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主任：“輕盈”背后

候場已經一個多小時，上臺前，房主任扶著腰，從凳子上起身，在后臺走了幾個來回。腰椎間盤突出和腿關節的骨質退化讓這一切都像慢動作，久坐久站對她來說都是折磨。

但從上臺那一刻起，她變得“輕盈”。

10月底的周末，北京常營陸港城的波波笑劇場，房主任作為壓軸嘉賓登臺。“讓我們歡迎房主任！”主持人剛介紹完，兩百多名觀眾的掌聲伴隨著歡呼聲響起。

撩開隔簾，快步跨上臺，右手接過麥克風，左手舉高——一個標志性的打招呼姿勢。她臉上帶著笑，聲音輕快而明亮，“大家好，我是房主任。”上揚的尾音未落，身子已彎下鞠躬。

熟悉的開場，歡呼更加熱烈。

脫口秀演出，臺上的喜劇演員和臺下的觀眾之間有微妙的磁場。幾秒內，房主任就感知到，這個場子她能控得住。

這種時刻越來越多，她歸功于觀眾的喜愛和支持。

人們了解房主任，是從她半生坎坷的經歷開始的。房主任，真實名字是房紹莉，在臺上，她講過自己為何決定離婚，又如何走出了山東臨沂的農村。這些曾在節目上公開播出的、讓她爆火的段子無法再在線下演出，但沒關系，如今，她講述的內容已經離“家暴”和“離婚”很遠。

她沉入當下的生活，誠實地打量自己，調侃經紀人，調侃自己紅了之后勇闖時尚圈的尷尬經歷。現掛（即興創作）后忘詞了，就直接把問題拋給觀眾：“我講到哪兒了？”“血壓，血壓。”觀眾接住了她。

在生活的天平上，房主任的“自我”越來越豐富，撬起了另一端沉重的過往。50歲這年，翻過無數山后，她得以遇見一些天命的補償。

在臺上的房主任。 受訪者供圖

講述的意義

第一個孩子是女兒，準備生第二個孩子之前，在村里租房的一個外縣大姐告訴房主任，他們那有一位“很能”的神醫，吃他的藥保生兒子。

坐汽車到縣城，再坐“黑三輪”到村里找到神醫拿藥，回去時天已經大黑，三輪車拉著她在臨沂北部蜿蜒的山里穿梭，她滿心恐懼。

后來她才知道，那是一個獸醫。他的藥自然也不會讓她生兒子，她又生了一個女兒。

一晃將近二十年過去，房主任提起這段經歷還會哈哈大笑。她把這事寫成段子，帶到了脫口秀競賽的舞臺。

生了兩個女兒，被人看不起一度是她隱秘的心事，但也是村里公開的秘密。鄉鄰們免不了暗暗嘲諷。

一次在堂哥家聚餐，男人們當著她的面大聲談論“再有錢有什么用，生兩個女兒，以后錢都是別人家的”，她把筷子甩在桌上，“不吃了。”在這之前，她已經在心里“一百遍罵人，想掀桌子”。事后，大嫂找她說和，“他不是那個意思，你別當回事兒。”

“就是這樣憋屈，你一旦在意，他們會說你太敏感了。”很多農村女性和她有類似遭遇，在房主任的段子里，她們得到共鳴。

講脫口秀之后她才知道，身邊那個十二三歲時認識、外向又活潑的朋友“口丫”，有一瓶藏了18年的百草枯。

“口丫”姓趙，現在兩人年紀都大了，房主任叫她老趙。老趙生了三個女兒后，在年夜飯的飯桌上，婆婆當著她的面讓兒子找別的女人生一個隨他們家姓的男孩。老趙為了家庭選擇隱忍，卻患上抑郁癥，丈夫帶著她逃離家鄉到外地打工。但離家18年，老趙依然沒有走出那些傷害。

房主任在《喜劇之王單口季第二季》的舞臺上大聲講述那些悲傷的、委屈的、憋悶的、想要破口大罵的過往，仿佛是一場隔了十幾二十年的回擊。

老趙把房主任第二輪的表演看了一遍又一遍，請了三天假，在家哭了三天。二女兒覺察出不對勁，打電話給姐姐求助：“你快管管，媽媽又看房紹莉的節目了。”

老趙住在江蘇昆山，房主任在上海開主打秀時，她想辦法調休見了房主任一面：“謝謝你，老房，你終于說出來（我們的遭遇），讓大家聽到了。”

那時的房主任在節目播出后走紅，有人評價“房主任的故事，不只是個人的重生，也是許多女性勇敢追求自我、在笑聲中療愈的縮影。”

但隨贊譽而來的還有巨大的爭議。她被指責段子造假、編造了一個凄慘人生：不像段子里所說的，她其實沒種過地，也沒做過環衛工，而是靠前夫開水果店養全家等。她邊看評論邊哭，后來不得不發視頻一一反駁：前夫瘦小，干不了體力活，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勞動力；她不僅當過環衛工，還在工地搬過磚，4S店里洗過車，工廠干過加工活。

老趙的感謝信息再次發來——她說，那些說不出來的話折磨了她許多年，“能跟誰說？誰能聽？”現在，她扔掉了那瓶藏了十八年的百草枯。

房主任回復她：“老趙，哪怕只有你一個人釋懷了，我挨再多罵都覺得值了。”她也釋懷了。

過自己這關

節目播出，段子里的每一句話都被人拿著放大鏡審視。有記者到她的村子探訪，有鄰居說，房主任前夫早上四五點就起床，不是她在電視上講的啥活都不干的男人。

她越看越生氣，甚至想“不說脫口秀了，要回去告所有瞎說的人。”也沒忍著，她找到那個鄰居質問，為何要說沒有根據的話。

但后來她想通了，兩口子過日子，外人知道的能有多少。

就比如，她在賭場追著前夫打，所有人都看到了，笑話她是“潑婦”。但沒有人知道，最初她也怕丟人，關起門來勸前夫別去賭了，卻被前夫和公公打得鼻青眼腫，躲在家里春節都沒回娘家。

傷還沒養好，前夫又去賭了，她帶著孩子回娘家過了一年。后來她學會了還手，才換來前夫不敢再賭博的結果。

再比如，為了讓女兒不像自己小時候一樣沒有自己的房間，這十幾年，她一直睡在客廳的沙發上。

就算了吧。

房主任。 受訪者供圖

現實和段子當然也有不同。比如，更喋喋不休、打聽東家長西家短的是前夫而非她，被打進醫院的不是前夫和公公，而是她。

最開始在訓練營學寫段子那會兒，她講述婚姻中的家暴、不堪和被重男輕女的經歷，她哭，聽故事的也哭。大家都說這些段子不適合上臺講。

喜劇是讓人笑的，房主任也知道。如果把曾經血淋淋的、已經結痂的傷口再扒開給觀眾看，太過沉重，人們會笑不出來。

“所以要自己先消化掉這些悲傷。”而過自己這一關是最難的。她得回憶，把自己放回當時的場景，和對面的人站在一起，嘲笑自己，思考、表達、反擊。

段子寫出來得拿到臺上去講，但房紹莉一直都不是善言辭的人。在村頭或者聚會上，讓她發個言她都哆嗦。

但有一次，和脫口秀女演員互動的時候，有人覺得房主任有說脫口秀的天賦。

2023年3月，一位脫口秀女演員來臨沂開專場。房主任喜歡這位演員很多年，咬咬牙，花220塊買了第二排的票。臺上臺下互動的時候，演員問房主任是干什么的，她的回答是“村信息中心主任”，也就是在村頭說東家長道西家短的“帶頭人”。這段互動至今仍在網上流傳，“房主任”也成了大家對她的稱呼。

散場后，她加了女演員微信，說也想去說脫口秀。女演員真誠地肯定她，還專門發了一段視頻鼓勵她來沈陽的脫口秀訓練營，給她免了機票和住宿費。

這位演員叫李波，是波波笑劇場的創始人，也是國內女性脫口秀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全國開巡演，把和觀眾的互動搬到短視頻平臺，收獲了千萬粉絲。李波比房主任小5歲，20歲出頭的時候就經歷了家暴、離婚，如今獨自帶著女兒生活。也許是因為有相似的經歷，在鼓勵房主任的視頻里，李波熱情地喊她“大姐”。

那時的房主任有了可以離開家的條件——兩個孩子已經長大，不需要她每天接送、做飯，家里的老人都已去世多年，她有了自己的時間。

上臺之前

10月底這場脫口秀，和房主任同臺的有兩位在沈陽培訓時就熟識的演員，劇場后臺充滿了笑聲。

東北人紹揚，做過廚師、房產中介，是李波的徒弟，大家喊他“白哥”。他打趣走紅的房主任：“老房，以前吃飯沒人帶你，現在找你喝酒都費勁了。”他感慨，前后才一年多時間。

房主任對著鏡頭“控訴”：“（之前）大家不帶我一起玩兒。”紹揚笑著一臉吃驚，“你是火了，不是瘋了。”房主任緊跟著來一句：“我不是瘋了，我是回來‘屠村兒’了。”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在他們中間，房主任顯得很輕松。

她稱呼同一個劇場的演員為“我們家演員”。這是能給她一部分歸屬感的地方。

但一開始不是這樣。劇場演員大多是年輕人，一個“老太太”闖進來，年紀大，剛學脫口秀不久，也沒有什么火的段子，不會寫稿，教也教不明白，生活習慣也不一樣。房主任習慣早起，在家里，她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就起來澆菜、澆花。但在沈陽的宿舍，為了不吵醒年輕的孩子，她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機，一直到大家起床。

紹揚記得，那時候“老房老想找人喝點兒酒，跟大家近巴近巴，說白了就是人情世故。”

年輕人想的是玩樂，房主任想的是“家里的苞米還沒收”。她融不進去。

但房主任的難處年輕人也知道。曾經有人攛掇著讓房主任請大家喝酒，“老太太”趕忙搶著付錢，紹揚氣得離場：“主任還有兩個女兒要養，干嘛老提溜主任。”

現在聊起往事，紹揚接了一句：“當時要知道你火成這樣，多訛你一點兒。”大家又笑起來。

那時的房主任還不懂脫口秀，上臺狀態總是不對。

她帶著口音，人緊繃，話說出口全是抖的，整個場子冷掉，用她的話說，很長一段時間，她講的都是“涼涼”的開放麥。2023年4月，培訓結束，她回老家陪女兒中考，后來再回到沈陽說脫口秀還是不行，只能靠在劇場兼職客服維持收入。

現在她知道了，當時講不好的原因是自己不夠自信，控不住場子。她難免對觀眾有期待，心里總想著：你們笑啊，你們怎么不笑？一有期待就會緊張，“你緊張，觀眾就會擔心，比你還緊張”，在這種狀態下，笑成了勉強的事。

經驗是越過這坎之后才得出的，在坎上的時候只有痛苦。她不知道怎么讓自己自信起來，正處在更年期，身體和精神上的病痛折磨著她。每天逼自己往前走太累了，房主任想放棄。

“你別硬扛，萬一把身體糟蹋壞了，不行就回來唄。”哥哥也勸她。恰逢過年，她回到老家，想著不如重新過日子。

如此生活五十年

“要是沒有你們，我早就走了。”再一次，房紹莉和女兒這樣說。

“你不是為了我們，是你沒有勇氣，為什么非得把責任加到我的身上來？”女兒在情急之下反抗。

這對一個母親來說是一種打擊。但也讓她意識到，她千萬次地說了那句話，將不屬于女兒的擔子推到她們身上。

那天開始，她決定不再給自己找借口，也決定把自己排在所有人之前，“先成為自己。”

在脫口秀舞臺上，我們已經知道了后來的事：房主任決定離婚。

血壓和心臟已經承受不了更多忍耐。過年回家，做好飯，當她再一次看到丈夫拎著勺從鍋里喝粥，怒火又起——女兒有潔癖，30年來，她一直要求丈夫不要再這樣做。

猛然想起吵架時猝死的婆婆，房主任擔心自己也落到這個后果，她提了離婚，帶著兩個女兒凈身出戶。

從小，她被教導要做一個“乖女孩”，為家庭犧牲。在蘇州的工廠，工友們結伴去上海玩，她沒去，她不舍得花錢，掙的錢要寄回給爸媽。結婚了，要當好一個妻子、一個母親，“我從沒想過自己要什么。”

生活有太多始料未及。生第一個女兒時，丈夫家要把孩子送走，她護住女兒，罵了所有人。被丈夫和公公打，她回娘家，母親勸她回去：“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有什么過不下去的？”她想過離婚，也想過自殺，但想到年幼的女兒和哭泣的母親，心有不忍。

回去后，無意間得知丈夫在她不在家時帶著女兒出去賭博，她覺得生活徹底沒了希望。

“我不能讓我女兒也被拖入深淵。”臉面名聲都不重要了。“再賭就一塊兒去死。”她要和丈夫拼命，誰向著他說話，她就跟誰干，干不過就拿著藥瓶子坐進他們家門。

就這樣，從另一個縣城嫁過來的外地媳婦房紹莉，成了別人口中徹頭徹尾的“潑婦”。

但她不在乎，家里算是有了十幾年的太平日子。夫妻倆開了一家水果店，蓋起了平房，供著兩個女兒上學。

她的大部分時間花在照顧女兒上。生二女兒時是剖腹產，坐月子期間還要給老大做飯，時間總是不夠用。騎車去看病，她差點睡著，一下子扎進溝里。

等二女兒上幼兒園，她出去找活兒干。像她曾經在視頻里說的，她去過加工廠、4S店、建筑工地還有磚廠，也當環衛工，不管干什么，能掙錢就行。

同時，她還得打理家內外，院子里、家門口種了各種各樣的花，有梔子花、桂花，夏天，院子的一口缸里開著睡蓮，門口是“螞蚱菜”（馬齒莧），能開五顏六色的花，花期也長。還有格桑花，春天種下去一直開到秋天。

花開的時候，她拍了照片存在手機里。她離開家之后，大部分花已經枯死，只有移栽到公公院子一角的梔子花還長著。

她也喜歡看書，蘇州的工廠有一間圖書室，她一進廠就辦了一張圖書證，沒事就進去看。剛認識前夫時，按照當地的風俗，男方要給女方買東西，她沒要別的，帶著他去買了一摞書，如今能找到的就只有《紅樓夢》了。

這本《紅樓夢》已經被翻爛了，掉了好多頁，前不久，女兒從家里收拾出來寄給她。二十多歲的時候，她喜歡寶釵，面面俱到，跟誰都相處得很好，到三十多歲，就喜歡純粹的黛玉，再后來，她喜歡有能力又有反抗精神的探春。

房主任的《紅樓夢》。 受訪者供圖

現在，房主任喜歡劉姥姥，她欣賞劉姥姥的“逆商”，就是人在面對逆境時的心理反應與應對能力。這也是她最想讓女兒們擁有的能力。

她想，這么多年，她一邊認命，一邊掙命，從一個內向、敏感、自卑的人，成為一個“潑婦”，許多事情她已經不在乎了，除了女兒。女兒是在農村的過往生活中唯一站在她身后的人，也是她唯一想要保護的人。

她的舞臺

離婚之后她意識到，脫口秀或許是唯一一個能讓她走出原來環境和困境的機會。

再去沈陽，她給了自己三個月時間，做最后一次嘗試，“不行就不干這行了。”盤算了一下存款，給女兒預留出學費，每個月再給自己留1000塊錢，這意味著她每天不能花超過30塊錢。

她提前一天在群里報名開放麥，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劇場背稿子，不管準備成什么樣，硬著頭皮也要上臺。

記憶和學習能力已經不如以前，但她一場場磨，直到形成肌肉記憶。

一個多月后，新來的隊長告訴她，在舞臺上說段子，要回到事發時的情緒里去，而不是“朗誦”稿子。她試著卸下包袱，不再在乎觀眾的反應，“我為什么要來到這個舞臺，我為什么要說脫口秀，我就講一點我的事情給你們聽。”她第一次“炸”了場子。

很快，她迎來了一個更大的機會。

今年年初，她報名并入選了《喜劇之王單口季第二季》綜藝節目。報名群里，人名一連串看去，都是業內頂厲害的人，她覺得心虛。

編劇白雪給她做心理建設：“你這么想，他們都努力多少年了，才跟你站到同一個舞臺上，你怕啥呀？”

“對呀，壓力給到他們了，我怕啥啊。”

從4月開始，房主任把所有精力都用來打磨自己的第一篇稿子，也是她為節目全力準備的唯一一篇。第二篇稿子早已經寫好了，沒時間打磨，但在開放麥上的反饋還不錯。

但到了第三輪，沒了存貨。“是真整崩潰了。”房主任不得不在五天之內創作一篇新內容。一連寫了三篇，都被斃掉。等終于寫出來，還有5天上臺，背都來不及，那段時間，她晚上哭，白天起來背，趕開放麥。

她一度以為自己撐不下來，錄制當天，心臟跳到“摁不住”，血壓飆到200，臨上臺還吃降壓藥。當天掃過候場區的鏡頭，都沒拍到房主任——她一直躺在后臺，救護車在場外待命。

上臺時，還是緊張到忘詞，她用打嗝掩飾了過去。再到后面，她已經不在乎結果，“已經走到這兒了，我今年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房主任。 受訪者供圖

第一期節目播出后，房主任火了。

緊接著，劇場推出她的主打秀，她要不斷寫新段子，上臺，每天都是快節奏。過去兩個月，她跑了二十多個城市，前一天還在上海開主打秀，參加衛視的晚會，見節目組。第二天早上六點就要趕飛機到北京，連著講兩場開放麥，晚上十點才回到宿舍。轉天中午，趕到劇場接受采訪時她打著哈欠。

如段子中所說，50歲，絕經和出道一塊兒來。

這背后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她正在遭受更年期的困擾，身體疲勞、頭痛，總覺得休息不過來。她不再像年輕時在磚廠干活，一天下來渾身酸疼，回家睡一覺就好。現在，“一個星期都緩不過來。”她問了很多醫生，當然，都是村醫，村醫告訴她，這是生理上的必經之路，實在疼得受不了就吃個止疼片。她沒空休息，也不知道城里很多同齡人可以去大醫院看更年期門診。

伴隨著曝光和流量，比之前高很多的收入也來了，她終于不用再為生活發愁。

現在，老板給她在沈陽買了房子，戶主一欄寫著她的名字：房紹莉。她形容，“感覺還是蠻不一樣的”——在屋里吵架，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說“你給我滾”。

一個大的變化是，她不砍價了。在老家演出，帶著經紀人去趕集，18塊錢的帽子“一口拿下”，去菜市場買菜，價格是多少就給多少，她知道那些人掙錢不容易。演出票價被黃牛炒到上千元，她哭著求大家別買，害怕觀眾多花冤枉錢。

盡管在別人眼中，房主任已經算是個明星，但走在城市街頭，她手里總拎個塑料袋，裝著饅頭和辣醬。外出演出時，在當地逛，一聽景點票價一百多，還是不舍得花錢。她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進城務工”的普通農村婦女。

“說脫口秀也并不比在老家種地、看孩子高人一等。”房主任一直這么覺得。只是走出來、講出來之后，壓抑多年的心事終于被理解，“有人愿意聽你說話了”，那些過往也就隨之而去了。

新京報記者 趙敏

編輯 彭沖 校對 楊利