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說案：輿論狂歡下“孟村殺妻案”死刑判決背后的三重追問

（不消費逝者，只討論案情，不放當事人的任何照片）

十二月九日，河北滄州孟村殺妻案一審宣判：丈夫金昊因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母親張杰以幫助毀滅證據罪獲刑兩年兩個月。

判決一出，網絡瞬間被“大快人心”的歡呼聲淹沒，人們為二十五歲受害者劉某某終于“沉冤得雪”而欣慰。

但在這場輿論狂歡的背后，三個尖銳問題卻愈發清晰：死刑判決是否掙脫了司法理性的韁繩？案件背后的“共犯”真的只有張杰一人？開具虛假死亡證明的醫務人員，為何至今仍未被徹底追責？

輿論對司法的干預，在本案中呈現出罕見的強度。從案發后“#孟村殺妻案#”話題持續霸榜熱搜，到網友集體呼吁“判死刑立即執行”，再到對嫌疑人家庭背景的深挖曝光，公眾情緒始終主導著輿論走向。

不可否認，輿論監督是推動案件公正審理的重要力量，正是在公眾關注下，案件才得以實現異地管轄，避免了地方勢力的干擾。但值得警惕的是，司法裁判的核心應當是證據與法理，而非公眾情緒的簡單迎合。

回顧同類家暴致死案件的司法實踐，我們不難發現量刑的常規尺度。四川玉梅被丈夫毆打致腎壞死，兇手僅獲刑十一年；2024年廣東東莞楊某東殺妻案中，楊某東因妻子提出離婚，先駕車連續撞擊妻子三次，再持刀捅刺造成妻子全身一百三十六處創口，最終致其死亡，即便作案手段如此殘忍，法院仍以“婚姻家庭矛盾引發、案發時系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人”為由，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2023年“男子割喉殺妻案”，丈夫徐某令被判處死緩；2021年11月，天津女子小洋（化名）被新婚丈夫張某育殺害，張某育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限制減刑；更早的2014年，南京公務員劉某殺死新婚妻子，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這些案例并非個例，在故意殺人罪的量刑中，“死緩”往往是法院綜合考慮犯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后作出的常規選擇，除非存在“手段極其殘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法定加重情節。本案中，金昊的暴行固然令人發指，但對比以往判例，一審直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量刑，難免讓人質疑是否受到了輿論情緒的裹挾。

司法的價值在于“懲惡揚善”，更在于“罪刑相適應”，若僅憑公眾憤怒就突破量刑常規，看似實現了“個案正義”，實則動搖了司法獨立的根基。

比量刑爭議更值得深究的，是案件事實認定的完整性。判決書將幫助毀滅證據的責任僅歸于主犯母親張杰一人，但諸多細節顯示，這更可能是一場家族式的“共犯”行為。案發后，張杰連夜清洗帶血床單、清洗監控設備、偽裝受害者“心梗猝死”，這些行為絕非一人能獨立完成。

受害者父親接到的報信電話來自公公，對方僅稱“女兒在急診”，對死亡事實刻意隱瞞——作為當地醫療系統工作人員，公公不可能看不出滿身傷痕的兒媳絕非“心梗”，其隱瞞行為已超出“不知情”的范疇。

根據最高檢理論研究中關于共同犯罪的認定標準，共同犯罪的核心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使未直接實施殺人行為，若對犯罪結果的發生起到“本質作用或重要幫助”，即可認定為共同正犯。金昊父母長期縱容兒子家暴，案發后分工配合毀滅證據、掩蓋罪行，其行為已形成對殺人行為的“事后幫助”，且主觀上存在明顯故意。

僅以“幫助毀滅證據罪”對張杰輕判兩年兩個月，對公公未作任何追責，顯然忽視了這種“家族式包庇”的危害性，也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原則。這種輕判無異于傳遞錯誤信號：家暴的“幫兇”成本極低，縱容暴力無需付出沉重代價。

最令人不安的是虛假死亡證明背后的醫療倫理失守。涉事醫院在受害者全身多處骨折、顱腦損傷的情況下，竟開具“心源性猝死”的死亡證明，若非家屬堅持尸檢，真相將永遠石沉大海。

據最新消息，涉事醫生僅被“暫停執業資格”，這一行政處罰與行為的危害性嚴重不匹配。根據《刑法》規定，醫務人員在刑事案件中故意作虛假證明，可能構成偽證罪，甚至可能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共犯。

更關鍵的是，這張虛假證明并非孤立的“違規操作”。張杰本身就是涉事醫院B超醫生，其丈夫在當地醫療系統任職，很難排除“利用人脈干預診斷”的可能。若僅以“違規”定性，不徹查背后的利益輸送與權力干預，就無法杜絕未來類似的“偽證”行為。公眾的追問并非“苛責”，而是對醫療公信力的捍衛——當死亡證明可以被權力隨意篡改，每個普通人都可能成為潛在受害者。

此外，案件衍生的撫養權爭議，更凸顯了司法裁判的“后遺癥”。三歲的孩子目前仍被金家親屬控制，劉家想見而不得。根據《民法典》，撫養權歸屬的核心原則是“有利于子女成長”，金家主犯死刑、主犯母親服刑、祖父涉嫌包庇，這樣的家庭環境顯然不符合“有利成長”的標準。

但受“父系優先”的傳統觀念影響，劉家的撫養權訴求仍面臨不確定性。孩子若長期滯留施暴家庭，不僅可能目睹暴力場景留下心理創傷，更可能被灌輸扭曲的價值觀，這無疑是對受害者最大的二次傷害。

我們并非否定死刑判決的正義性，金昊的暴行確實罪該萬死。但司法正義的真諦，在于“不縱不枉”——既不讓兇手逍遙法外，也不讓任何一個“幫兇”逃脫追責；既回應公眾的合理關切，也不被輿論情緒綁架。本案中，輿論的價值已經實現：它推動了案件的公開審理，讓家暴悲劇走進公眾視野。但輿論的使命不應止于“喊殺”，而應推動制度的完善。

真正的司法進步，不在于偶爾作出迎合輿論的判決，而在于建立一套穩定的追責體系：對家暴“共犯”依法嚴懲，讓包庇者付出代價；對出具虛假證明的醫務人員啟動刑事調查，重塑醫療倫理；將“兒童利益最大化”作為撫養權判決的唯一標準，杜絕傳統觀念的干擾。唯有如此，才能告慰逝者的在天之靈，才能讓“有幸與你相愛，余生為你而來”的婚姻誓言，不再淪為暴力的祭品。

輿論可以喧囂，但司法必須清醒。當“大快人心”的歡呼聲散去，我們更需要一份經得起法律推敲、事實檢驗的判決。因為只有守住司法的理性底線，才能真正終結家暴的循環，讓每個女性都能在婚姻中獲得應有的安全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