃金時代”，不是一個人塑造出來的，而是“無數人在一起合作、較勁，每個人都貢獻出了全部的自己”。“拍電影太苦了，人如果不喜歡，是很難受這個苦的。你去問他：‘八爺，您為什么堅持到現在？’他會簡單地跟你說：‘啊，我也不會別的，我不就會拍電影嗎？’”

于是我們真的去問了袁和平，只是變了一個問法：“您在決定將拍功夫片作為畢生事業之后，心里的目標和愿景是什么？”

袁和平的回答緊跟著就來了，當真跟于榮光的預言八九不離十。“其實沒有。就是一部一部拍。人家都很有遠大的目標、有遠大的愿望，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性格比較隨和吧，過一天算一天，終歸是自由自在比較好一點的，想那么多干嗎，我拍一部戲，我就把這個戲的事想好，要怎么拍怎么拍。”

《鏢人》里其實有一個角色，袁和平覺得和自己“比較接近”，老莫，一個父親，“為了子女什么都可以放棄，什么都可以自己去做，我的性格，是這樣吧。”

袁樂琴想起，父親在很多部影片里，“其實都有刻畫過父子情和父女情”。她出生的時候，爺爺袁小田—中國第一位武術指導，已經去世了，但她依舊可以在自己的父親身上，看到爺爺留下的印記與精神。

袁和平告訴我們，以前家里的家教很嚴，“吃飯的時候我們不能上桌吃飯，父親跟母親吃，吃完才叫我們吃。”但父親對兒女們卻并不嚴苛，除了教給他們功夫，其他“處世做人的都沒有教我們，我們就自己看父親怎么做”。

“他很勤快。拍戲收工回來，晚上他還做兵器。以前的功夫片，很多刀劍都是他親手做出來的，他比較厲害，會做到差不多夜里兩三點。父親的勤快，對我還是有影響的。”

我們好奇，這許多年來，袁和平是否也如《鏢人》中的老莫一樣，守護、保護、幫助了很多人。他的回答甚至是不容再多追問的：“很少，很少。有人求我，我能做到，我一定幫。就這樣，很少，都忘了。”

電影《一代宗師》里，袁和平客串出演了葉問的師父陳華順，只有一場戲。他把一條腰帶牢牢扎在7歲的葉問腰間，然后說了一句臺詞：“一條腰帶一口氣，往后，你就要憑這口氣做人。”許先哲說，他覺得這句臺詞便可以概括自己對袁和平執守到今天的理解，“憑一口氣。”

世人都說袁和平是“天下第一武指”，袁和平對此不接不應。“我從來都不承認自己天下第一，是人家講的。沒有‘天下第一’的。爭什么呢？我都不知道。”

許先哲對此名頭這般理解：“‘天下第一’是一個世人在乎，但是本人應該是不在乎的（事物）。可能做事的人本身就不在乎‘第一’‘第二’這樣的東西，因為他們知道天下有多大，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袁和平完全不吝講出自己的偏愛：“我做武行，開始就是跟張徹做的。他的鏡頭怎么打，怎么拍，我就學。如果說誰對我有影響，唯一就是他。”“張徹的《獨臂刀》是不錯的，有動機，有人性，有感情在里面。”“徐克的《梁祝》也拍得不錯。梁山伯死了以后，祝英臺去拜他那一場，你可以去看看那個。”

關于“過去”和“現在”的話題，至此大抵算是悉數問遍了。我們想和袁和平聊聊未來。“現在，應該是，磨滅了吧。”袁和平的回答，叫我們一時間都有些意外，這個意外卻顯然在他的意料之中，“到我現在這個年紀，還有什么心愿呢？”他狡黠又深沉地繼續慢條斯理道：“希望我可以，還有很多的時間。”

們趕緊拍馬趕上，再度確認：“那您剛才說‘磨滅了’，不是真的吧？”袁和平笑了，兩只手攤開放在桌面上：“應該不是真的吧。半真半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